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对外孙的学习抓得很紧。由于白天忙于工作，所以常常在夜晚辅导外孙的功课，有时还检查他的日记。她从不娇惯他，从小学起就让他锻炼洗脏袜子，洗衣服，工作人员不得帮助。房子脏了，她督促外孙自己扫除尘土，袜子破了，她告诉他如何拿针线缝补。
仲夏时节，蔡畅和李富春要到北戴河去工作和避暑，这时，正逢小外孙放暑假。李勇能不能被外婆外公带上一起去北戴河避暑呢？对此，蔡畅和李富春早就商量好了，他们要他利用暑假，下连队当战士站岗放哨，学习军容风纪，体验有意义的生活。遵照外婆外公的嘱咐，年仅15岁的小李勇，身着一身旧军装，背着长枪，挺着身架，在中南海西门口站岗放哨，即使烈日当空，他也一动不动。不久，蔡畅和李富春在北戴河接到了小外孙的来信，信中，李勇向外婆外公汇报说，他暑期生活过得很快乐，功课也复习得不错，站岗下连队的任务也完成得好，而且考取了高中，三年毕业之后，立志考大学？
李勇很快就收到了外婆的复信。想到这次肯定是表扬自己的信时，他显得很兴奋。可是，他却边看边皱眉，惭愧之情浮现在脸上。原来，外婆在信中批评他自满了，指出他的“立志”不应是考取大学当专家，而是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要在政治思想上为共产主义事业立下宏大的志愿，否则大学毕了业也容易迷失方向的。
蔡畅就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孙的，想得细致，看得深远。
“大毛”和三毛
蔡畅对周围同志的孩子，也十分关心、爱护。
1953年，她的秘书秦毅敏生了一个女儿，她得知后，高兴极了。出院那天，她让司机用汽车把秦毅敏母女从医院接回来，并亲自给这个小女孩取了名字。她对秦毅敏说：“我是大毛(蔡畅的乳名毛妹子)，安德列是二毛(蔡畅的外孙子李勇，出生于苏联，苏联名字叫安德烈，中国乳名叫毛毛)，你的小女儿就叫三毛吧！”三毛断奶后，不好好吃饭，又哭又闹。对此，秦毅敏很焦急，蔡畅就耐心地教秦毅敏纠正孩子偏食的方法。她说，我们大人一定要注意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
当她听见秦毅敏有时喊小女儿“宝贝”时，马上就给秦毅敏指出：“要喊孩子乖乖，不要喊她‘好宝宝’、‘小宝贝’，要让孩子懂得她应当乖，而不要使孩子觉得自己是‘宝贝’，大家都得依着她，而她就可以为所欲为。”蔡畅对三毛和二毛一样的疼爱，对三毛的成长极为关注。当她发现小三毛的头睡得有些偏时，就赶紧帮着想办法进行矫正。
秦毅敏第一次做妈妈，从蔡畅那里学到了不少抚养教育子女的方法。后来，小三毛随父母离开北京后，一直都十分想念她的“蔡妈妈”。
芳香满中华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得到过“蔡妈妈”爱抚的孩子，都陆续长大成人。有的在军队，有的在政府机关，有的搞科研。他们在工业、农业、文化、卫生、军事各条战线上，勤奋地为祖国建设做着不同的贡献。
“蔡妈妈”爱孩子，孩子们也想念“蔡妈妈。”
住在北京的，一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的“蔡妈妈”，有时还和“蔡妈妈”一起出去游览观光，而“蔡妈妈”总是鼓励他们发奋图强，做好工作，接好革命班。家住外地的，也总是经常不断地写信问候他们的“蔡妈妈”。刘伯坚烈士的儿子刘虎生已经是国家干部了，在他寄给“蔡妈妈”的夫妇合影照的背面，特意签上他的乳名“豹子”；郭亮烈士的儿子郭志诚把他和妻子、儿子合影的“全家福”寄给蔡畅，并在信中告诉蔡畅已由“蔡妈妈”升为“蔡奶奶”了。看着照片上郭亮烈士的第三代传人，蔡畅在心里为长眠已久的战友感到欣慰。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当年的孩子有的逐渐成长为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
蔡畅抱过的小聂力，1988年当选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执委、副主席，名副其实地接了“蔡妈妈”的班；延安时期，蔡畅“袒护”过的李鹏，1988年开始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为振兴中华民族奉献着自己的智慧与才能。1985年，在蔡畅诞辰85周年之际，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给蔡畅送来鲜花祝寿。当时，蔡畅的眼睛已基本失明，当她的秘书蔡阿松告诉她，李鹏副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给她祝寿时，她一时反应不过来。李鹏亲热地拉起蔡畅的手说：“蔡妈妈，我是李鹏啊！我来看望您来了。”当她听清是李鹏来看她时，十分激动地紧紧握着李鹏的手说：“啊！李鹏，是你啊！”
一笔特别党费
狭隘的私有观念，和蔡畅是无缘的。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看作是党和人民的。解放以后，条件变了，可她的生活却依然十分简朴。李富春常穿一套旧军装，夏天穿一身灰布衣服，出门时戴上一顶军帽或草帽，完全是普通老百姓的着装。
蔡畅因外事活动做过几套西服，但那只是工作服，在平日也总是穿一身布衣。蔡畅生前用的几条棉毛裤，裤腰裤裆都打了好几次补钉；她的袜子、睡衣也是破了补，补了破，她的不少衣服只能用肥皂水揉洗，不能搓、不能拧，一搓一拧就得破。
她外孙一条蓝斜纹布裤子，褪了色还在穿，后来实在短了，蔡畅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接长了几寸，新旧两种颜色，外孙不愿穿了，蔡畅拿来自己穿了好几年。饮食上，她从无特殊要求，进城这些年来，她每顿饭都只有一荤一素两盘菜。李富春在世时，回家吃饭，才中午加一碟，炊事员做什么，她就吃什么，从不挑三拣四。
蔡畅自己生活得异常节俭，对同志却甚为慷慨大方，一旦发现谁生活有些拮据，便立刻解囊相助。有位工作人员，由于家中人口多，生活十分艰难，她就经常汇款寄衣物资助他。另有一位服务员，家在农村，生活不宽裕，她就经常给钱资助他，每次都是几十元。这位同志调回家乡后，她还嘱咐秘书给他寄过钱。她对任何人，都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卖一串葡萄，开一个西瓜，她都一定要叫身边的同志来尝一尝。厨师张洪伦因病住院，她特地叫人炖了一只大母鸡，再加上许多水果，给他送到医院。张洪伦出院后，蔡畅又叫人买了几十斤鸡蛋，送到他家里，让他补养身体。
蔡畅简直像团火温暖着周围同志的心，深得大家爱戴。
蔡畅和李富春平素勤俭过日子，每月节省下来的工资，除了有时资助周围有困难的同志外，其余都存入银行。老两口准备日后把这笔存款全部交给党。
1974年春天，医生发现李富春得了肺癌，同时诊断心脏肿大，他住进了医院。1975年1月9日凌晨，当蔡畅奔到病房时，见李富春已停止了呼吸。她抚摸着李富春的遗体，沉痛地呼唤着：“富春啊！我来晚了！”
李富春病逝后不久的一天，蔡畅把秘书蔡阿松叫到跟前，郑重地说：“我和富春生前早就商量好，日后要把我们在银行的存款全部交给党，这是富春的遗愿，我决定尽快了却他的心愿。你看看存款一共能交多少？”
10万元人民币存款，作为李富春和蔡畅的特别党费全部交给了党。蔡畅交给党的不仅仅是钱，而是他们两颗赤诚的心。后来，蔡畅又要把3万多元存款连同利息再次全部作为特别党费上交时，她身边的工作人员提醒她，是否给她独生女儿的儿子留下一点，蔡畅斩钉截铁地说：“钱是党和人民给的，用不了就应该交给党，这也是党的传统。”她还严肃地说：“子孙长大了应当自食其力，自力更生。钱留给他们没有好处。我们共产党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应该是革命的好思想、好传统。”
蔡畅还多次满怀深情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讲：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党的经费没有来源，是靠党员挣钱来养党。党员只要有了职业，有了工资收入，每月除了留下必须的生活费用，都自觉地把省下来的钱交给党，充作党的活动经费，这是党员应尽的义务。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共产党员连生命都舍得牺牲，更何况一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