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教学工作，不外乎是在积极方面培养好思想、好习惯，在消极方面消除不良的动机和行为，古今皆然。然而不良的动机和行为的消除要比事先防止困难得多。就和害人的疾病一样，害了病再求药治疗不仅困难，且于人有损，而没害病就先预防要好得多。邵雍正是看到了教育与教学上的这一规律性的原则。
(六)论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
邵雍曾说：“人贵有德”，还说：“才不可恃，德不可无”，认为：“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非常重视道德修养，在道德修养的原则与方法上，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1.循理安分
作为理学“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在道德修养上同其他理学家一样，非常看重作为封建主义伦理纲常的“理”，视之为“天理”，要求人们循天理，安本分，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并将循理安分视为道德修养的根本任务和原则。他多次告诫人们：“循理则为常，理之外则为异矣”视不循理者为异端非类，并以循天理的所谓好处引诱学生。他说：“得天理者不独润身，亦能润心。不独润心，至于性命亦润”，所以“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与循理相配合的是安分。在邵雍看来，所谓“分”，即是现实社会中所规定的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名分等级和权力义务。分者，当也。安分即安于你所当处的社会地位、名分等级和权力义务，不可越雷池一步。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谓各安其分也”。
还说：“能安分则谓之道，不能安分谓之非道”。而邵雍这里所说的道，正与理同义，那么安分也就是循理。为了麻痹劳动人民，使其安分循理，邵雍又将分与命加以区别。说什么：“幸不幸，命也；当不当，分也”。当有人问他：“何为分？何为命？”时，他举例说：“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当祸，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祸，非分也，有命也；当福，分也，非命也”。这就是说好人而遇不公之待遇，那是你的命不好，而并非分的规定不合理。你可以怨命，但你不可以怨分，你必须仍然循理安分，若是“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其用心是不言而喻的。
2.趋善就新
迁善改过是儒家传统的道德教育原则。邵雍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很重视趋善就新，及时改错，最痛恨文过饰非，把改过趋善，追琢就新看作是为人和知道的标准。他说：“人善不趋，己恶不除，谓之知道，不亦难乎”。还说：“有过不能改，知贤不能亲，虽生人世上，未得谓之人”。提倡“就新须果敢，从善莫因循”。认为小错若不及时改正，势必酿成大错，到时再追悔就来不及了。即：“事之未急，当速改为，事之既急，虽悔难追”。要求学生“见善必为”，“舍己以从人”。
3.慎独尚行
邵雍认识到通过道德教育来完成道德修养，最重要的是“慎独”，即加强自我修养，战胜自己内心深处的私心杂念。一个人好坏品质的形成、善恶行为的出现，常取决于萌发的念头如何，一念之差即成定夺。加强自我修养，将邪恶的念头禁绝在未萌发之时，这就是慎独的修养功夫。他说：“凡人之善恶，形于言发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诸心发于虑，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不可不慎独也”。
还说：“人之为道当至于鬼神不能窥处是为至矣”，他自己还解释说：“思虑未起，鬼神莫知之意”。这里若剔除其鬼神迷信的思想，吸取其合理的认识，防微杜渐，不容邪恶念头萌发，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必将得以完善提高。邵雍也看到要达到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他坚持高标准要求自己和学生。他说：“无口过易，无身过难；无身过易，无心过难。是知圣人所以立于无过之地者，谓其善事于心者也”。要求学生也应加强“善事于心”的功夫。
邵雍认为获得一定的道德认识比较容易，而将之转化为道德行为则较为困难。因此还特别强调要将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认为时时处处能身体力行的人才是道德高尚的人。他说：“能言未是难，行得始为艰”，“能言之人，未必能行”。而“君子常行胜言”，因此他提出尚行，并将是否能形成尚行的社会风气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他说：“夫天下将治，则人必尚行也；天下将乱，则人必尚言也”。邵雍重视行，也并不排斥言，他要求的是言行一致，“表里洞照”。因此，他观察人的方法是察言观行，即：“虽闻言语处，更看作为时”
4.责己重以周，与人不求备
邵雍一向要求自己很严，而待人“无贵贱少长，一接以诚”。视宽宏为一个人的美德，对别人从不求全责备。在道德修养上提倡“责己重以周，与人不求备”。邵雍与二程兄弟同居洛近三十载，相知甚深，他对这兄弟二人为人的评价却有所不同。他非常推崇大程子颢，认为他堪称洛阳四贤之一。他去世前特别指定由程颢为其写《墓志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程颢为人宽宏多恕，接人温良好乐，一团和气，多言人善，人有不及则款曲诱掖，与邵雍的为人很相似。而程颐则为人严峻，不够宽厚。邵雍多次规劝过他。曾作诗曰：“面前路径无令窄，路径窄时无过客”。甚至临终前二程兄弟去看他时，他还不忘再次规劝程颐，说：“面前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着身处，况能使人行也”。小程夫子晚年待人变得较为宽平，与邵雍的诚心规劝恐有一定关系。
邵雍居洛时，甚得洛人之欢迎。每岁春秋二季出游，所到之处，人“不复呼姓，但名曰：‘吾家先生至也’”，“争具酒馔”，“虽闺门骨肉间事，有未决者，亦求教”。甚至有十余家依其所居“安乐窝”起屋，“以待其来，谓之行窝”。“贤者悦其德，不贤者服其化。一时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风闻天下”。邵雍死后，乡人挽诗云：“春风秋月嬉游处，冷落行窝十二家”。乡里之所以如此慕向，这与邵雍严于律己，待人以诚，与人不求全责备有直接关系。
(七)关于教师与师生关系
邵雍不仅善于处理同一般人的关系，而且非常善于处理师生间的关系。在其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对从师的重要、教师的条件、师生间的关系，都有一些真知灼见，并且能付诸实践，作出表率。
邵雍非常强调从师的重要作用，反对“师人则耻”。他说：“未知道义，寻人为师”，并以自己从师成才的实例教育学生说：“苟非先圣开蒙名，几作人间浅丈夫”。他既批评“师人则耻”的作法，也批评“人师则喜”，好为人师的作法。认为教师应具有渊博的知识，要内外俱修，有高尚的品德。他说：“不知阴阳，不知天地，不知人情，不知物理。强为人师，宁不自愧？”还说：“衣冠严整，谓之外修。
行义纯洁，谓之内修。内外俱修，何人不求”？可见，邵雍反对的是无丰富知识修养而“强为人师”。对于那些掌握道义者，他是主张应负起为师的责任的。他说：“既知道义，人来为资”。
邵雍强调尊师，他对自己的老师就是严守师礼，“虽在野店，饭必襕，坐必拜”。对自己的学生他也要求严师徒之礼。邵雍认为严师徒之礼，并非是要象程颐那样，搞得人不敢近。恰恰相反，他认为师生之间应情同父子，亲如骨肉。他与他的学生从私人感情上说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程度。邵雍早年家贫，学生敬他如父兄。不仅他从百源迁居洛阳时，是由门生资助才得以成行，就连他结婚的费用及聘礼也是学生张仲宾、姜愚等代为备办。姜愚登进士第后，还“月分半俸奉廉节”。学生之所以敬他如父兄，正是由于他能以身作则，视学生一向如骨肉子侄。甚至对学生的子弟家人也视同亲人。学生周长孺原来“性刚，遇事辄发”，从邵雍学先天之学后，性格发生很大变化，“淡然若无意于世者”。后来，周长孺死于都官员外郎任上，“丧归过洛，贫不能行，康节留其家经纪甚备，教其子纯明以学问，为娶程伊川先生之侄”。学生姜愚死后，邵雍视其女如己女，让伯温以姊事之，将其嫁给河南进士纪辉。后来纪辉与姜女又俱亡，留下二子，亦依邵家。学生李孝杰，从邵雍最早，孝杰死，留有八子，邵雍皆“遇之如子侄”。师生之间，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邵雍对学生深沉的爱，博得了学生对他的尊敬和爱戴。加上邵雍坚持以身作则，道德感化，使学生皆乐于仿效之。他不仅堪为学生道德和学业上的良师，也是学生为人处世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