不断有麻醉后肠胃系统被内窥过的人躺在床上，躺在蓝色垫子上被推出来，大多数人昏睡不醒，被扣上一只氧气面罩后，他们慢慢睁开的眼睛里全是不知身在何处的茫然。穿蓝衣服的医生（护士？）拿着病历夹，叫着表格上的名字，把他们进一步唤醒。然后，这些从麻醉中半醒过来的人从床上下来，跌跌撞撞出门去了。一点不像去过天堂的样子。当然，也不是从地狱归来的样子。他们在门坐下来，等待检查结果，那一纸对肉身某一部位的判词。
身体有毛病的人真多，自然，在医院的等待总是漫长。漫长的等待在销蚀我对致幻的想象。
终于我也躺到了床上。一个“蓝衣服”让我吞下一管药水，整条喉咙当即就麻木了。但我没有机会试试还能不能发声，人就被推到了有显示屏、有接在长管子上的内窥镜的机器前。一只塑料面罩来到了面前，面罩咝咝有声。我想麻醉开始了。我想，我至少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昏过去的。我还想，最好醒来后还记得昏过去的过程与体验：肉体里那个东西是飞升还是坠落。管子和管子挡住了我大部分视线。我看不到医生的脸，但能看到她脖颈上一串珍珠项链。我想，也许一切就从那些珍珠开始失去实体感，开始虚化的。
于是我决定盯紧这串珍珠。
再睁开眼睛，珍珠不见了，穿白衣服的医生不见了。“蓝衣服”在耳边叫：“醒了醒了！”
我还在想：珍珠。
“醒了，醒了。”
我慢慢坐起身，说道：“完了？”
“完了！”
检查真的做完了。
“回病房吧，报告会送过去，不用自己来取！”
我看了看手上，那管药不知什么时候给推进了身体里，只剩下一支空针管用胶布贴在手背上。真的完了。那些头上有灯、有镜头的管子已经钻到胃里巡视过了。而麻醉剂只是让我迅速地昏睡过去，迅速到连怎么睡过去都没有感觉，迅速到连科幻电影中那些超时空飞行器突然加速时的那种感觉也没有出现。
没有飞升，也没有下坠。也未曾有片刻体会到灵肉分离，所体会到的无非是一个器官有毛病的人在医院照例的际遇而已。回病房时穿过院中的花园，看到一块石碑上刻写着希波克拉底的誓言。上面也只说医生要为病人解除痛苦，而并未声言要在麻醉时给病人特别的、宗教式的体验。所以作为一个病人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但失望总是难免。于是，在病床上挂上输液瓶，又打开那本小书，读诗人关于致幻的体验：
然而，我的脚与腿，仿佛在那里一滴一滴地留下了我的物质重量，开始远离我，在我身体的另一端渐渐变成橡肢。
而在我的嘴巴上，出现了另外一张冰冻的嘴。
冰冻的嘴，我想，并哂哂自己的嘴唇，尝到了药物微苦的余味。
《错过了蜡梅的花期》
几天后，我巳经走到楼下去看入院时将开未开的蜡梅了。也就十多天时间吧，满树的蜡梅已开到尾声了。浓烈的幽香还在严寒中缕缕浮动，但枝上的成串的花朵巳然萎败，要看新开的蜡梅必得是来年的冬天了。
那些人形如鬼魅。
那个“L”形的狭长地段是被淡蓝的冷光所笼罩的，是生死之间的一个过渡地带。那些人形来去飘忽的时候，自然具有某种超现实的味道。
中国文学常被批评缺乏超越现实的能力，我在这么个地段行时，突然相信自已找到了一种方法，就是让写作的人在合适的时刻到这样的地方观察一番，来看看如我这样的术后病人，带着起死回生的表情，在这狭长的通道中间练习重新走向沸腾生活的步伐。
合适的时间：早上六点以前，或者晚上九点以后。之后或之前，活力四射的人，心事重重的人，一身冒着俗气的人来来往往太多了。本该是在静寂中体味着什么、忍受着什么的医院，却热闹如集市。
地点：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第二住院大楼六层肝胆胰外科。
也可以是别的医院差不多的科室。不能是肿瘤科，那里气氛一定过于绝望。也不能是妇产科，那是医院里唯一欢乐与希望能够轻易压倒痛苦的地方。那种从腹腔里拿掉点什么后人还能活过来，并且不太痛苦因而喜忧参半的地方最为合适。据我这些年进出医疗机构的经验，医院里有的是这种地方。
是的，包括我在内的那些人形如鬼魅，在华西医大附属医院第二住院大楼六层肝胆胰外科那个“L”形走廊中来来去去。
他们一个个趿着拖鞋，穿着条纹病号服，都曾被深深麻醉，都曾在堕入黑暗的时候被拿掉了身上某个器官，或某个器官的某个部分。这些人正从麻醉剂残留的威力中解脱出来，所以脸上都带着某种恍然的表情，好像都在费力地用变慢的脑子思索，且不能肯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失掉了一个或某部分器官，于是脸上才带着这样迷惘的表情。他们没有见过这个失去的器官（只是通过疼痛感受过），医生开膛破肚将其拿掉之时，自己在麻醉中昏睡。刚醒过来，或者已经醒过来一小会儿了，病人还对身处何种情境一无所知，就听见教授或他的学生对我说：“完美的手术。手术很完美。”
我想说要看看从腹腔里拿掉的东西，但是氧气面罩让我失去了说话的可能。
出手术室，进电梯，从高处下降，回到病房。回到那些将要失去某个器官或者已然失去某个器官的病人们中间。
几小时前，是坐电梯上升，到陌生的手术室去，被麻醉，被利刃打开腹腔。之前，还要在手术告知书上签字，要自己承担上去了就可能一直上去而不再下来、肉体上不去了灵魂就继续飘升的“后果”。
但现在，这样的情形没有发生。
“下来了。”
“下来了。”
人还在麻醉剂制造的昏昏沉沉的余绪中，仍然听到了等待的人们如释重负的声音。
下来好像比上去容易多了。
三天后，就可以捂着伤口战战競競地从床上支撑起身体，扶着床栏小心挪动步子了。
并且试图走出病房。
手术之后，走出病房对我来说已是一次历险。胸腹部那道伤口不过就十几厘米，却足以使人不能走路，也不敢走路，以至于觉得自己真的不会走路了。每一个术后刚下床的病人几乎都捧着那个被开了子，随即又缝合起来的地方。换药的时候我看了那个地方一眼，十多厘米长的一道子，被几只钉书钉一样的金属钉牵扯在一起，像科幻片里的一只铁蜈蚣，又像一个超现实风格的漂亮文身。只是这个文身没有使人变酷。捧着它，在床边小心挪动脚步，犹如捧着一个易碎的物品，或者，自己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易碎品。
因此，几次艰难挪到门口，又都以退回病房而告终。那么多没病的人熙来攘往，一个个脚步生风，高声大嗓，把走廊变成了一个凶险世界。直到晚上九点，人潮消退，病房才有了点病房的安静。手术后，病人们从床上起来了，从一间间病房向外面探头探脑一阵，然后捧着胸腹部的伤，像捧着一件易碎品一样，捧着整个的自己，慢慢来到了走廊。
一个一个病房的门打开了，从一个一个的门洞里，冒出来一些穿着条纹服的、捧着胸腹部的战战兢兢的身影。都对探身出去将要迈出的下一个步子犹豫不决，最后，都长出一气，对最终迈出的那一步没有踏空，既没有踏着地狱的火焰，也没有踏中天堂的祥云，而是实实在在踏在了医院走廊上而把心从伤口后面放了下去。于是，被伤痛拧紧的眉毛得以小小地舒展一下，脸上露出茫然中夹杂着庆幸的笑容。庆幸是活过来了，又在地上行走了。茫然是怎么活过来的呢？医生知道，病人不知道。上帝知道，凡人自己不知道。
但终究是回来了。重新迈开人生的步伐了。鉴于此，脸上有一点过分的郑重其事的表情是情有可原的，脸上带着点羞怯的、有些害怕的表情也是情理之中的。
我自己也捧着胸腹间的伤迈开了步子。
先是在晚上的九点，然后，是早上的六点。和隔壁那个换肝的人，和再隔壁那个胰腺上长了某种瘤子的人在医院淡蓝色的走廊里相遇，对视，虚弱而苍白地微笑。
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多走出几步。几天后，我已经走到楼下去看入院时将开未开的腊梅了。也就十多天时间吧，满树的醋梅已开到尾声了。浓烈的幽香还在严寒中缕缕浮动，但枝上的成串的花朵已然萎败，要看新开的錯梅必得是来年的冬天了。
《我只看到一个矛盾的孔子》
读《论语》让我明白，在一个封建意识浓重的国度，知识分子从来就处于一种极度的矛盾当中，即便是为知识分子（士）立下许多道德原则的孔子本人，也不能例外。
病痛使时间变得特别漫长。
特别是夜。灰昧不明，没有尽头。好像朝阳破云而出的时刻永远不会降临，世界从此陷入了黑暗。
也许，多病的作家写出绵长作品的原因就在于此吧。不由得想起写《追忆逝水年华》的普鲁斯特。不喜欢他的东西，最根本的原因可能就是不喜欢病。不喜欢病给人的状态，不喜欢散发着病痛气味的文本。
人不能不生病，但我不喜欢病恢恹的文体。所以不会再去读第一次就没有读完的《追忆逝水年华》，也不会读才读了三页就极不喜欢的《尤利西斯》，那是另一种病，精神上的病。
所以，现在躺在病床上重读清新的《小王子》。
这次进医院也没带《小王子》这么轻松的、有真正幽默感的书，带的是另外两本。一本是《法国与德雷福斯案件》，看过同一套书的《黑暗时代的人们》和《科学精神的形成》。一套书如果编得好，彼此之间就会相互映照，相互生发。
再一本，是几年前读过的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国学不热的时候，读过；现在国学热了，热得都不是国学本身了，就想再读读。因为孔子在流行的读物中差不多成了一个心灵鸡汤的调制大师，是一个心理平衡术玩得很好的人——据大众媒体上那些搞廉价心理按摩的专家的说法。老夫子活在今天，不但可以办学收点束脩，还可以开心理门诊，给生活压力沉重、急欲逃离现实的白领金领搞心理咨询。
但，在我心中，他不是这样。
在我的理解中，孔夫子是一个有理想的、有治国之术想要售与帝王家的人。所以，学生问他有一颗价值连城的好石头，是藏在很好的盒子里呢，还是卖给—个识货的商人。孔子连声说：“卖了吧，卖了吧！”（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锡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活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问题是想卖又卖不掉，就造成了他人格上的矛盾。
有理想有抱负的时候他是可爱可敬的。他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老夫子说：要信仰坚定，喜爱学习。不去危险的国家，离开动乱的国家。天下太平就出来继续售卖理想与治国之术，天下不太平就躲起来在什么地方。这种世故和他.自己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决绝就相互矛盾。
老夫子接着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李泽厚先生翻的白话文是这样：“国家好，贫贱是耻辱；国家不好，富贵是耻辱。”看看，他并不是一味地教育人们安贫乐道。而是说，世道不好的时候，人们用正当的手段，用正常的知识赚不到钱，所以，那是“邦无道”。但是，有点文化的人甘愿为统治者说话已经很多很多年了。不过是今天说到了电视上，说到网上而已。想必他们的话还会在更简化的短信和微博上流传。
读《论语》，很多时候，就是听一个抱负难展的人在长吁短叹。
有诗意的时候，他会感叹“逝者如斯夫”。
也有讨厌的时候，比如《乡党第十》那些记述其举止做派的话。
更讨厌他说过这样的混账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读到这里，便想将这书掷下了。
在官场上有小小顺利时，这个人也是很世故，很遵守官场礼仪的。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李泽厚先生译文：“孔子，走进国君的大厅，弯着腰，好像容不下自己一样。”）
见了国君出来，“没阶，趋进，翼如也。”（也是李译：“下完了台阶，快速前进，像鸟展翅。”那个时代，他们这样的人喜欢宽袍大袖，如果有点风，脚步又快，真会有点要飞起来的感觉吧。
依我理解，这些话，都是孔子教导学生要怎么措手足的。但他自己也是会这么做的，不然老师不会这么去要求学生。至少我们知道孔子这样的人，要求别人能做到的，自己也是一定要做到，能做到的。这一点不像今天的老师和领导，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宣讲的那些东西。
从来不相信什么儒学可以重新成为中国人精神皈依的那些昏话，也不相信断章取义加一些圆润轻浅的生发，就可以让国人焦躁的心脏得到熨帖的按摩。读《论语》倒让我明白，在一个封建意识浓重的国度，知识分子从来就处于一种极度的矛盾当中，即便是为知识分子（士）立下许多道德原则的孔子本人，也不能例外。今天的中央集权国家较之当时陈蔡卫齐之类的封建之国强大不知多少倍，无论规范与利诱的力量都难以抗拒。《论语》当中说得对的地方，人们无从做到，倒是孔子指斥过的现象倒一天天变本加厉。制度（礼）不可靠，人，包括知识分子的言与行都不会可靠。
也许外国人在这方面还坦诚一些，例如，生活在德意志封国众多时代（阿伦特称这样的时代为“黑暗时代”）的莱辛这样说：“我没有义务解决我所造成的困难。或许我的观念总是有些不太连贯，甚至显得彼此矛盾，但只要读者在它们中能发现一些刺激他们自己思考的材料，这就够了。”
我同意这样的话，我读《论语》，也就是在这么一种意义上了。
读这本书的时候，输液瓶高悬在架子上，药水一点一滴从管子中下来，仿佛一个古代的计时器，让白天与夜晚都变得漫长。药水进入静脉，奔向我病变的器官，就这样，我用三夭时间重读了孔子的语录，而且相信很长很长时间不会再碰这样的书了。
现在，在床头待读的书是艾轲的两本《小记事》和莱辛两本关于非洲的书，2007年，她在斯德哥尔摩诺奖颁发仪式上的演讲中谈非洲谈得真好，所以，特别想看她怎么感受与看待非洲。
如果说生病有什么正面的意义，那就是让自己与好多无意义的事情隔绝了，可以静心读书，也可以让那些有意思的念头在心中生长了。
《善的简单于恶的复杂》
虽然说道德有些时候被道德家们弄得很复杂，但归结到每一个人内心道德感的生发，却总是依从于人类生活初始时就产生出来的那种最简单，也最天经地义的逻辑。
总体上说，多丽丝·莱辛算是一个温情的作家，正是这种温情，使她部分写作显得单纯而清晰。英国女作家有单纯的传统，比如曼斯菲尔德——应该是二十年前读过，一个个短篇具体的情节已经淡忘了，但那氤氲的温情与惆怅却仿佛成都冬天的雾霭，随时都可以降临身边。英国女作家更有复杂的传统，比如伍尔芙，但这个复杂并不是历史、政治或当下世相的复杂交织，而是女性主义写作所唤醒的，更有弗洛伊德以来的现代心理学对这种自我分析或者说自我深究所提供的方法。莱辛作为一个英国的女性作家，自然也不能自外于这个传统——或者说“潮流”兴许更为恰切一些。
准确地说，多丽丝·莱辛有时候明晰简单，有时也复杂纠缠。
作为女性作家，当她用女性主义的方式写作，潜入主人公内心进行开掘时，她是复杂的，甚至是夹缠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