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学习广博的知识是一切人文主义者的共同理想，蒙田也持同样态度。他主张学习巨大的世界，蒙田写道：“我愿意把这个世界结构作为我的学生的精选的教科书；那么多奇怪的性格、各色各样的宗派，不同的判断、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法律，以及奇异的风俗习惯，它们教我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并且启迪我们的判断力去承认自己的缺点和天生的虚弱。”蒙田认为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是“书房”。他主张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探索一切事物的性质和原因”。调查周围任何罕见的独特的东西。研究国家的风俗、财产、政权和所有国王的属地和联盟。他同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也把人文学科放在各种课程的首位，认为人文学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有用，教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利用生活，一切其他事物也服务于同一目的。”关于语言，蒙田所提倡的是：“一种自然、平易和不矫揉造作的语言，无论是口头讲的，还是写在纸上的，是一种有表现力、简洁、紧凑和实质的语言”。蒙田尤其喜爱诗歌。关于历史，蒙田认为可作为主要的阅读材料。学习历史，学生可以“熟悉历史许多全盛时代的最可尊敬的人。”他认为学习历史的重点在于学习美德，而不是记年代。一个好教师“灌输到学生脑子里去的东西，主要的不是迦太基灭亡的日期，而是汉尼拔和西比奥留下的教训”。关于哲学，蒙田认为“应该成为人类行为的试金石，成为使行为正直的规则”。因此，他主张把一切有用的哲学论文，作为学习的范例。蒙田对柏拉图的哲学论述深怀同感，认为恒心、信念和诚挚是真正的哲学。蒙田也主张顾及身体方面的教育，“一切运动和锻炼，如长跑、击剑、音乐、舞蹈、打猎、骑马，都应该是学习的一部分”。
蒙田既尊崇博学多能，又倡导虚心向善服从真理。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真正有学问的人就象麦穗一样：只要它是空的，它们就茁壮挺立，昂首睨视；但当他们臻于成熟，饱含膨胀的麦粒时，它们便谦逊地垂着头，不露锋芒”。蒙田认为沉默与谦虚是与人往来时极有利的品质；而固执地在文字上争辩，是卑鄙的人最显着的品质；改正自己的错误，在热烈争论时能抛弃不正确的论点，更是罕见的、伟大的、哲学家的品质。蒙田主张教育学生具有服从真理的品质，“当发现真理时，不管真理在对方，还是由于考虑周到，真理在于他自己，都要立刻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解除戎装”。
蒙田在教育方法上也表达了独特的见解，提出了许多开人新意的主张。
蒙田反对娇生惯养，不同意把“一个孩子挨紧抚抱、娇养溺爱，使其在父母的膝上长大”。
他引罗马诗人贺雷含斯(QuintusHoratiusFlaccus，公元前前8年)的话说：“让他在露天，在充满失望的事情中生活”。蒙田还对父母的溺爱给儿童带来的恶果作了深刻入理的分析，他说；“父母天生的慈爱和柔情，甚至对最聪明的人，也往往觉得是那么懒散和过于啰嗦，因为父母不能、也不想制止、纠正或惩罚他们孩子的过错，他们也不忍心看到他们的孩子被教育得那么吝啬，一点也不懂规矩，而且很多时候必然会碰到一些危险”。父母看到孩子因学习而流汗或吃苦，就会感到心疼和忧虑。
蒙田主张深入理解所学的知识，拥为己有。他说：“如果学习不能使我们的心智变得更好，不能使我们的判断力更加健全，我宁愿我的学生把他的时间用在打网球上；因为，这至少可使他的身体得到更好的锻炼”。蒙田重视对知识的理解，变知识为自己的东西。他说：“我真不喜欢这种相对的、行乞得来的理解。虽然我们可以借别人的学问而成为博学之士，我相信，我们只能藉我们自己的智慧而成为明哲”。
蒙田欣赏西塞罗的意见，认为：“仅仅把知识拴在心灵上是不够的，应该融合到心灵中去；不应只是把心灵着一下色，而是必须把它染透。如果不能改善心灵的不完善的情况，最好还是任其自然”。
他引西塞罗的话说，知识象一把危险的剑，他可能伤害带剑的主人，如果这把剑落在拙笨的和不娴熟的手中，“还不如没有学过的好”。
蒙田辛辣地讽刺一旦离开书本就毫无所知的人，说这种人必须先查阅字典，弄清“臀部”是什么，再查看“痔疮”是什么，然后才能说出他的臀部患有痔疮。
蒙田讲述了一位罗马富翁的故事，他本人不学无术，花钱雇佣了各门科学的专家，为他装点门面，凡是需要某个方面知识的时候，就把具有这方面特长的专家请出来，代他写文章、写诗等等，知识存在于他的雇佣的仆人的脑子里，而这位富翁竟觉得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学问。蒙田说：“那些把学问藏在他们豪华的图书馆里的人正是这样”。
蒙田反对死记硬背，他认为“死记硬背，并不是完善的知识，这只是把别人要求记住的东西保持在记忆里罢了”。蒙田认为仅仅进行书本学习是贫乏的。书本学习“不过是行动的装饰，而不能成为行动的基础”。蒙田告诫道：“不要孩子多背诵功课，而是要他行动。他应该在行动中复习功课”。蒙田认为旧的经院主义教育训练出来的人“记忆非常丰富，但是他们的判断力却是完全空虚的”。
蒙田强调培养理解力和判断力，他说：“我们应该考查的，不是谁知道的多些，而是谁知道的好些”。蒙田说，考察官员，一是考察他们的知识，二是考察他们的理解能力，二者都是必要的；但他认为判断力最重要，因为“没有知识，凭判断力还可以尽力设法应付，但仅有知识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他对经院主义呆读死记的教学作了深刻的抨击，他说：“我们辛苦劳动、勤奋工作，只是去充塞自己的记忆，而理解力和良心却任其空虚”。他举鸟为例，到处飞着去啄食谷粒，没有尝一下就去哺喂它们的小鸟。学究们的行径如同鸟儿一般，“从书本中拾取知识，永远停留在嘴唇上，只是为了吐出来，传播四方”。学究们一手转一手地传播知识，“目的就是卖弄好看，和别人应酬”。
蒙田十分看重理解力的培养。他转述希腊喜剧作家埃毕卡沫斯(Epicharmus，约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话说：“理解力能看清一切，听到一切；理解给一切带来益处，它安排一切，推动、统帅和管理一切。
所有其它的东西都只是盲目的、没有知觉的、没有灵魂的”。蒙田援引柏拉图在《法律篇》中的观点，主张对青年提出问题，叫他们判断人以及人的行为，以磨炼青年的理解力。
蒙田提倡独立思想而反对依附权威。他悲叹道：“我们的心灵的确在随别人的意志而行动，被迫着在听从别人的幻想，服从别人的权威，被迫着屈从他们空洞说教的引诱，我们不得不重复地弹着老调，我们没有自由地走自己的路，我们的活力和自由全都消失了”。
蒙田批评传统的教师“在学生的耳边喋喋不休，”学生好象向漏斗里灌东西似地听他们讲课，而且学生的任务仅仅在于复述他们学过的东西”。蒙田主张，教师“应该按照他所教育的孩子的能力施教，使他的能力表现出来，让他对许多东西都学一点，然后独立地做出选择和区别，有些时候给他开条路，有些时候要让他自己去开路”。教师应该让学生有谈话的机会。教师过多限制。往往窒息学生的能力成长，“教育的权威往往阻碍着要学的人”。蒙田认为“由于教师剥夺了学生独立工作的自由，从而使他变得更加奴性，更加怯懦”。
蒙田认为教师必须善于掌握分寸，“最好让孩子在他前面走几步，以便更好地判断他的速度，从而推测他能坚持多久，然后方能适应他的能力”。“要懂得如何支持儿童的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屈从他们的行动，又该如何指导他们的行动，这是一种高贵的精神的标志，也是一种坚毅的精神的结果”。蒙田主张教师运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应用谈话，应用书本，介绍合适作家的作品等，有时也可给学生“已经咀嚼过的精华”。
蒙田强调练习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想学习跳舞，不能只是站在旁边看舞蹈演员如何跳，而自己并不练习去跳。蒙田甚至认为；无论哪种动作或事物，都足以代替书本。他说：“一个男孩子的有趣的把戏，一个小侍者的无赖的诡计，一个仆从的愚蠢的行为，在餐桌上或交游中开着玩笑或者当真讲的一番废话，甚至都可成为运用我们心智的新事物”。
蒙田不仅要求学生能复述教师讲过的东西，而且要求学生懂得所学知识的意义和实质，“在判断学生的收获时，不是用他的记忆来证明，而是用他的生活来证明”。教师应该让“学生把他新近所学的东西用很多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且在很多不同的学科中去应用它，从而了解他是否懂得所学的东西，并使其成为自己所有”。
蒙田还主张教师把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作为从已知到未知的教学方法的模范。
蒙田认为旅行是一种受教育的重要方式。诸如：和人们交谈往来，到国外去旅行，以及观察奇异的式样等。主要的目的是研究当地“人们的性情、举止和风俗”，“和别人的机智摩擦一番而使自己的机智犀利起来。”蒙田认为儿童从婴儿期就出国旅行可以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最后，应当提及蒙田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他认为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完全在于导师的选择。蒙田说：“我宁愿推荐一位心神镇静、稳健的导师，而不愿推荐一位头脑塞得满满的人。”“我还是喜欢有智慧、有判断能力、习惯文雅和举止谦逊的人，而不喜欢空空洞洞、只有书本知识的人”。
蒙田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一位激进的人文主义者。他没有参加过教育实践活动，却以其凌厉的巨笔捅戮了当时封建教育的种种毒痈。
他没有系统的教育专着，却在其散文中处处写下了教育思想的名言警句。蒙田的局限性是明显的：他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为他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的教育献计献策，却绝少提及劳动人民的教育要求；他的人文主义以“个人”为中心，实则以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为鹄的；他的怀疑主义揭示了真理的相对性，却同真理的绝对性对立起来，未免失之偏颇；他关于教育内容和方法的论述颇多真知灼见，然而却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如此等等，当然主要是时代使然。
不成熟的时代自然不会出现成熟的理论。然而，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经过短暂的沉寂，法国启蒙运动以更大的声势和更大的规模出现于法国。蒙田的思想无疑对后来的运动起了酵母的作用。
历史上常有一些偶然的巧合事件。蒙田死于公元1592年。这一年，捷克伟大教育家夸美纽斯诞生了。夸美纽斯吸取前人的经验，加上个人的创造，建立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教育学体系。他的《大教学论》于公元1632年问世。公元1632年，英国资产阶级教育家洛克诞生了。洛克建立了绅士教育理论的体系。教育思想史表明，教育理论的发展总是一代接续一代，一代胜过一代的。而后人总是以前人的思想资料为基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蒙田不仅为文艺复兴时代留下了值得讴歌的业绩，而且对后世教育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铺石垫路的贡献。
(五)《论儿童的教育》导读
《论儿童的教育》是蒙田散文集中的第一卷第二十九章。在此文中，蒙田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教育观。《论儿童的教育》这一篇散文被收进中译本《蒙田随笔》之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西方古代教育论着选》也收进了王承绪从俄文版《蒙田散文集》
中转译过来的《论儿童的教育》。《论儿童的教育》全文共3·2万字。
《论儿童的教育》的副标题是献给富华夫人第亚娜·哥松公爵夫人。富华是法国11-15世纪的一个大家族。第亚娜是哥松公爵路易·富华的夫人。路易·富华和他的两个兄弟从小就是蒙田的亲密的朋友。《论儿童的教育》是蒙田为哥松公爵的儿子制订的教育方案。
所以在文中，蒙田充分阐述了他的教育观点，鲜明地提出了他的教育原则。与蒙田的另外一些论述教育的文章相比，如《论学究气》、《父子感情论》、《我谴责教育上的一切体罚》，此文更集中反映了蒙田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系统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方案、其中很多思想也是适于一般儿童教育的。蒙田提到，有些看过《论学究气》的人认为，他应发挥文中所论及的儿童教育方面的思想。故而，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写了这篇散文，系统而详尽地论述了他的儿童教育方面的思想。
1·理性与经验：教育的基础在哲学上，蒙田是一位怀疑主义者。他的怀疑主义有深刻的思想根源。怀疑论的开山鼻祖是皮罗。蒙田信服的一位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写了一本《皮罗学说要旨》，详细介绍了皮罗的怀疑论思想，这对蒙田影响很大。恩披里可是一位对蒙田影响至深的怀疑论者。蒙田曾把恩披里可的名言，“我不置可否”写成条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蒙田也非常喜爱但丁《神曲·地狱篇》中前一句名言、“我爱知识，也爱怀疑”。
蒙田从历史上的怀疑论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从怀疑论中找到了抨击经院哲学的工具。
蒙田的怀疑论的确又不同于一般的怀疑论。蒙田反对传统，不迷信权威，抨击一切虚假的教条。他的怀疑是一种思想方法，以求通过怀疑去达到真理。他常常反躬自问：“我知道什么呢？”由此把研究导向探索自己。他说：“我思考我自己”，“我研究自已，这就是我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通过研究自己，使人约束和克制自我，从而达到精神上的独立，以认识人类自身。蒙田的怀疑论是对旧思想作斗争的思想武器。他反对旧的思想权威，强调人用自己的头脑去探求、理解新知，以达到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这是他的怀疑论的最终导向。蒙田攻击了一切唯书、唯上的学究，摧毁了旧的教育基础，那么，新的教育精神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蒙田曾说，我们的心灵却在随别人的意志而行动，被迫听从别人华东师大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西方古代教育论着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78页。
的幻想，服从别人的权威、被迫屈从别人空洞说教的引诱，同时又不得不重弹老调，我们没有自由走自己的道路：我们的活力和自由全都消失了。蒙田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正是自己。他引证西塞罗的话说：“教者的权威常常阻碍着要学的人。”如果没有怀疑精神，人就不可能自由。蒙田不迷信权威，反对传统的偏见，倡导人运用自己的头脑去理解事物，“绝不能仓促地下判断”，而要经过理解，才能认识到事物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