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之所以最推崇《易》，是因为他的先天象数学就是建立在对《易》的研究和发展之上的，是通过爻变、卦变等各种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来发挥其哲学理论的。他把《易》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即：将道教的思想与《易》理相结合，使“易学”成为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为理学的命题作论证。由此可见，邵雍所主张的教学内容是重《易》轻《礼》的，他尤其推重的是建立在《周易》研究基础上的先天象数之学(亦称物理性命之学)。不过邵雍也认为，先天象数之学是学术性很强的学问，学习这一学问需要有一定的悟性。他说：“物理之学，不可强通。强通则失理而入于迷矣。《皇极》之书，不可以强通者也”。
前边我们已经谈到，邵雍所主张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以道经世”
的人才，这种人才应该德器、智识、才力三者皆备，“三者不可阙一”。这种人应该明了自然界之阴阳消长，明辨天地万物之理，了解人世古今的治乱得失。因此他又主张教育内容不可局限于儒家经典，而应广泛涉及宇宙间的一切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他教育后学之辈说：“山川风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学者，必取诸”。他自己在这方面即堪为表率。邵雍少时，“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于书无所不读”。后来他自己回忆当年学习的情况时说：“长忆当年扫弊庐，未尝三径草荒芜。欲为天下屠龙手，肯读人间非圣书”。他认为“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正是由于他知识基础的广博，后来才能在其着作和讲学中广泛涉及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且不说他的着述中所富含的数学精蕴，以及所穷“动、植、飞、走之数”及“《易》所谓万物之数”，仅其门弟子所记他平日讲学之言的《观物外篇》中，天文、历算、数学、几何、地理、生物乃至医学、心理等方面的内容亦都比比皆是。关于数学、几何方面的有：“乘数生数也，除数消数也，算法虽多，不出乎此矣”。“圆者径一围三，重之则六；方者径一围四，重之则八也。”关于天文、地理的有：“月本无光，借日光以为光”。“地东南下西北高，是以东南多水，西北多山”。“日月相食，数之交也。日望月则月食，月掩日则日食”。“星而至微为尘沙者，陨而为堆阜”。关于物理化学的有：“火无体，因物以为体。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木结实而种之，又成是木而结是实。木非旧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等等。其论颇有可取之处。当然，在邵雍的教学内容中也包含不少神秘主义的假科学和迷信的内容，引人入象数神器、元会运世、皇帝王霸等概念的思辩迷宫里兜圈子。但从历史来看，这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这或许与儒家重道轻艺的传统有关。
(五)论教学原则与方法
邵雍不仅一生治学刻苦，而且长期从事私学教学，对教与学有着丰富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至诚通神
自周敦颐《易通》提出以“诚”为中心的理学思想以来，诚便成为理学家的一个重要概念。邵雍认为至诚不仅是道德修养的极致，而且是认识宇宙上一切事物，从而达到最高境界---通神的重要方法。
因而在教学上视至诚通神为治学要旨。他说：“至理之学，非至诚则不至”，还说：“先天学主乎诚。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以得到”，“欲得心常明，无过用至诚”。人们不仅在治学上“由直道任至诚则无所不通”，就是处事待人，诚也是一把无往不利的宝器。
因此，“待物莫如诚，诚其天下行”。还说：“言发于真诚则心不劳而逸，人久而信之。作伪任数，一时或可以欺人，持久必败”。这实际上又消除了“诚”的一些神秘成分而赋予诚一定的合理因素，值得我们重视。
2.乐学勿满
邵雍认为学习知识应自觉、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乐学是关键。他说：“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还说：“天下言读书者不少，能读书者少。若得天理真乐，何书不可读，何坚不可破，何理不可精！”。他自己为学时就是这样，虽处于艰难困苦之中，仍“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他在其所着《劝学》一文中，引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原话，说明“为善之乐，无大于学”。并将人生“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三千六百日之间，朝经暮史，昼子夜集”，“聚而为才能，充而为德器，悦而为珍宝，发而为事业”，看作是“施之于心则心乐，施之于身则身安”，“不得谓虚生于一世”的事。居洛生活稍安定后，他即为其所居取名“安乐窝”，这安乐二字当指生活与为学两方面。其诗曰：“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一编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其相亲之四物，首推其治学之精华《皇极经世书》和《伊川击壤集》。
邵雍不仅提倡乐学，还强调勿满。他明确指出：“人患乎自满，满则止也”。告诫后学“不可临深以为高也”。即使“学问高天下，亦若无有”。才对。他举古圣贤为例说：“禹不自满，假所以为贤。虽学者亦当常若不足”，“学在不止”。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先成于心，这样必然会“失于自主张太过”。邵雍本人就十分谦虚。他“虽深于象数，先见默识，未尝以自名”，并常说：“自信或未至，自知或未明，窃比于古人，不能无愧情”。
3.读书究源，明理致用
邵雍非常重视学生的读书自学，在指导学生学习时，强调读书究源，明理致用。他自己不仅“于书无所不读”，且“诸子百家之学，皆究其本源”。他强调读书究源，不是让学生做语言文字之儒，而是为了明理致用。他说：“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所谓善用《易》者也”。他对当时读书不求明理的学风进行了批评。他说：“今之学历者，但知历法，不知历理”，这样势必不能致用，于世无补。因此，他说：“记问之学，未足以为事业”。
4.事必量力，不强语人
邵雍在教学中非常重视量力性原则。他说：“事必量力，量力故能久”。主张教师在传授教学内容时应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照顾学生的接受能力。他在其所办私学中，主要传授先天之学，亦称物理性命之学，对此教学内容，邵雍认为悟性不好，或不虚心、不知裁抑，或热衷于仕途者，皆不可学。因此，他尽管“有就问学则答之”，也无不是从学生实际出发，“未尝强以语人”。他说：“先天之学，心法也”，还说：“物理之学，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强通”，“强通则失理而入于迷矣”。值得注意的是，邵雍说的是“事必量力”，可见，他认为不仅在教学活动中要注重量力性原则，在道德修养、处事待人上也必须注重这一原则。他多次教导自己的孩子“汝固当为善，亦须量力以为之。若不量力，虽善亦不当为也。”并作诗云：“量力动时无悔吝，随宜乐处省营为。若求骐骥方乘马，只恐终身无马骑”。邵雍之所以能讲学于家，“而就问者日众，乡里化之，远近尊之”，与他一贯坚持“事必量力”和“未尝强以语人”恐不无关系。
5.勤学用众
邵雍自己治学勤奋刻苦，对于学生他也要求他们要勤学。他认为知识的获得，善恶的养成，是“也由资性也由勤”，但最终勤最重要，所以他说；“将勤补拙总输勤”。
邵雍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好恶先成于心，师心自用。他非常强调敛众智、用众长。他说：“敛天下之智为智，敛天下之善为善，则广矣。自用，则小”。还说：“天下目为目，谓之明四目。天下耳为耳，谓之达四聪”。并进一步解释说：
能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其目无所不观矣；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其耳无所不听矣；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其口无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其心无所不谋矣。夫天下之观其于也不亦广乎；天下之听其于闻也不亦远乎，天下之言其于论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谋其于乐也不亦大乎。这段话不仅讲明了学习必须善于用众之长的意义，还涉及到对群众作用的认识，有一定价值。
6.未然之防
在教学中，邵雍还非常重视预防性原则，甚至把“未然之防”看作是《易》之大纲，是关系一家一国能否繁荣昌盛，芳龄永继的关键。
他说：“防乎其防，邦家其长，子孙其昌，是以圣人重未然之防，是谓《易》之大纲”。并作诗云：“与其病后能求药，不若病前能自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