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和着述
蒙田(MichelEyquemdeMontaigne，公元1533-1592年)是法国十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散文作家和教育思想家。
生于法国西南部海港城市波尔多，出身于新贵族家庭。他的曾祖父是波尔多市经营酒业、渔业的富商。父亲也是富商，后充当军官和法官，担任过副市长和市长。母亲是西班牙人。其家族笃信天主教。
蒙田幼年接受家庭教育，他的父亲极为重视语文的学习，为蒙田专门聘请了拉丁语教师。蒙田的家庭成员、教师以及仆人都用拉丁语同蒙田谈话。蒙田在幼年时代打下了较为深厚的拉丁语基础。六岁以后，蒙田才开始接触自己的母语——法语。蒙田在着名的人文主义学校——居耶纳学校接受早期的学校教育。这所学校设在波尔多，是座较早受到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的城市，着名人文主义教育家古维奥主持办学，学校的教师大多是人文主义者，重视拉丁文的学习。
此外也学习希腊文、数学、修辞学、演说术、哲学等。教学方法新颖活泼，废止严酷的惩罚。学校规模宏大，最盛时学生约两千人。该校为十六世纪法国人文主义学校的楷模。蒙田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了七年，十三岁时毕业，在本地的文科学校学习哲学。以后，蒙田又进入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大学，攻读法律。他精通拉了语和法语，擅长法学。公元1557年起，蒙田在波尔多市从事法律工作，长达十六年之久。他目睹官场的腐败而愤世嫉俗。他痛恨法官营私舞弊和反对天主教徒法官无故判处新教徒死刑。他对殖民者在新大陆的种种暴行也倍感伤心。因而逐渐厌恶官场生活，萌发隐退念头。公元1581年间，蒙田曾先后到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地游览观光，考察风土人情，以增益见闻。蒙田曾在意大利谒见教皇，被教皇授予“罗马市民”的荣誉称号。公元1581年起，蒙田当选并连任两届波尔多市市长。在职期间，他多次上书国王，请求维护中产阶层的利益，废止不平等的捐税制度。他同情新教徒，当公元1588年第二届市长任期将满时，正值波尔多市鼠疫蔓延，蒙田举家外出避疫。公元1585年，蒙田参加了国王亨利三世和新教领袖亨利·德·纳瓦尔Navarre)的谈判。后来，蒙田辞官四乡，深居简出，博览群书，闭门着述。
蒙田的主要着作是《散文集》(Essays，一译《随笔集》)。公元1580年出版了《散文集》两卷；公元1588年；蒙田又修改增订了两卷《散文集》，并发表了《散文集》第三卷。《散文集》结构松散，篇幅不等，体裁各异，内容庞杂，包罗万象，天文地理、草木虫鱼、立身处世等等，不一而足。他在《散文集》的卷首说，“我本人就是这部书的材料”。蒙田在书中，旁征博引，将他渊博的书本知识同个人的生活体验熔为一炉，形成独特的思想体系和文体。他的《散文集》是人文主义思想的散文作品，其中也蕴含着他的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也占相当的比重。这部书是十六世纪各种思潮和各种知识的总汇。
《散文集》三卷共一百零七章。第一卷第八章中，蒙田说明了撰写《散文集》的动机，题目是《论闲暇》；第十九章阐述他的人生哲学，冠以奇特的题目：《讲哲学，就是学死》；第二十四章题为《论学究气》，批判经院主义的学风；第二十七章题为《论友谊》，尽情歌颂他和拉·布厄西的友情；第二十九章题为《论儿童的教育》，比较集中地阐明了他的教育观点，他的教育原则是使儿童身心健全，培养儿童的正确判断力。第二卷的第八章是《父子感情论》，涉及了教育问题；第十章题为《论书籍》，是他对所读过的书的评论；第十二章是《散文集》中最长的一篇，题目是《为雷蒙德·塞邦辩护》
RaimoundSebond)。这一篇是蒙田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他谈古论今，认为人的理性因人因地因时而异，道德无定则，因时因地因人而有不同的标准；在科学领域里，充满迷惑、无知、错误和矛盾。蒙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知道什么？”(QueSais-Je？英译文为know？)。第十七章题为《论自大》，蒙田对他本人的风格、习惯和人品作了自我分析。第三卷的第三章介绍他的书斋和对沉思与阅读的观点，题为《三种交游》；第六章为《公共马车》，指斥西班牙殖民者的残暴罪行；第九章题为《论虚荣心》，讲的却是如何处理事务，如何工作以及怎样旅行等；第十章题为《论善用意志力》，表明了他对行政工作的态度。蒙田的《散文集》在当时和对后世都有深远的影响，在培根的着作和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蒙田的思想影响。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继承了蒙田崇尚理性和经验的思想。
(二)怀疑主义
蒙田哲学观的突出表现是怀疑主义。他提出了QueSaisJe？
(我知道什么？)的名言。他把这句话铸在自制的一枚勋章上，勋章的另一面铸的是一只摇摆的天平，表示人们的认识是捉摸不定、难以持平的，用来作为“我知道什么？”这句名言的象征。蒙田熟知塞克斯都·恩披里可(SextusEmpiricus，约三世纪)、西塞罗、伊拉斯漠、阿格里帕(AgrippaofNettesheim，公元1486？-1535年)、布鲁耶deBrués)等人的着作，并颇感兴趣。蒙田的怀疑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蒙田信服塞克斯都·恩披里可的怀疑主义。塞克斯都·恩披里可着有《皮罗学说概略》，介绍和评价怀疑主义者皮罗(Pyrrho，约公元前360-前270年，爱利斯人)的观点。塞克斯都·恩披里可认为主要的哲学派别有三，即独断派、学园派和怀疑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和斯多葛派等，相信他们已发现了真理，被称为独断论者；学园派(即柏拉图学派的信徒)认为真理是不可知的；怀疑派则主张要继续从事研究。怀疑学派，由于它的追求和研究的活动，也被称为“研究派”或“存疑派”、“犹疑派”。皮罗集其大成，比他的前辈更彻底、更显着，所以怀疑派又称为皮罗主义者。怀疑派的起因是“希望获得安宁”。一些有才能的人，为事物中的各种矛盾所困惑，不能作出抉择，于是进而研究事物中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希望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得到安宁。怀疑派的主要基本原则是“每一个命题都有一个相等的命题与它对立”。对此，应当持悬而不决的存疑态度。怀疑派认为对立可以有三种情形：一是把现象与现象对立起来，例如：“同一座塔，从远处看起来是圆的，从近处看起来是方的”；二是把思想与思想对立起来，例如：有人根据天体的秩序论证有天意存在，而怀疑派则说，顺境常常是坏的，逆境常常是好的，从而推论出天意不存在；三是把思想与现象对立起来，例如：象阿克萨戈拉那样，提出论证说：“雪是冻结的水，而水是黑的；所以雪也是黑的”。面对着种种“对立”，怀疑派认为，只有“不作任何判断才能使灵魂安宁”。因为：第一，人们的感觉并不可靠，黄疸病患者把正常人看作是白色的东西称为黄色；对于流星的出现，有人认为是寻常事件，有人却大为惊异。第二，任何事物的美或丑，正当或不正当，往往依人们的风俗习惯而定，并无一致的标准。印第安人和他们的老婆在大庭广众之下可以干风流艳事，而绝大多数民族则把这看作是耻辱。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得出结论说：“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何判断，随着这种态度而来的就是灵魂的安宁”。蒙田把塞克斯都·恩披里可的名言“我不置可否”写成条幅，挂在自己的书斋里。由此可见，塞克斯都·恩披里可对蒙田怀疑主义的深刻影响。
蒙田所崇奉的另一名言是“一切确定之物实乃无一确定”。这一思想承受西塞罗的《经院哲学论》的影响。该书曾评价哲学家阿《西方哲学原着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75页。
瑟西拉(Arcesilas，公元前316-前241年)的怀疑论。阿瑟西拉认为，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相信“我一无所知”，而他则认为：不仅如此，甚至连“万物皆不确定”这一点也不能确定下来。
蒙田继承了古代的怀疑主义，又受到当代新的怀疑主义的影响。
他认为宗教只能依靠信仰，不能求证于理性，而且怀疑自我认识的极限。蒙田喜爱但丁《神曲·地狱篇》中的一句名言：“我爱知识，也爱怀疑。”蒙田曾谈及他旅行到比萨(Pisa)时的一件往事：他遇到一位熟识的诚实的人，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这位学者认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致，这是一切可靠想象和完全真理的真正试金石和基础，无论什么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不一致的东西，都只是愚蠢空幻的想象和无益的心情，因为亚里士多德已经认识了一切，预见了一切，说明了一切。蒙田不同意这位学者的态度，他说：“我希望做教师的使他们的学生谨慎地、严密地吸取一切东西，决不要相信只凭权威或未经考察的东西。对他来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并不比斯多噶派或伊壁鸠鲁派的学说更加是一样的公理。把各种不同的判断向他提出，如果他有能力，他将区别真理与谬误，不然，他将保持怀疑的态度”。蒙田这种不迷信权威的态度，在当时反对传统偏见、提倡人文主义新学上是有积极作用的；他的态度并非怀疑一切，他本人遍谈古代经典，在文章中一再援引古代作者的佳言名句，即可佐证。他所反对的只是盲从偶像而不求索解。他说：“一个仅仅跟着别人走的人，不会去探索什么东西，也寻找不到什么东西”。他主张理解既有的知识，变成学习者本人的信念，因为“真理和道理是属于一切人的，它们并不专属于至今说出这些真理和道理的人，也不专属于此后说出这些真理和道理的人”。蒙田以蜜蜂为例，它采花酿蜜，蜜来自花，但一经酿成，就不再属于花了，而为蜜蜂所独有。这个比喻含义深刻，十分贴切。
蒙田所处的时代，科学知识逐渐兴起，人类经验日益扩充。旧的知识不断被新的知识所取代。蒙田认为人对于客观事物的感官经验是有限的；而对于事物的本质并不知晓。“一切确定之物实乃无一确定”。哥白尼否定了托勒密的“天动说”；而哥白尼的“地动说”在某种更新的理论出现后，也许会被推翻。蒙田的怀疑主义正是当时时代特点的反映。
(三)培养新人——体智全面发展的绅士
蒙田所憧憬的教育目标是体智全面发展的新的贵族，或称为新的绅士。蒙田赞同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4？
前355？年)的意见。色诺芬认为波斯人的教育制度是优良的，因为其他国家教儿童文学，而波斯人教儿童德行。波斯人的儿童出生后，注意身体发育健全，体态优美；七岁时，儿童学习骑马打猎；十四岁，儿童的教育由四个人主持，“一个全国最贤明的人，一个最公正的人，一个最有节制的人和一个最勇敢的人。第一个人教他宗教，第二个人教他正直和忠诚，第三个人教他成为自己欲望的主宰，第四个人教他具有大无畏精神”。蒙田也把古代雅典和斯巴达的教育作了对比。他说：“在雅典，人们学习说得好，但是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做得好；在雅典，人们学习怎样从诡辩派的论争中解脱，打破强词夺理的诡辩的欺诈；在斯巴达，人们学习怎样摆脱淫乐的诱惑，并且以大无畏的勇气战胜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在雅典，人们为空洞的言词而绞尽脑汁，在斯巴达，人们的职责是探究具体事物；在那里，口舌永远在喋喋不休，在这里，心灵不断地受到训练”。乍一看来，似乎蒙田赞颂斯巴达而贬黜雅典，实则不然。以蒙田的一系列言论来考察，他的原意乃是强调教育要注重实效，培养真正的“人”。蒙田十分欣赏古罗马喜剧作家泰伦修(Terence，公元前195-前159年)的名言：“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关”。蒙田所讲的“人”，并非抽象的，而有其具体的内容。他主张把青年培养成为“国王最忠诚的臣民，最热情和勇敢的绅士”。他们应努力抑制欲望，不从事任何于公共福利不利的行动，具有良心和德行，使理性成为主要的向导。这里所讲的“理性”乃是新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义语，后来，“理性”成为法国启蒙运动旗帜上的鲜明标志。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恩格斯一语中的地指出：“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蒙田所指的以理性为向导的人就是新兴资产阶级或新贵族所期望的人物。
蒙田理想中的新人是身心两方面和谐发展的。他主张教育要兼顾心智和身体，“只使他们的心智健全是不够的，还必须增强他们的体力，如果心智得不到体力的支持，就要受到过分的压力”。蒙田现身说法以他自身为例：他患有气喘病，体质柔弱易感，他认为这对他的“心智活动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引述并赞同柏拉图的意见，“心智与身体决不能一个得到训练，而另一个没有训练，两者同样需要指导，好象两匹马配合起来合力拉车一般”。蒙田服膺柏拉图的理论，和柏拉图如出一辙，他说：“我们所训练的，不是心智，也不是身体，而是一个人，我们决不能把两者分开”。
蒙田认为教育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儿童天性的征兆无确定的踪迹可寻，性情多变，指望无定，希望虚幻，前途可疑，即使是富有才智的教师也很难把握儿童的心性，作出确定的判断。蒙田不无感慨地说；“在人类，生之者易，但是，既生之后，要把他们教育成人，该有多少悉心的养护，多少辛勤的培养和多少疑惧每天在等待着家长和教师啊！”
蒙田又认为，在教育工作中，知识的传授和品德的形成二者比较，相对地说，前者较易而后者困难。知与行二者比较，行更重要。
他批评某些人文主义者过分注重人文学科而忽视实际能力的培养。
他主张既要培养受教育者的文化素质，成为长于文字的人letters)；又要顾及实践能力的锻炼，培养擅于行动的人(Manofaction)。
蒙田认为，一个人认识世界，获取科学知识固属要务，但是，身体力行，把拥有的知识付诸行动，则是更重要的事体。他说，人们“在科学上是伟大的，那么在行动上就更要伟大”。他列举事实加以说明：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应用他的知识，创造了“一些可怕而奇异的机器”，使西拉古斯人在三年内(公元前214-前212年)胜利地抵抗了罗马人的侵犯。阿基米德本人却看不起他的制造品，认为这些制造品“亵渎了他的艺术的尊严”，认为自己仅仅充当了技工的角色，他的制造品只是无足轻重的实验和玩具。蒙田认为，阿基米德的科学知识是伟大的，他的科学知识用于保卫希腊免受罗马人的侵犯的行动更要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