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统一教师集体在研究道德修养水平过程中的行动，必须制订有关研究学生情况的细则，用相类似的指标来表明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而专门的教学大纲便是最为大家所接受的，供对学生的道德修养进行完整研究的文件。教学大纲有助于克服个性研究方法上的片面性，帮助教育者充分利用各种途径获得关于学生在道德发展方面进步的资料。大纲由四个部分组成：对社会日常生活条件的研究，对道德面貌形成的主要影响的研究，对衡量学生道德修养水平和道德理想指标的研究。
对道德修养的研究不能脱离开对学生个人道德发展及其理想形成产生影响的条件和因素。为了比较完全相反的态度，凡能说明道德修养水平主要标志的优缺点均应予以考虑。正反对比能更显明地反映学生在道德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也便于统计有关他们的道德修养水平的资料。
然而，有关道德修养水平的鉴定虽然简明扼要，却有不足之处，因为所记载的仅仅是个人品行中的主要优缺点，不可能反映为数众多的中间指数，而这些中间指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个人道德的成熟水平。这种不足要通过统计另外一些完全相反的指数予以弥补。
例如，在了解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对于学习、劳动、公共财物、集体、成年人以及对自己的态度时，要同时了解他在集体中是怎样工作的，个人又是怎样工作的，对同学、劳动、学习的关心程度如何，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在劳动中表现出首创精神和创造性等。同时对于他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消极情绪、只是为了得到奖励而工作和学习等表现以及这种表现是一贯的，还是仅仅针对某些活动或个别行动准则，等等，都应进行了解。例如，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完成集体的要求、关心公共利益、善于扞卫集体荣誉等，都是学生对集体的积极态度的表现。
而学生的消极情绪、孤独、对集体的要求不予理睬、把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对于集体的成败漠不关心等态度，可以说明学生对集体的消极态度。
说明学校教育活动情况良好的“算术平均”指数，总是低于从道德关系观点出发评定这类活动的数字。道德关系反映个人道德的倾向性，而道德的倾向性是由个人的活动和行为的目标和内容所决定的。
长期的研究表明，衡量学生道德成熟水平的最适当的手段是熟悉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活动和交往中产生的各式各样的关系。因此，应该把关系作为测量道德修养水平的基本单位。这种衡量学生道德上成熟程度的尺度，最全面反映了评定个人道德品质发展程度的数量和质量指标间的联系。测量道德上的成熟性本身，就是把已经达到的水平同过去原有的水平作比较的过程。作为反映学生道德发展指标刻度的单位，可以运用那些能反映正面的和中立的、冷淡的和反面的态度的概念，但须与表达高、中、低道德修养水平的那些概念相符合。
弄清楚道德修养水平不仅可以了解教育活动的结果和搞清这些结果跟各种影响的相互联系，还能及时发现学生道德发展过程中的倾向和教育者工作中的缺点。
然而，判定学生道德修养水平的课题在教育学理论上暂时还带有实验示范的性质，只是研究和总结实际经验的初步成果。如何揭示德育成果问题的研究只是在近几年才有所进展。E·B·邦达列夫斯卡娅、H·И·莫纳霍夫、A·B·佐西莫夫斯基的论文是直接论述这个问题的。在其他若干着作中也顺便提到这个问题，不过，对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大实质性价值。
必须指出，“道德修养水平”这一概念本身的内容直到现在还没有确切的定义。H·И·莫纳霍夫提出，把道德修养水平看作某些道德品质的总和，而且还设想把这些品质的培养分为三种水平。Е·邦达列夫斯卡娅则提出，把个性中说明学生个人和社会关系发展程度的主要方面的相互关系作为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的标志。按照她的意见，个性中这些主要方面才应该被当作衡量道德修养水平的指标。
这几位作者提出的揭示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的标准和方法不能认为是成功的。因此，必须进一步研究道德教育成果的指标，以及阐明这些指标的手段和方法。
看一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作者的着作就能明了，对于道德修养水平的测量手段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至今还处于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阶段上。
目前特别注意研究的是能帮助人们取得有关个性主要特征及其表现程度、相互联系、发生变化的性质和速度等方面可靠材料的测定手段。被用作测定手段的有测验题、等级表、登记表、调查表、总结、统计表等。借助这些手段来测定各种品质的特征，使得到的这些特征后来大体上能说明被测定对象的品质。为了便于评定调查过程中获得的假定答案，最常采用的形式是填写：“是”、“不是”、“同意”、“不同意”或者用“+”、“-”符号。
例如，捷克斯洛伐克采用过编制调查表的办法，用来检验学生对外国和本国的认识水平以及青少年对其他国家人民的态度。他们拟定各种测验题，借此查明不同年龄学生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品质的发展水平。例如，在关于五年级学生道德观念的测验题中出了几道题目，第一道题要求学生回答品质好坏的问题；如爱卫生、讲清洁(身体、衣裳)；坚毅精神(决心坚定和能坚持，有坚决为达到自己目标而行动的决心)；与此相反的品质则是：不爱卫生、不整洁(身体、衣服)，缺乏坚定精神(缺乏一贯性，工作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
按照这一原则还提出其他一些与了解学生与他人相互关系所必需的品质有联系的题目(与同学合群--孤僻，细心--不细心)，以及与反映学生对待工作、社会生活的态度(勤勉--懒惰)有关的题目。
测验题的最后部分附有使用指南，说明应怎样完成这些题目，如某些品质应当打分或突出表示，多次填写，划圈圈“○”，打上长方形“”等等。
波兰教育家和心理学家采用等级表、调查表来测定儿童团体的结构及儿童对他人的态度。在评价个人的集体主义品质的等级表的竖栏内写上品质的名称(富有同情心、行为有分寸、真诚、稳健、心情开朗、过于自信、好妥协、爱挑剔、积极主动、守纪律、对公共事业负责)，在横栏内写上评分标准(很好、尚好、一般、差、很差)。在“理想和人生观”调查表内，左边栏内列举问题类别：请仔细读完下列各条，说出你认为哪条是对的，在下面划上着重线。在调查表的右边栏内列举揭示调查内容的问题(人应该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他将怎样度过一生，取决于他能否坚持这个计划；人应该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然而怎样度过他的一生，不仅取决于他自己本身；生活并非总是按计划行事，尽管如此，还是要善于安排生活；不必事先安排生活，生活中的事与计划中的完全不一样)。照此办法还提出其他一些能确切说明青年理想的问题。
在美国，教育方面的各种标准测定手段由心理学中心负责研究，而非标准性的“自选”测定方法则由从事这项工作的教师根据解决具体教育任务的需要进行研究。标准测定手段的内容大部分以弗洛依德学说对个性的解释为依据。学校的实际工作者把这种测量手段主要用来了解个人的兴趣和动机，对周围现实的态度，以及研究个人适应社会的能力。
能使他产生很深印象的问题。测验题中可以看到一系列诸如“未来是暗淡的”或者“生活--就是连遭失望”等等的说法。
在研究适应社会生活的细则里，还可以看到这样的问题：《在招待会或晚会上，你是否寻求与在场的显要人物会面？》。
当为改变儿童的品行而需在一年内对儿童作4-6次测验时，可采用品行调查表。调查表的主要内容是对观察对象作出判断(在工作中鼓励别人，尊重别人的劳动，感谢别人给予的援助等等。
由学生对自己的品行进行评定的等级表用得十分普遍，这时学生评定与别人合作的能力，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劳动的习惯。
对这些测定学生道德修养水平的资料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到，所有这些测定手段都不能看作是衡量个性发展的客观标准。把社会主义国家使用的标准同美国的标准进行对比，我们就会确信，社会主义阵营的教育工作者研究的是个性总的、主要的、起主导作用的特征，是个人的政治倾向、高尚的道德理想，而美国的标准基本上是用于了解儿童行为中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研究儿童一些低级情趣的意图和动机。例如，有一份测验题中集中提了下面一批问题：打断别人的谈话；别的学生作报告时，你修指甲，梳头发，在队伍里推挤，等等。
国外的有些方法试图研究学生是如何掌握道德概念的，这些方法很值得重视。例如，在法国，采用专门调查表调查：你比较喜欢什么，仁爱还是忠实？你会抛弃优点吗，人为什么要活着？怜悯--这是力量的标志还是软弱的标志？对行为不好(不是有意的)的人进行指责是否公正？等等。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大陆各国的教育工作者都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力图找到能测定学生道德修养水平的标准。在这一方面虽说做了不少工作，但所做的一切还不能认为是十分客观和准确地反映了学生道德修养水平的提高情况。然而，凭教育科学现有的关于衡量道德修养水平的标准的事例，足已能在此基础上拟制出具体的方法去测定低、中、高年级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
道德修养的发展包括在人的一般发展中，不应把它当作一般发展的附加特征，而应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来研究，因为对这一发展过程中进展情况的描述，要依据显示与测定方法而定。学生在各类活动和交往中，在行为和各种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行动举止，才是其道德修养发展的最显着的标志。这些进展的深刻过程或质的变化(需要、动机、兴趣等等)，暂时还难以进行更准确的、客观的研究和测定。
我们最常用的是根据间接的标志，在主观评价基础上对这些进展作出判断。
随着苏联教育部审定的《学生教育的示范内容》一书的问世，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示范教育大纲的出版，揭示道德修养水平的问题才获得真正的科学根据。衡量学生个人道德修养成熟程度的标志也随之从主观的推断变成现实中的事实。
（第二节）揭示学生集体和各类学生团体道德修养水平的方法论原理
揭示道德修养水平的方法是教导员活动的一个方面，它在学生道德教育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众所周知，К·Д·乌申斯基的名言--为了全面教育儿童，必须全面了解儿童--已成为现代教育工作者的一句格言。因此，研究学生这一总的课题，是跟揭示道德修养水平、考核对学生的教育成果和学校教育活动成果等问题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前两个问题是比较狭隘和局部件的问题，有助于教师解决理论与实际任务，而查明教育成果的问题则是最普遍的问题，它还需要弄清教育影响与学生个性发展间的相互关系的结构，弄清决定学校教育工作的一般状况和组织、领导教育过程自身的结构。
在苏维埃的道德教育史中，我们遇到研究学生个性的各种不同观点。如果在初期，注意研究学生发展过程的个别方面，那么现在的重点已转向对它进行综合研究了。例如，C·M·里韦斯和C·T·沙茨基详细研究了鉴别学生社会面貌的多种方法；Н·К·冈察洛夫、M·A·达尼洛夫、Л·B·赞科夫、Э·И·莫诺茨昂着重在教学过程中研究儿童；И·И·博尔德列夫则专注于研究学生在课外活动中的表现，而Л·И·博若维奇研究行为动机的形成和个性的倾向性等等。
然而，决不能说，在苏维埃教育学和苏维埃学校历史上，研究学生的方法一直处于向上发展的状态。四十年代中期以前，尽管研究学生的方法中有许多是以错误的教育观点为依据的，但拟制研究学生的方法的工作曾一度出现高潮。此后这个问题的研究开始衰退。
到五十年代，特别进入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敬重新开始广泛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从而克服了教育学“后继无人”的缺陷。
从各个方面对学生进行了研究工作，完善了研究的方法，测定道德修养情况的手段也经过反复研究和检验。这种研究是跟八年制中学和完全中学学生的教育工作示范大纲草案的出版有关的。教育示范大纲草案出版之前，一般对学生也进行研究，但没有把学生的品质发展情况跟任何准则或标准作过对比，教育大纲问世后，就有必要更加具体地规定一般的道德发展及在学校某个教育阶段上个别道德品质的发展。由于对各校试行教育大纲的情况要进行检查，所以教师必须了解学生的道德修养水平。
使“修养”这个概念得到科学和社会舆论的承认是很重要的，但是在确定这种修养发展水平的客观衡量标准方面这并不是主要的，因为在道德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偶然性。因此，根据这些原理，学生的积极的和消极的道德品质发展的客观可能性的程度及其道德修养水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测量的，测出的数值称为概率。概率概念所指的主要对象就是那些偶然事件(比如学生做了一件好事--对于教师而言是偶然事件；教师采用某种教育手段--对于学生而言是偶然事件)；偶然值(道德品质的发展水平--对教师而言它是一种偶然值；采用各种教育手段的次数频率和时间延续长度--对学生而言是一种偶然值)；偶然功能和过程(道德品质发展的易变性--对教师而言；道德教育的实施过程--对学生而言)。
在某种条件下时而发生，时而不发生的事实和现象，可称为偶然事件；偶然值可以有一种含义，也可以有另外的意义。偶然功能指在当时条件下采取各种不同形式表示出来、而事先并不知道的那种功能。
偶然事件可以看作是一种可变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学生的道德发展，但在特定条件下它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在实施道德教育过程中，偶然事件、偶然数值和偶然功能三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测定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过程中，除掉那些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外，还可能碰到各种各样近似值、公差，因为量度的本身带有描述的性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数值。
为了确定道德修养水平，有时可利用来自不同方面的能客观反映学生品行的信息材料。因此，自然而然会得出结论：评定学生道德修养水平的实质，就是要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实质性信息材料基础上，从量和质的方面对个性作出评价。建议根据社会习惯准则把行为的概率作为评价道德修养水平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