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是韩愈的一篇重要教育论着，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年)写成并公开发表的。从文章表面看，似乎是应弟子李蟠的要求而写的赠文，但实际上它不是一般的随意发表议论的作品。他对来学古文的弟子特别强调师道，而不谈如何学习古文如何写古文，这是有客观社会原因的。
韩愈为维护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积极倡导复兴儒学和推动古文运动。要做好这两件重大的事，除了大力开展宣传之外，还要汇集志同道合之士，共同努力，形成有力量的社会运动，冲破旧思想的障碍。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不能有什么团体，而师弟子关系比较适合于思想联系。当时没有师弟子密切联系的社会风气，要形成一种新的社会风气，需要有人带头，敢以“师”为职，以“传道”为任，开展“传道授业”的宣传教育活动；还要制造新的社会舆论，从理论上来肯定教师是人类社会的必要工作，教师的职责首要的是“传道”，改变人们的旧观念。
韩愈从9岁在汴州任观察推官开始接受学生，到35岁任四门4博士接受更多的学生，前后六年的教育活动，引起社会较大的反响，有部分人积极赞成，而更多的人则激烈反对。赞成与反对的焦点，集中在师道问题上。社会运动要继续前进，就需要解决思想理论上这个关键问题。他反复思之，议论不能不发，于是抓住对学生赠文的机会，写了《师说》，公开发表了议论。
在教育领域思想斗争中，《师说》提出的新观点，对当时士大夫的旧思想旧习气是一次极大的冲击。由于唐王朝建立以来，宗教势力有所膨胀，儒学地位不高，社会影响削弱，儒学的师道观念已淡化。
再由于科举制度盛行之后，士人依靠文学来争名位，文学的重要性超过经学，学风和思想观念都发生变化，“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竞相显示才能，不以师传为荣，而以求师为耻，当时学校虽有传经博士，科举虽有明经之科，但无人以“传道”之师自任。韩愈感叹说：
“自汉氏以来，师道日微，然犹时有授经传业者，及于今则无闻矣。”
当时知识分子中普遍的风气是“耻学于师”，根本不承认师弟子关系，“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不承认师弟子关系，主要是由于考虑社会地位关系问题。不打破这种顽固的旧思想势力，复兴儒学运动、开展古文运动都要受到阻碍。韩愈挺身而出，敢于为师，凡是来向他请教的，他都不拒绝，“来者则接之”。他说：“人之来者，虽其心异于生，其于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宁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进而不进也。言辞之不答，礼貌之不称，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韩愈有接受弟子的实际行动，又发表《师说》提出新的观点，在士大夫中引起巨大轰动。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到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今世不闻《进士策问》。
《重答翊书》。
4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韩愈与众不同，有了接待后辈的声名，名之所存，谤也随之，庸俗之见的存在，使思想斗争更为激烈。当时柳宗元对韩愈遭习俗攻击时所采取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柳宗元支持韩愈关于师道的主张，指出那些咒骂攻击韩愈的人，实如蜀犬吠日。但他当时政治上处于因罪受贬的困境，他说：“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在衡量个人政治上的利害之后，他不赞同韩愈公开树旗立名的做法，极力回避师名，他在《报严厚舆书》中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无以韩责我。”柳宗元避名就实，实际上也接受弟子，但他处在偏远地区，所发挥的影响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韩愈不畏攻击毁谤，以《师说》为宣言，坚持主张，敢为人师，旗号一张，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引起社会风气逐渐转变，因此《师说》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具有进步意义。
对于《师说》，历来有不同的分析评价。从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师说》在理论上是具有新意的。
1·《师说》由“人非生而知之者”出发，肯定“学者必有师”
在唐代中期“不闻有师”的社会条件下，这种观点是有重要意义的。“人非生而知之者”的论点，直接否定“生而知之”，与儒家传统思想有出入。儒家的祖师孔丘认为“生而知之者上也”，孟轲进一步发挥了这种生而知之的思想，认为圣人是先知先觉者，可以不学而能，不虑而知。历史上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曾对这种唯心主义先验论思想进行斗争。东汉的王符就认为“虽有至圣，不生而智，虽有至材，不生而能”，所以，“人不可不就师”韩愈受王符等人的思想影响，再结合自己对社会普遍观察的结果，得出了“人非生而知之者”
王符《潜夫论赞学》。
的论点，否定了“生而知之”，强调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从而使“学者必有师”这个观点有了充分牢靠的理论依据。就这一点来看，《师说》在认识论上靠向唯物主义，与韩愈自身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相矛盾。既然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人都有不知道的事情，人人就都有学习的必要。如果有疑难而不肯学习，疑难就会长期存在，不会自行解决。所以人必须学习，一定要有教师指导，教师是人类社会一种必不可少的工作。
·《师说》提出“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其本任务自古以来，关于教师工作任务的言论和事例不少，如孔丘，他以教师为职业，教训学生们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他对学生传授《诗》、《书》、《礼》、《乐》，回答了学生们提出的许多问题，虽然他没有具体规定教师的任务，但他实际上是在做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荀况曾说：“师者，所以正礼也。”师长是弟子们学礼的准则；汉代扬雄曾说：“师者，人之模范也。”他们虽然做了教师工作或从某一方面提出教师的任务，但还没有一个比较全面概括的定义。韩愈总结了以往教师工作经验，在《师说》中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规定教师工作的三项任务，都有它特定的时代的阶级的内容。所谓“传道”，是《原道》一文中所论述的儒家的仁义之道，要求按儒家仁义之道去修养，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所谓“受业”，是儒学的“六艺经传”与古文。所谓“解惑”是解决学“道”与“业”过程中的疑问。三项任务中，最主要的是“传道”，“授业”和“解惑”都要贯串“传道”，为“传道”服务，这就规定了教师实际的政治作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在历史上韩愈首先提出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他的文字表述比较概括，比较明确，有主有次，一经《论语泰伯》。
《荀子修身》。
《法言学行》。
5他提出，流传为共知的名言，也为以后的教师所接受。韩愈这个观点，强调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它的影响延续到现代。
3·《师说》提出以“道”为求师的标准，主张“学无常师”
目的是为学“道”，办法是“学无常师”，这种教育思想有历史渊源。《尚书咸有一德》已有“德无常师，主善为师”的主张，有善德的人，即以之为师。孔丘提出“就有道而正焉”，也是主张学无常师。其弟子子贡曾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这就较具体地说明学无常师的主张。但这种思想，到了科举盛行文学风靡的唐代，已被人抛弃了，不再以“道”为求师的标准。
武则天当皇帝时，更无标准可言，任命学官不根据真才实学，诸王驸马皆可为国子监祭酒，学官空有其名，无教学之实。到代宗时甚至由大宦官鱼朝恩兼任祭酒，凭藉权势，以胡说八道滥充讲经。德宗时虽有点不同，但任用学官“多循资序，不考艺能”，任用教师既无公认的标准，一般人对教师也不看重。韩愈极力要矫正当时由贵戚或凭年资来当学官的风气，所以反对以社会地位和资历作为择师的标准。
韩愈认为，教师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传道”，学生求学的主要任务在学道，能否当教师也就以“道”为标准来衡量。谁先闻道，谁就有条件传道，起教师的作用，年龄比较大的，闻道在先，可拜他为师，年龄比较小的，闻道在先，也可拜他为帅，这样做就完全以道为师。因此不论一个人年龄大小，也不论其社会地位的贵贱，凡有道就可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社会上有道的人不少，皆可为师，求学的范围就不应受到限制，而应当学无常师。他举出孔丘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学习的历史事例，说明应该向一切有专长的人学习。善于学《论语学而》。
《论语子张》。
习他人的长处，才能成为“圣贤”。在不闻有师的社会条件下，提倡“学无常师”，当然会使人感到危言耸听，但他借用孔丘的事例来加强论据，使士大夫们无法加以否定。韩愈提出以道为师、学无常师的主张，在当时对打破士大夫们妄自尊大的心理，促进思想和文学上的交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4·《师说》提出师弟子之间可以“相师”，确立比较合理的师生关系韩愈观察了社会中各种职业的人学习的不同情况，经过分析比较，指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认为这种做法合理，比士大夫们表现得更为明智。士大夫应当矫正“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形成相互学习的新风气，相互学习不限于同辈朋友之间，也要实行于教师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年龄有差别，而闻道则不以年龄大小定先后，学术业务也可能各有专长，“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一定样样都不如教师，如果某方面有专长，也可以此条件而转为教师，教师不一定事事都比弟子高明，为了扩大知识，向有专长的人学习，也可以转为弟子，教师与弟子可以相互学习，教学相长，是理所当然的事。他把师生的关系，不再看成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这对强调封建性的师道尊严、维护教师绝对权威的教育思想是一种否定。这种具有辩证法因素的民主性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师说》这篇教育论着，也存在着思想上的阶级局限性，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完全以道统思想为立论的依据。规定教师有“传道”的重任，这“道”在文字形式上是仁义之道，具体内容则是实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道统中的关键人物孔丘被尊为最高圣人，《师说》中的绝大部分论点，都是从孔丘的言论和事迹中寻找历史根据，所以他不可能更广泛地总结经验，提出更多的创见。第二，存在轻视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他虽然提倡“学无常师”，但受了孟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影响，带有封建士大夫的优5越感，瞧不起他认为下等的劳动人民。他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劳动人民被视为下贱愚昧，根本不值一谈，以下贱者的事例来激励高贵者重视从师问道，他把学习的范围局限在士大夫范围里。第三，轻视教儿童习句读的童子之师，认为教习句读，没有传道授业的意义作用重大，对启蒙教育、基础教育意义的认识存在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