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次思想飞跃，王阳明心境豁然开朗，人生价值观又一次得到了升华，一改从前消沉俟命的悲观情绪。鉴于居民生活方式落后乃教之范土架木以居。“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随之，“诸生闻之亦皆来聚，请名龙冈书院，其轩曰何陋”。还辟有“君子亭”，“玩易窝”等。龙冈书院为阳明讲学授徒之所，其来学者多中土追随阳明之士，这给王阳明带来无限的乐趣。他作诗曰：“门生颇群集，樽亦时展。讲习性所乐，记问复怀银”。在讲学中，王阳明以热情奔放的生活激情感染着来自四方的学生，同时又以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否定着道学的死板说教。他以“心与理合而为一”和“求理于心”的新理论为教学内容，大胆否定程朱理学“求理于事事物物”的学术成见，并开始向“知行合一”的思想迫近。龙场讲学活动使王阳明常常激动不已，有时夜不能寐，与诸生秉烛讲习通宵达旦不辞辛苦。他深有体会地说：“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与谋”。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的记述其教育活动的诗文，真实地流露出他对教育和学生的热爱之情，字里行间喷发出真实感人的师生情意。如《诸生》诗曰：“人生多离别，佳会难再遇。如何百里来，三宿便辞去？”由此可见王阳明与学生之间的依恋之情谊。
王阳明讲学也包括对社会风俗的教化，通过教育活动与当地居民结下了感情，同时也激怒了地方官吏。《年谱》载：“思州守遣人至驿侮先生，诸夷不平，共殴辱之。守大怒，言诸当道。毛宪副科令先生请谢”。王阳明以书驳斥之，由此声名远播。后来“水西安宣慰，闻先生名，使人隗米肉，给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马”。阳明俱不受。在龙场，王阳明思想感情比较倾向下层社会，这与他当时的政治遭遇所产生的不满情绪是有关的，所以极注重学生独立人格的培养，曾手订教条示龙场诸生，要求他们立志、勤学、责善、改过，关键在于“做人”。
据《年谱》载，王阳明“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简易明白，其书只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本体，故不必假于见闻”。这说明王阳明由否定朱学修养方法论开始批判朱子学术了。
在其《朱子晚年定论序》中说：“昔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证诸六经四子，洞然无复可疑，独于朱子之说相抵牾恒疚于心”。除了对朱子学的否定之外，他对佛老的思想影响也进行了自我批判。他说：“吾幼时求圣学不得，亦尝笃志二氏。其后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绪，悔错用功二十年”。
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三十八岁。这年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元山)，独具慧眼，很器重王阳明的才识学问，亲自拜访他，要求与之辨朱陆同异。王阳明“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辨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这是王阳明在龙场阐述“知行本体”问题的讲学记录。
席元山闻阳明之教后，遂回贵阳修葺书院，率州县诸生以师礼事阳明。自此贵州之士始知有“知行合一”说。席元山十分信服阳明“知行合一”说，认为此说一倡，“从是风动于仁义道德之域，将肩摩而踵接矣”。阳明亦十分感激席书的竭诚帮助，从此他俩结下了没齿不忘的友谊。至嘉靖六年(1527)，席书死时，王阳明以饱醮感恩血泪之笔，写下《祭元山席尚书文》，深切缅怀席书在他居夷处困的逆境时，身冒时谤，独世道是忧，“卓然定见，惟是之从”，并请他讲学，使得“知行合一”之说倡明于世。当“闻公之讣，不能奔哭，千里设位，一恸割心！”
王阳明于正德五年(1510)初，离开贵州，三月“升庐陵县知县”。
结束了三年的痛苦生活。在贵州三年间，尽管阳明身心受尽了折磨但艰苦而偏僻落后的龙场毕竟为他提供了一个既痛苦又自由的思考环境，他备尝人间冷暖，由此而经历了一次难得的心理体验。通过“顿悟”而使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由“心即理”发展到“知行合一”。
同时，由于龙场的宽松自在的思想政治环境，和得到席元山的支持使得他的“知行合一”说广播于世。事实上，王阳明从十八岁开始攻读朱熹之学，到三十八岁提出“知行合一”学说，整整花费了二十年的功夫和经历“百死千难”的身心痛苦体验。“知行合一”尽管作为新儒学的命题尚未展开，“但它作为阳明内心经验的精华已经是对有关朱熹的挑战的一个光辉的回答。由于这个新的学说，阳明开始了他成为儒家之道最伟大的模范导师之一的历程”。
(四)范围进退朱陆，发展“知行合一”
(公元1510-1519)
如果说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提出“知行合一”命题，开始了他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建设的第一步，那么自此以后他的学术和教育实践就是如何将这一命题的内涵全面展开的问题。《全书》卷目《刻文录叙说》和《明儒学案》均说阳明继“学凡三变”之后，“其为教也亦三变”。的确，考其教育实践与学术思想的发展，与朱熹创立学说的方式方法大不相同，他不是借助于“读书穷理”的功夫搞抽象理性批判，而是毕力于“必有事焉”的讲学以实践理性批判。“知行合一”是王阳明个人“百死千难”中体验出来的，这种体验反映了当时缙绅地主阶层知识分子的普遍心理，后来他通过政治、学术特别是教育实践发展和丰富了这一思想学说。正因为教育实践对其学说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所以阳明学说又不是阳明个人的思想成果，而是以他为核心的阳明学派的共同智慧结晶，或者说，是明中叶文化思潮、政治思潮和教育思潮的产物。
正德五年八月，“刘瑾伏诛”，王阳明被升为京官。据《年谱》
载，阳明在庐陵历七月，“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大抵劝民重教，立保甲，清邮递，积累了一些治理地方的经验。入京之后，在兴隆寺与黄绾相识为友，并与湛甘泉终日共学。旋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是时阳明与黄绾讨论过道德修养功夫问题，初步揭出“良知”意蕴以说明“知行合一”的“本体”。正德六年正月，阳明调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时与王舆庵等讨论朱陆之学异同。
王阳明从文化落后的程朱理学淡化的地区来到京师，要推行与朱学相抵牾的“知行合一”说，势必要遭到朱学势力的打击。因此他必须为其学说找到儒学道统正传的证据。鉴于当时有人攻讦他的学说是朱学的“异端”陆学，为此他不得不为陆学辨诬正名。他说：“故仆尝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晦庵之学既已章明于天下，而象山之学犹蒙无实之诬，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表现了他作为革新理学和反潮流的理论家的胆识。僚友方献夫闻其学，深以为愧，遂执贽于阳明门下，其影响已略见一斑。
十月，升文选清吏司员外郎，同时湛甘泉调任南安。湛甘泉离京使阳明深感少师友之苦，他说：“予之资与甘泉多矣。甘泉之学务求自得也”。次年三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是年穆孔晖、顾应祥、郑一初、方献夫、王道、梁谷、万潮、陈鼎、唐鹏、路迎、孙瑚、魏廷霖、萧鸣凤、林达、陈、黄绾、应良、朱节、蔡宗兖、徐爱等人同及门受业。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归省。时徐爱亦升南京工部员外郎，与阳明同舟归省。途中阳明给徐爱讲授《大学》宗旨，其讲义由徐爱整理成册印行，即《传习录》首卷。王讲《大学》，以为“格物是诚意功夫，明善是修身功夫，穷理是尽性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功夫，博文是约礼功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这些观点均与传统的朱学权威解释大相径庭，徐爱理会后不觉手舞足蹈，“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以为圣学从此有了“入头处”。
正德八年二月，阳明与徐爱等人游历四明观、龙溪、千丈岩等地。
“盖先生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之间也”。冬十月至滁州，此地山水佳胜，阳明在此督马政，地僻官闲，日与门人游琅琊、泉间。夕则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歌声振山谷，诸生随时随地请教，阳明因人答疑，教学有方，致使旧学之土闻风向慕而纷至沓来。在滁州教学时，阳明初教弟子以静坐来惩末俗词章支离之学的流弊，本意欲学生放下书本，重在身心道德修养。但后来“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就开始予以纠正，但由于他强调道贵心得，所以纠之不力。但总的说来，阳明在滁州开始大规模授徒讲学以来，即以道德修养为本，反对道学和朱熹的“读书穷理”方法，打破了传统的刻板教学方式，使学生从死书堆里解放出来，这在当时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客观上批判了朱熹，再现了陆九渊的心学原则。
次年五月，王阳明调任南京鸿胪寺卿。随后徐爱来到南都，同志日亲，黄宗明、薛侃、马明衡、陆澄等二十四人同聚师门。追随阳明的学子，大多是不满世道和朱学教育的青年，像阳明青年时期一样内心充满了苦恼与忧虑的人。如王嘉秀、蒋惠、陆澄等好谈仙佛，其他学生亦多喜静坐，于是逐渐形成一种空寂无实和喜脱落新奇之论的不良学风。阳明意识到佛教静坐修心养性的方法是不能使学生反省出圣学来的，更不合他“知行合一”之教的宗旨，于是始提倡在“事上磨练”，要求学生攻读先儒经典，注意“省察克治实功”。大凡阳明这一时期的教育实践是在方法上探讨与试验阶段，比较注重学生内心体验的功夫，所以黄绾说他“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其实，此时阳明学说尚未深入“知行合一”的“本体”内涵，仍在方法问题上探索而已。诚然，方法论的探讨有益于本体论的深入。事实上，“知行合一”是阳明学说的核心，阳明学说作为革新理学的新儒学形态，表现为对朱学“性即理”，“天道”与“人道”、“天理”与“人欲”、“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绝然对立的本体论和“读书穷理”、“格物致知”、“心与理为二”、“知与行”脱节等方法论的革命，从而建立一个自然主义的、心理的价值体系的人本主义。“知行合一”虽然具备这一思想体系的基本结构，但严格地说，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冲破朱学和陆学的传统理论模式的束缚，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深入开拓，才能形成独立的思想理论体系。后来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从方法论上完成了“知行合一”的重行求实理论，突出了心理的价值；继而提出“良知”，从本体论上完成了“知行合一”的重主体轻权威的理论，突出了自然人性的价值。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而在此时“知行合一”尚未从“心即理”的母体中彻底独立出来。
正德十年(1515)，御史杨典荐王阳明为国子监祭酒，但不报。
尽管王阳明在滁州和南京的讲学已震动朝野，但其“知行合一”之教却被时人目之为朱学的“异端”(“心学”)。迫于社会舆论压力，王阳明遂取朱熹着作检而求之，企图从理学经典作家身上找到支持自己学说思想的根据。结果他“发现”朱熹晚年流露出了“心学”倾向“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已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于是他选编朱熹语录和书信文字为《朱子晚年定论》，刊印于世。本来王阳明是为了有意掩盖他对朱学的正面冲击，以减少其传播“知行合一”之教的阻力结果由于他断章取义和选编时考证失实，着实歪曲了理学家心目中的朱熹学说，因此而激起朱学势力的猛烈攻击，表现了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党性对立和不可调和性。
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尚书王琼特举荐王阳明。正德十一年，他被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奉命镇压江西南部和福建汀州、漳州等地的农民起义。
王阳明次年正月至赣，首行十家牌法，推行社会教化，选练民兵，组织地主武装和整顿政府军兵。二月，遂镇压了漳州农民起义军七千余人。五月立兵符，改组地方军事编制，并奏设平和县，移枋头巡检司。
六月疏请疏通盐法。九月改授提督南漳，汀漳等处军务，并发布《抚谕贼巢》，以“攻心”方法瓦解了黄金巢、卢珂等起义军队伍。十月镇压了横水、左溪、桶冈的农民起义军，随之奏设崇义县。王阳明在横水时曾寄书弟子杨仕德：“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当他审问义军首领谢志珊为何能得数千人聚义造反，谢曰：“或纵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语之吐实”。王阳明退而告诸门人道：“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岂异是哉？”他注意研究农民起义军的教育与组织方式，总结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心中贼”的经验，把教育与地方政治紧密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政教合一”的社会教育理论。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王阳明在江西开始镇压三农民起义。时与弟子薛侃书中再次重申“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观点，说：“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要求教育作为配合镇压农民起义和巩固镇压农民起义以实现地方治乱的手段。三月，他带兵袭击了大帽、头等地义军据点三十八处，擒斩义军二千余人。“四月班师立社学”。王阳明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因此在镇压农民起义之后，即行告谕，发南赣所属各县，“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在倡立社学同时，他着实研究儿童教育，撰写社学教条及《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指出儿童教育是有关社会治乱的基础，社学儿童教育要取得成功，必须依据儿童心理性格特征进行。他批评当时的儿童教育死板教条和八股化；指出教育失败的结果是导致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要求政教合一，以教辅政。
《年谱》载，是年王阳明学说思想得到广泛流播和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尽管他忙于镇压农民起义，但“未暇宁居”，从不放松教学工作。门人薛侃、欧阳德等二十七名高足弟子“皆讲聚不散”。所讲内容“专意于朋友日与发明《大学》本旨，指示入道之方”。仍然在方法论上进行探讨。在龙场时王阳明就怀疑朱熹的《大学章句》，在这时他公开攻击《大学章句》的割裂支离之病，遂刻《古本大学》于世。同时进一步公开指出朱子章句、语类之属都是他中年未定之论以否定朱学的学术价值。八月，门人薛侃刻《传习录》。刻《传习录》
的原因大凡有三：其一是徐爱短命离世使王阳明大有孔子失颜渊之伤感，以示怀念。因新刻《传习录》的首卷及序二篇均出自徐爱手笔，对宣传阳明学说作出了贡献。其二，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已有了长足进步，不同于早期“因病立方”，而是形成了基本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于刊刻《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的同时，印行《传习录》，标明王阳明由对朱学的批判已转向开始创造性地建立自己的学说思想体系。其三是当时四方学者辐辏，教学规模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教材，且王阳明忙于军务，不能“事事烦口齿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