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淮西碑》记叛乱，记廷议，记命将，记战功，记赦宥，记论功而总归之于天子之明且断；井井整整，肃肃穆穆，如读江汉常武之诗。西京后第一篇大文字。”(以上见黄华表《韩文道读》，页二一至二二又如《沂国公(田弘正)先庙碑铭》，方苞云：“序简以则，铭清而蔚，兼《尚书》、雅、颂之义而无摹拟之迹。”曾国藩曰：“起最得势，朴茂典重，近追汉京，远法《尚书》。”(马通伯《校注》，页二三三刘大櫆曰：“《佛骨表》是《尚书无逸》”(同上《校注》，页三五四钱基博云：“《平淮西碑》、《南海神庙碑》、《乌氏庙铭碑》、《魏博节度使沂国公先庙碑》、袁氏先庙碑，模范《诰颂》故为朴茂典重，而无一字一句袭《诗》、《书》。”(《韩集籀读录韩愈志》页一三六陈第云：“退之独知五十八篇(按：指伪古文《尚书》)为文字之祖，故《淮西碑》法《舜典》，《佛骨表》法《无逸》，《画记》法《顾命》。”
(苏文擢先生《韩文四论》述阎若璩《潜邱劄记》所引，页六九)；又云：“句奇语重者本乎书诗。”(页六七()《春秋》谨严：《春秋》经文字简质而有法度，《史记孔子世家》云：“约其文词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类此以绳当世贬损之义笔则笔，削则削，夏之徒，不能一词。”按西汉今文义行，史公闻《春秋》经义于董仲舒，董子则光大《公羊》微言大义之学，例如《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鷁退飞过宋都”，《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此等《春秋》原文，本均寥寥数字，而《公羊》逐字阐发其深微之旨意，鲁宣公十二年，《春秋》云：“晋荀林父帅师及其子战于邲，晋师败绩”，《公羊传》释云：“大夫不敌君，此称其名氏以敌楚子何？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竹林》篇，发挥《公羊》之义，谓楚王舍郑，晋不当再击之以伤民，故晋降而为夷狄，楚进而为华夏，故《春秋》用字，抑晋扬楚云云。按《春秋》文字原意，不必皆深微婉曲如此，而今文《公羊》学家恒假之以建立其本身理论体系，后人因有《春秋》“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之说，于是宗经为文者，自亦称《春秋》之“谨严”矣。
韩文用字警策精练，每有弦外之音，细心玩味咀嚼而后得之，其例至多，不烦一一列举。
(3)《左氏》浮夸：《左传》叙事工巧，文采富艳，古来誉者甚多。
唐之刘子玄(《史通申左杂说上》诸篇)，今之梁任公(《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即其二例。苏文擢先生谓韩文之高朗条畅者，本乎《左传》；复广举《平淮西碑》、《许国公神道碑》、《王适墓志铭》、《柳子厚墓志铭》，以至《争臣论》、《送齐皞下第序》诸文，以证其深契《左氏》逆摄、横接、旁溢、反射等独至之奇法。(《韩文四论》，页六七、七○至七一)至苏先生谓“左氏浮夸，特与《春秋》谨严对举而已，4韩文之有取于《左氏》，固不在此。”窃以为“浮夸”固非必贬词，夸饰渲染，亦文家能艺，退之取《左传》之富艳，以增其文采，骋其笔势，亦自往往而有。
(4)《易》奇而法：《周易》经传，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述释宇宙秩序、人事穷通。唐初孔颖达奉敕撰定《周易正义》，其序论第一，《论〈易〉之三名》，即阐扬郑玄依《易纬干凿度》所云“变易”、“不易”、“简易”之说，谓万象繁变，而规律不易，执简驭繁，乘一统万，故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故《易》言天下“奇”变，而其理可“法”。韩子用《周易》之神理于为文，故“不专一能，怪怪奇奇”(《送穷文》)为文章之巨观。至明用《易》义者，如《争臣论》之引恒、虫、蹇诸卦之爻辞，以明君子居时蹈德之异，进士策问，论《易》、《书》经义之异而实同，干坤易简之理，诸如此类，皆见昌黎之《易》学。
(5)《诗》正而葩：孔子立教，屡称诗篇，谓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论语阳货》)“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至托名卜商之《毛诗大序》，有风教美刺之说：《礼说经解》
以“诗教”为“温柔敦厚而不愚”。历代儒者遂奉为圭臬。至比兴寄托，曲写直陈，其文学之想象技巧，尤沾溉后人，下启百代，此所谓“《诗》正而葩”。至熔式雅颂，务为典则之文，已见“上规姚姒”数句之疏义，不赘。
苏文擢先生谓退之“凡以韵语入散文者，除有一二独辟蹊径之外，其法皆自《三百篇》、《楚辞》中出。”(《韩文四论》，页七七)钱基博亦谓昌黎杂着、体制，不外二端，其一原道析理，轩昂洞豁，汲《孟子》七篇之流；其一托物取譬，抑扬讽谕，为《诗》教比兴之遗，如《杂说》、《获麟解》、《师说》、《进学解》、《圬者王承福传》、《讼风伯》、《伯夷颂》等是也。(《韩集籀读录韩愈志》，页一二○·融铸子史(1)下逮《庄》、《骚》：胡应麟谓“庄周文章绝奇，而理致玄眇，读之未有不手舞足蹈、心旷神怡者；故古今才士，亡弗沉冥其说。”(《少4室山房笔丛》卷二十七，丙部，《九流绪论》)出林之士，尤多慕庄生以自放。退之则以山川清淑，必当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于其间，而深惜其迷惑溺没于老佛之学，以观赏逍遥为乐，炼丹服食为能，而不知化成，无能淑世者。(参看《送廖道士序》)故觝排异端，庄周之学，亦在攘斥。至其想像灵奇，文辞放逸，善用寓言，退之非无取焉。
《石鼎联句序》、《毛颖传》、《送穷文》、突梯滑稽与小说传奇同趣，而别饶深厚，可谓善用庄周而不为庄周所溺者。姚鼐谓《答李翊书》学庄子，张裕钊谓其学庄子而得其沉着精刻(《校注》，页九八，《韩文道读》，页六)盖无望速成，无诱势利，加膏养根，水到渠成，此亦庖丁解牛、自然顺适之境。至气盛言宜水浮之喻，亦可谓从《逍遥游》所谓鲲鹏击水搏扶摇而上几万里者化出。(参看苏文擢先生《韩文四论》，页七三吴德旋云：“庄子文章最灵脱，而最妙于宕，读之最有音节能学庄子，则出笔甚自在。”(《初月楼古文绪论》，页二三)薛敬轩云：
“庄子文，好学古文者多观之。(《送高闲人序》)学其法而不用其辞，学之善者也。”方苞曰：“子厚天说似庄子，若退之为之，并其精神意类皆得之矣。”(《校注》，页一五七)，皆方家之言。
刘勰《文心》，以《楚辞》“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盖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故“衣被词人”，非止一代，贾生、柳子、失志贤人、贬逐南荒，同情尤切。
子厚诗文，步武楚骚立意遣词，形迹显似。
退之辞赋，见于集者凡四，大抵多有取于《离骚》之意(马通伯《校注》，页一)。
晁无咎尝取《闵己赋》于续楚辞(同上，页五)取《复志赋》于变骚(同上，页四)，方苞以《独孤申叔哀辞》为学《天问》(同上，页一七八)，《潮州祭神文》出于《九章》及古歌谣(同上，页一八六)《清河间4张彻墓志铭》之铭词，亦出《九章》(同上，页三一六)《讼风伯》亦体近《楚辞》，而别具西汉之朴厚(同上，页三六)《柳州罗池庙碑》“荔丹蕉黄”之辞，更宛然《九歌》，用慰知友之灵(参曾国藩语，同上，页二八六)；沈德潜亦云然(见《韩文道读》引录)，至若《祭柳子厚》文、《祭河南张员外》文，感慨身世，至情流露，尤得《天问》、《招魂》之神韵。(参看苏文擢先生《韩文四论》，页七七至七八()太史所录：司马迁生西汉盛时，职任太史，责在绍述，于是继先人之遗志，步周孔之伟业，述《太史公书》，又以“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八册，页三○八)，此《史记》之所由作也。曾国藩谓“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闳识孤怀”，“过孟坚远甚”。(《圣哲画象记》)鲁迅推《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同前)，可谓知言。
史公善于融范经典子史之文，以至谚语俚词，取精用宏，变化多方，叙事写人，细腻而扼要，历代文家推其散体宗师。曾国藩氏且谓为“文家之王都”，以其“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兼开后世之骈体。”
(《送周荇农南归序》)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更盛推“《史记》如海，无所不包，亦无所不有；古文大家未有不得力于此书者，正须极意探讨，韩文拟之，如江河耳。”“古来善用疏，莫如《史记》；后之善学者，莫如昌黎，看韩文浓郁处皆能疏，柳州则有不能疏者。”“《史记》
未尝不骂世，却无一字纤刻，柳文如《宋清传》，《蝜虾传》等篇，未免小说气用意太纤太刻看昌黎《毛颖传》，直是大文章。”(页二四至二五苏文擢先生谓韩子一则取史公义法为记事之文，一则取史公刚柔相生以成其雄逸，善学龙门者，无以加于此，盖昌黎碑铭之妙，夹叙夹议，《毛颖传》，《张中丞传后序》，《董晋行状》，《柳子厚墓志铭》，《郑群墓志铭》等，叙事而以论断制，皆善学《史记》、尤其《伯夷、屈原列传》诸篇而得。(《韩文四论》，页七八至八○)吴德旋云：“文章之4道，刚柔相济，《史记》及韩文，其两三句一顿，似断非断之处极多，要有浩气潜行，虽陡峻亦寓绵邈，且自然恰好，所以为风神绝世也。”
(《初月楼古文绪论》，页二一钱基博氏论昌黎碑志之文，其豪曲快字，原孟子之跌宕昭彰，与奇字拗语，参扬雄之矜重古在奥者，皆运以司马迁之浩气逸致。
(《韩集籀读录韩愈志》，页一三五)云云，此可见迁愈二子文心之相契。
3·旁采辞赋汉赋承《楚辞》而作，也是一代之文学。
孙梅《四六丛话》云：“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状，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辍翰传诵，勒成一子，藩溷安笔砚，梦寐刳肠胃；一日而高纸价，居然而验土风，不洵可贵欤！”盖汉赋多弘博绝丽，铺陈展衍(参看《文心雕龙诠赋》
篇)或直叙，或设问，章法谨严，用字奇瑰，虽世易时移，仍有可资取法之处。
司马相如、扬雄，传世之名作尤多。扬子云“少而好赋”(《法言吾子》)，深服长卿，谓其赋“神化所至”、“不似从人间来”(《西京杂记》)于是仿《子虚》、《上林》而为《甘泉》、《羽猎》、《长扬》、《河东》诸赋，又拟屈赋而作《反离骚》、《畔牢愁》，反屈子之意而广之。
中岁以后，则以辞赋夸饰，讽一劝百，故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法言吾子》)于是舍文就学，以经莫深于《易》，仿之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仿之而作《法言》。
韩退之尝推之与孟子并尊，共承尼山之学。盖昌黎“取相如之奇丽，法子云之闳肆，故能推陈出新，征引波澜，铿锵金石以穷极声色。”
(刘开《与阮元论文书》)刘大櫆谓“退之文集大成，(《南海神庙碑》)以所得于相如、子云者为之，故叙词祀而《上林》、《甘泉》之体，奔赴腕下，富丽雄奇。”此篇四字之句，凡一百二十馀，得汉赋之气体。
曾国藩谓其笔力足以追相如之赋(马通伯《校注》，页二八○)张4裕钊谓《答刘秀才论史书》中，造句有似子云，而绝雕琢之迹，一归于自然。(同上，页三八七)钱基博谓《袁氏先庙碑》、《曹成王碑》、《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平淮西碑》、《南海神庙碑》等，奇字拗语，运《史记》之浩逸，而参扬雄之矜重古奥(《韩集籀读录韩愈志》，页一三五)《文心风骨》篇云：“锤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退之善学扬马之长，故能风骨遒上也。(参看苏文擢先生《韩文四论》，页八一至八三)。
(引自《唐宋八大家》，台湾书店，98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