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一场叫作时光的旅行
3931500000015

第15章 枕边书(3)

我翻过散兵坑的矮墙,匍匐爬到路边,想看看能否找到敌军的枪口。我看到了。北越军就在村子里,朝四面八方开枪。路面上,分明有一排红色亮点,朝我快速移来,还有子弹从我耳边嗖一声飞过,如此之近,我都能感受到那股冲击力。背后放枪,我恨得咬牙切齿,我赶紧又翻回去。

“科菲尔,敌军在我们后面。叫你的人出动,告诉他们,面朝马路,看到路上任何移动的物体都别放过。”

“遵命,长官。”

我俯卧爬向无线电,听见自己的心脏敲打着湿泥地面。“查理六号,我是查理二号真人。”我想和尼尔联系上。“能听见我说话吗?”只有静电噪声。“六号,二号请求对一号点照明。六号,听见了吗?”还是静电噪声。有位步兵趴在我旁边,拿着M—14枪对着马路。他扭过头来看着我。我不知道他是谁。黑暗之中,我只能看到他无神憔悴的眼睛从头盔边缘下方打量着我。“六号,我是二号。要是听到了,我身后村子有维克多察力队。一支分队已经被自动武器扫射打得无法还击,手榴弹把电话线切断了。请求对一号点照明。”静电噪声像是在嘲讽我,发出一阵嘶嘶声。我一拳头打在无线电上。PRC—10型号无线电是二战老古董,只要出现危机,它就一定会临阵脱逃,百试不爽。

试了足足有十五分钟,我终于连上连总部了。尼尔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交火。

“就在我们身后,是刚才。这会子停了。”

他说:“我什么也没听到啊。”

“长官,那时因为现在停了。之前确实有。能给一号点照明吗?也许我们能逮到那些北越军。”

“查理二号,我之前什么也没听到。”

“六号,就在村子里!维克多察力队就在我身后的村子里,他们和民兵干上了。我第一小组都被打得抬不起头来。”

我明白为何尼尔上尉什么动静都没听到:他位于连队营地,在前线后方半英里之地。他几乎每晚都睡在那儿,或是在指挥处掩蔽壕里睡觉。有天晚上我们尤其体力透支,他对我说:“你们大家伙在那里值守,我却在帐篷里睡大觉,我心里真是不好受。”我回答说:“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查理二号,你们有伤亡吗?”

“没有。”

“你感觉自己能应付过来吗?”

“收到,不过给点照明应该更有益处。”

“随时向我汇报。六号真人离线。”

“二号离线。”

最后,照明也没有来。没人拉我一把。

我向尼尔汇报完之后,这次小战斗便停火了。我们联系上民兵指挥官,他回答说:“现在没事了,北越军走了。”

我又向尼尔汇报。“六号,维克多察力队撤走了。我方没有伤亡,经过搜索核实了。”

“收到,你那边现在情况如何?”

我回答:“一切正常,没有异样。”

第二天早晨,我坐在连队食堂,麻木的双手捧着杯咖啡。那次开火之后我都没睡觉,我们都没阖眼,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据消息,一个营的敌军正朝我们推进。我们严阵以待,保持清醒。敌军某位狙击手时不时开枪,雨下个不停,不过最终无事发生。黎明时,我们回到营地,留下部分人员原地留守或出去巡逻。

当我坐在尼尔上尉对面时,雨还没停。外面,队员们排队到沸水炉子给自己的餐具消毒。我昏昏欲睡,真希望自己能干干净净、不受打扰地好好睡上四五个小时,可是我还要去一个新防守点布置通讯电线。这一整天几乎都要赔进去了。我还要去跟踪我们排的一单“案子”。尼尔在校舍附近发现一堆C类配给品的空罐头,这让他非常不爽。他要求保持战地整洁。所以,我必须去核实谁把这些罐头埋到地里。我自我提醒,千万别忘了这事儿。战场之上,一定不能乱扔垃圾。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告诉我,自己越发人不人鬼不鬼。我顾影自怜。没人逼着我参加海军陆战队,也没人逼我主动申请到连队来。这都是自找的。道理没错,可知道这个道理也解决不了燃眉之急:我太累了,好想睡觉。

尼尔说,他看了我的服役档案,发现我来越南九个月,还没申请过疗养休假。次日有飞机去西贡,还有个空位。他问我,想去西贡疗养休假三天吗?我毫不犹豫就说想。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黄昏时候,绿棕色的迷彩C—130飞机降落在新山一机场(Tan Son Nhut airport)。我们坐汽车前往西贡,车窗上还有铁丝栏,以免有人丢手榴弹搞恐怖袭击。汽车在迈耶庭院(Meyercourt)门前停下,这家酒店是专门给疗养休假的战士预订的。酒店四周的高墙上还有铁丝网,入口处有一个沙袋垒成的哨兵点,一位军警拿把猎枪站岗。我站在位于八楼的房间阳台上向外看,一艘照明船发出一道道光线,照亮了城市南部的沼泽地上空。天际线那儿,炮火一闪一闪,枪声一阵一阵。唉,即便是在西贡,也休想逃出战争的五指山。可是房间物美价廉,有淋浴有床,一张有床垫和干净被单的名副其实的床。我洗了个热水澡,真是人间乐事啊,躺在床上,一睡就是十五小时。

次日清晨,我终于脱离了战争的魔爪。这是该市相对安静的一片区域,街道两边,树高叶繁,散步很久很远也看不到战士、妓女或酒吧,只有寂静无声、绿树成荫的街道,还有白墙红顶的别墅。在一条小巷子里,有一家咖啡店。我走进去吃早餐。清晨的咖啡店凉爽宜人,气味清香,其余的顾客就只有两位越南姑娘,长相可爱,穿着橙色奥黛裙。服务员递来一份菜单。有菜单!我居然还可以选食物,过去几个月都没享受这份过奢侈。我点了果汁、牛奶咖啡、刚出炉的果酱黄油羊角面包。美餐之后,我坐在椅子上,阅读威尔士作家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作品集。这本书是我妹妹送给我的,它带我远离了越南的战火硝烟,飞到威尔士那安定祥和的山脉,以及威尔士布满岩石的海岸,鹭在那自由翱翔。我喜欢《蕨山(Fern Hill)》和《十月的诗(Poem in October)》,不过读不懂《死亡也休想横行霸道(And Death Shall Have No Dominion)》。我对狄兰·托马斯的生活经历知之甚少,不过我猜想,他肯定没有参加过战斗。凡是切身参加过战斗的人,都会坚信,死亡可以横行霸道。

我正要离开时,一位独臂老妇人走过来乞讨。她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五十岁,炸弹夺取了我的左手。1962年,我丈夫在和北越军作战时牺牲了。请赏我二十越南币吧。”我给了她一百,她鞠躬谢谢我。狄兰,你有本事和她说,死亡休想横行霸道。

我在西贡的第二天,在城市一个喧闹嘈杂的封闭市场里碰到一位印度丝绸商,他问我喜欢西贡吗。我回答说非常喜欢。要是和农村的脏乱差比起来,这个城市简直是美如天堂,富丽堂皇。他很伤心地说道:“是的,你说的没错。这个国家不太对劲。我想是因为战争。”

晚上,我在洲际皇冠酒店(Continental Palace Hotel)的阳台上享用了一顿晚餐。这是家法式复古风格的酒店,服务员彬彬有礼却不低声下气,举止高雅却不目中无人。我坐在阳台上一张铺着亚麻布的餐桌旁,边上有道拱门,可以看到外面的街道。好几位法国种植园主人坐在我对面,他们都是当年留在了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殖民者。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发红,穿着棉质上衣,卡其短裤,正在喝冰镇的白葡萄酒,他们那饮酒就餐的闲雅姿态就好像这里是巴黎香榭丽大街或是塞纳河左岸。他们很是惬意畅快。我蓦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看到享受当下生活的人了。

一位服务员走过来,问我点什么。

我用法文说道:“Chateaubriand avec pommes frites, s’il vous pla t(大份烤牛排,外加苹果和薯条,谢谢)。”

服务员是位上了年纪的越南男子,一副老乡绅做派,听到我那不地道的法文口音,蹙眉用法文说道:“Pardonnez—moi, monsieur. Le chateaubriand est pour deux(先生,不好意思,大份牛排是两人吃的)。”

“我知道,我就要点大份。”我改用英文回答了。

服务员继续用法文问:“Bien, Vin Rouge(好的,红酒呢)?”

我半法文半英文说道:“噢,红酒,要一瓶。”

服务员说英文了,“可就您一人。”

“别操心,我能喝完。”

他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便走开了。

等着上酒的时候,我观察对面那些侃侃而谈的法国人,也许说了什么笑话,他们不时手舞足蹈,哈哈大笑,连我这个旁人都不禁觉得心情舒畅起来。这多少与这些人悠闲的姿态有关系,还有他们的朗朗笑声,以及刀叉轻吻盘子的悦耳之音。畅饮一杯也令人神清气爽。吃完大份牛排,干掉了半瓶红酒,我终于知道这是种什么感觉了:正常生活。我睡了两晚踏踏实实的安稳觉,洗了澡,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我觉得自己正常了——我的意思是,我不觉得胆战心惊。我从死亡的牢笼里解脱出来了,远离了前线、受苦受累的农民、伤痕累累的战士、泥泞、大雨和恐惧。我重生了,又爱上了生活。坐在对面的法国人不是苟延残喘,而是活得滋润。眼下,我属于他们这个清平世界。我暂时性地重回人类社会的公民队伍。

我又喝了点酒,白色亚麻餐桌布上的酒瓶留着露珠,那样子真令人喜欢。我突发奇想,要不逃掉算了。这念头真是刺激有趣。我可以留在西贡过点好日子。当然,我深知这是不可能的。身体上,这就行不通。我是白人,就算是和最强壮的越南人比,我也高出好几英寸、重好几磅。军警肯定会把我揪出来的。而且,我对自己的队员还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使命感。他们是我的战友,我不能弃之不顾。逃兵犯下的真正罪行是:离弃战友。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不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全力应战。我们别无选择。逃离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每个人既是为自己也是为身边的人而战斗。除了死亡或重伤,唯一能走出越南的途径就是赢得战争。我们为生命而战。不过,幻想逃离也挺好的,自欺还有选择。

C—130飞机滑行停下,我们二三十个人站在停机坪上。三天的自由生活画上句号了。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年长的枪炮军士讲笑话逗大伙开心。他知道的笑话比舞台剧的喜剧演员知道的都多,他说了一个又一个。他曾参加过硫磺岛以及朝鲜的战役,来越南已经七个月了。他是位老兵,那张饱经风霜的棕色脸颊就是最佳证明。他那如同快枪子弹的笑话让我们乐不可支,我们暂时遗忘了自己即将前往的地方。也许他也在通过这种方法逃避自我。不过,当C—130飞机的舱门打开,里面的尸体,笑话和笑声戛然而止。死尸装在绿色橡胶尸体袋里。我们之所以判断出那是尸体被搬下来时,是因为里面的靴子在袋子上造成一个个凸起的隆包——为什么死尸的靴子总让人痛苦不堪?

大家情绪不再,无人言语。我们静静地看着机组成员搬着死尸从活动梯上走下来,然后放到停在旁边的救护车上。那种古老熟悉的感觉又向我袭来,一种令我颤栗的恐惧。那位满腹笑话、三朝战役的资深枪炮军士摇摇头说道:“该死的战争,该死的战争。”

节选自纪实文学《最残酷的夏天:美国人眼中的越南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