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1011-1077)，字尧夫，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为北宋五子之一，他在汉代象数派的基础上，吸收陈抟等道教的思想，探讨易理，形成了他的以象数学为形式，以物理性命之学为内容的“别为一家”的学说。
邵雍一生着述颇丰，流传于世的有《皇极经世书》六十二卷和诗集《伊川击壤集》二十卷近百万言。另外，明代徐必达所编的《邵子全书》中，还有《渔樵问对》、《无名公传》(自传)及《洛阳怀古赋》等。
其教育思想散见于上述着作之中。
(一)“以道经世”的教育目的论
邵雍一生的力作是体系庞大的《皇极经世书》一书。这部书不仅包括了他的宇宙观、自然观、历史观，而且也包括了他的社会伦理观和教育观。正如魏了翁所说：“邵子平生之书，其心术之精微在《皇极经世书》，其宣寄情意在《击壤集》”。至于此书之所以取名“皇极经世”，历来有两种说法。邵雍的长子邵伯温认为：
“至大之谓皇，至中之谓极，至正之谓经，至变之谓世。大中至正，应变无方之谓道”。还说：“《皇极经世书》之所为书，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可见，邵伯温认为《皇极经世书》一书就是以自然界之阴阳消长，穷尽天地万物之理，推论人世古今之治乱，以阐明“大中至正”之“道”，以便“以道经世”。清代王植则认为：“皇极非大中之谓也”，他说：
“《皇极经世书》一书，“着书之名即着书之意”，“言治道则上推三皇，所谓惟皇作极，故曰皇极也”。“非以皇作极，则非所以经世”，故曰皇极经世。邵伯温与王植二人对于皇极二字的解释虽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邵雍着《皇极经世书》一书之意在于以理想的治道治理人世，这一点则是相同的。而邵雍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主张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以道经世。”为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培养一批能掌握治道，以帮助统治者治理人世的经世之才。这也正是程颢称其学说为“内圣外王之学”而孙奇逢称“康节先生本是经世之学”的原因。邵雍从这一教育目的出发，特别强调“学以人事为大”，他还进一步解释说：一国一家一身皆同，能处一身则能处一家，能处一家则能处一国，能处一国则能处天下。心为身本，家为国本，国为天下本。所以“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邵雍的这一思想正是《大学》的“修”、“齐”、“治”、“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二)论教育作用
自《学记》将教育的社会作用概括为“建国君民”和“化民成俗”
之后，历代着名教育家无不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邵雍亦不例外。
不过邵雍更强调统治者本身的道德功力和表率作用。他说：“善化天下者止于尽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尽德而已；善劝天下者止于尽功而已；善率天下者止于尽力而已”。还说：“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归焉”，“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归焉”。也就是说，统治者“必先行之于身，然后化之于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严而治，不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从而达到“顺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灵”，“拔天下之疾苦”。邵雍认为，教育对人“资性”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学问得之人”，“学问由外入者也”。而且人的才干虽是天之良质，但也可以由后天的学问而养成，即：“才者，天之良质也。学者，所以成其才也”。这实际上削弱了先天的作用，而强调了后天教育的功夫。他甚至还明白地告诉人们：“若问先天一字无，后天方要着功夫”。他还常常教育后辈学生说：“该通始谓才中秀，杰出方名席上珍。善恶一何相去远，也由资性也由勤”。特别强调后天的勤学好问。当有人提出：“古人有不由学问而能立功业者，何必曰学”时，他立即给以尖锐的批驳。他说：“周勃、霍光能成大事，惟其无学，故未尽善也。人而无学，则不能烛理，不能烛理，则固执而不通”。邵雍认为后天教育的磨砺和陶冶对人之重要，犹如“金须百炼然后精”一样，“圣在人中出，心从行上修，金于砂里得，玉向石中求”，可见圣人亦人也，只是由于后天的修为不同而已。邵雍自己一生好学、勤学，堪为后生辈之楷模。且不说他年轻时读书之艰难刻苦，就是晚年，已患头风、臂痛等疾，他以病弱之躯，仍勤学不止。正如其《臂痛吟》中所说，是“虽废梳头未废书”。邵雍出身寒苦，在家庭条件、社会环境对人成才的影响上，他是深有体会的。他曾回忆自己“早岁徒步游学至学有所立”10之艰难历程，尤其是“寓州学，贫甚，以饮食易油，贮灯读书”的境况，叹曰：“吾少日艰难如此”。而“程伯淳(颢)、正权(颐)虽为名士，本出贵家，其成就易矣”。因泣书之以示子孙，教育后辈于逆境之中亦当发奋勤学，直至学有所成。
(三)“观物”的认识论及求知过程
“观物”是邵雍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非常重视观物，并以此给自己的主要着作命名。我们一般所说的物，是与人相对而言的。而邵雍所说的“物”，却包括人在内。邵雍把天地看成是宇宙间最大的物，把人看成是万物中最灵的物。他在《观物内篇》中曾说：“物之大者无若天地”，而人“目能收万物之色，耳能收万物之声，鼻能收万物之气，口能收万物之味”，因此是“灵于万物”之物。
物的含义清楚了，那么，“观物”是“观”的什么？用什么方法来观物？
邵雍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谓之理者，穷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性者，尽之而后可知也；所以谓之命者，至之而后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从以上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邵雍要求人们“观物”，就是要观物之“命”、“性”、“理”，并且认为“命”、“性”、“理”这三者是“物”的本质。对于物的这个本质，人们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之后，才可谓是真知。在此，关于物之“命”、“性”、“理”，邵雍并未给予明确的解释。而在《观物外篇》中，则有较为明确的定义。即：“天命我有之谓命，命之在我之谓性，性之在物之谓理”。关于性、命、理这三者的关系，邵雍也有所说明。他说：“《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还说：“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谓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谓之命者，处理性者也。所以能处理性者，非道而何？”由此可见，邵雍认为“性”是事物的特殊性，而“理”则是事物的普遍性。物称其为物，由理决定；某物称其为某物，由性决定。理与性都是天所赋予，这就是命。掌握了“命”就是认识了“道”，而“道”又是创造、演化万物的一种精神本体。邵雍的《观物吟》一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天向一中分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上焉有两般义，道不虚行只在人。”邵雍发展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学说，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唯心论的可知论。他所说的“观物”，就是要观察天地万物以及人世的道理。而他之所以认为事物可以认识，是因为他所要认识的内容已包含在他的认识的前提之中了。
至于观物的方法，邵雍主张采用从“物”的角度，或曰从“理”的角度去观物的方法，并称之为“反观”法。
他说：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圣人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邵伯温解释说：“以目观物，见物之形，以心观物，见物之情，以理观物，见物之性。”也就是说，以“目”、“心”观物，都难免会带上主观色彩，只能认识到物的“形”和“情”等，而“情偏而暗”，这种观察方法会产生偏差。以“理”观物同“以物观物”意思相同，都是强调不要从“我”的立场出发，不带主观性，这就叫“反观”。也就是要从物之“理”的立场去观察宇宙万物，包括人生在内。采用这样的观察方法才能见物之性，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才是真知。即所谓：“任我则情，情则蔽，蔽则昏矣。因物则性，性则神，神则明矣。”邵雍认为人们求知的过程包括：耳闻、目见、经心、成行四个环节。
邵雍很重视人的感觉器官在求知上的作用。他说：“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灵”。而人之所以灵于万物，也正因为人能凭借其耳、目、口、鼻以收万物之“声色气味”，获得初步的知识。他的诗作中多次提到闻见之知。如《伊川击壤集》卷八中就有“目见之谓识，耳闻之谓知”的诗句，卷十二中也有“曾见方言识，曾闻始谓知”的诗句。不过对于闻与见所得来的知识，邵雍认为其可靠程度是有分别的。他曾说：“人之耳所闻，不若目亲照。耳闻有异同，目照无多少”。还说：“曾闻不若见，曾见不如经。既用身经过，何烦口说行。”重视亲身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的第一手材料。
邵雍认为耳闻、目见都是求知的基础环节，在此基础之上，还必须要“经心”，才能区别闻见之知的真伪，并使之上升到理性。他曾说：“虽多闻，必择善而从之。虽多见，必有以别之”强调用心选择、区别闻见之知，以得出正确的判断。他指出：“凡言知者，谓其心得而知之也”。并形象地描绘说：“万事入深沉，其来味更深。虽然曾过眼，须是更经心。过眼未尽见，经心肯尽寻。尽寻能得见，方始是真金”。认为只有经过“经心”这一环节，认识才能上升到高级阶段，获得正确的可贵的知识。
邵雍认为有了正确的知识，若只停留在口头，而不能成行，还是不够的。他说：“口中讲得未必是，手里做成方始真”，还说：“能言未是难，行是始为艰。须是真男子，方能无厚颜。”鄙薄言行不一，强调成行既是求真知的环节，又是为学的目的和为人的准则。并将耳、目、口、手、身、心六者尽能，看作是掌握知识的最高境界。他在《六得吟》中说：“眼能识得，耳能听得，口能道得，手能做得，身能行得，心能放得，六者尽能，与天同德。”
(四)论教学内容
邵雍以传统的儒家教学内容为核心，又吸收道家的思想学说，运用所谓伏羲先天易数，构造成一套图式，旨在用特定的符号及特定的数字，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联系与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近似数理的哲学和十分神秘的体系，这也就是邵雍的“别为一家”的先天象数学。象数学家所说的象和数，原是《周易》中的两个基本概念。《易》经中基本的象就是阴爻和阳爻。基本的数就是天数一、三、五、七、九和地数二、四、六、八、十这十个数。邵雍精心研究后，进一步发展了《易经》中的这些象和数，使象和数成为其学说的基本概念，并搞出了一个神秘的数的系统，企图以此来概括宇宙间的一切。并在其所开设的私学中，以此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这就使他的教学内容具有了与众不同的两个特点。一是重《易》轻《礼》，学术性强；二是广泛涉及一些自然科学知识。
邵雍从共城令李之才那里“受河图、洛书、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又精研覃思，形成自己的学说体系，写成《皇极经世书》一书，而其学说的精髓则蕴于其构造的《经世衍易八卦图》与《先天天地四象图》中。他说：“先天图，心法也”。还说：“图虽无文，吾终日言，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可见，《河图》、《洛书》和《伏羲八卦》、《六十四卦》等图是邵雍学说的本源和依据。而他所构造的《经世衍易八卦图》和《先天天地四象图》等图式，则是其学说体系的基础。邵雍利用这些图式，推演出自然和人事的变化。
例如，他推演宇宙的创生是这样的，他认为《伏羲八卦次序图》中，处于最下层的太极是一种精神本体，所谓：“太极，一也”。太极生阴阳二仪，“二仪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成八卦，八卦交而成万物”，万物毁灭再归于一。也就是说宇宙万物是由太极这一精神实体通过一定的演化过程而产生，而这一具体的演化过程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直至无穷。故程颢称其法为：“加一倍法”。他推演万物的演化过程是机械的、唯心的。他推演天地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则是根据《六十四卦圆图》与《纪世一元消长之数图》，创立了一套“元、会、运、世”的算法。他认为三十年为一世，十二世为一运，三十运为一会，十二会为一元。而天开于第一会，地辟于第二会，人创于第三会。此后人类的历史便开始了。他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皇、帝、王、霸四个阶段，认为人类历经皇、帝、王、霸，犹如一年历经春、夏、秋、冬一样，是逐渐走下坡路。而皇、帝、王、霸的区别，在于统治者的道、德、功、力和化、教、劝、率的不同。并将传统的儒家教学内容纳入其创设的这一历史阶段之中。
他说：以道德功力为化者乃谓之皇矣；以道德功力为教者乃谓之帝矣；以道德功力为劝者乃谓之王矣；以道德功力为率者乃谓之伯矣；以化教劝率为道者乃谓之《易》矣；以化教劝率为德者乃谓之《书》矣；以化教劝率为功者乃谓之《诗》矣；以化教劝率为力者乃谓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则始焉，天地终则终焉，始终随乎天地者也。邵雍认为天地有它发生、发展与灭亡的过程，人类社会是在天地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的，因此它也必定会在天地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完结，并且不管天地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是按一定规律发展的，这个看法是合乎实际的，符合辩证的科学思想。但他却根据他所构造的图式，具体推算出天地和人类历史产生与终结的时间，并总结出他认为是自然和社会的一套发展规律。其推算的时间和总结的具体规律则是唯心的、主观的臆断。他推崇儒家传统教学内容中的《易》、《书》、《诗》、《春秋》，认为这四部书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不可替代的经典。而在这四部书中，他又首推《易》经，其次才分别是《书》、《诗》、《春秋》。他为自己的这一看法还制造了一系列根据。
他说：夫昊天之尽物，圣人之尽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谓也，阴阳升降于其间美。圣人之四府者，《易》、《书》、《诗》、《春秋》之谓也，《礼》、《乐》污隆于其间矣。
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霸也。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邵雍给儒家经典所排列的先后次序。至于六经中的《礼》经，邵雍认为对悟尽周孔之道的学子来说并不重要，因为礼法本为防奸而设。他说：“悟尽周孔道，解开仁义结。礼法本防奸，岂为吾曹设”。邵雍平素处世为人亦好诙谐，不甚重礼。故程颢戏称他为乱世之奸雄，并说：“其为人则直是无礼不恭”。
邵雍对于音乐和音韵的教育倒还比较重视。
其《皇极经世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穷律、吕、声、音之数的，而这些正是音韵文字和音乐方面的知识。邵雍之父邵古对声韵文字学就很有研究，着有《正声》、《正字》、《正音》等文章。邵雍承其家学，又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作为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不过邵雍认为圣人之四府是《易》、《书》、《诗》和《春秋》，《礼》、《乐》只是于其间起一些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