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还有统一的标准呢？他说：“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同归于善。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归于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质异也；同归于善，性同也。夫教，以复其性而已。”可知，王守仁主张“因人立教”，是为“各成其材”，反映了教育对象的个性，而“同归于善”，反映他教育工作的总目标，并认为两者皆为“定法”，不可改变。教育工作，既考虑个性，也考虑共性以及个性与共性的结合，这种教育、教学法思想，是全面而辩证的。它的理论是“人的资质不同”，即“质异”与“性同”，每个人生来既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这也是一个对人的辩证观点。王守仁在教学论中的精华，是他承认每个人都有一个知识和智慧的发展过程。如“婴儿”之喻，他说：“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识认其父母兄弟，又既而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的。”这就已经接触到了人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阶段性，并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识水平进行教学工作。这在中国古代是有远见的见解，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其三，教师教学贵在使学生“自得”。
王守仁在教育、教学问题上，虽从“致良知”的思想出发，但他提倡教学要生动活泼，要有启发性，能开发学生的心灵，作到使学生能“自得”。教学要能引导学生“各得其心”。他说：“君子之学求得之于其心”，学习贵在“自得”。如饮食养身一样，食了要消化。他常用孟子的“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的话，来表述和论证自己教学启发学生“自得”的主张，这不是偶然的，不仅说明了他们有继承关系，而且证明了唯心主义者教育重自内发展的共同特性。
王守仁在湛若水(甘泉)出使安南时，曾作文赠之曰：“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而吾求而从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宁，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
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在这里，王守仁要求为学惟心中“务求自得”，重领会，不重文字记诵若求圣人之道而不能自得，虽杨、墨、老、释亦无不可。这可知王守仁强烈要求教师教学要使学生能“自得”。而如何能“自得”呢？教者要善于启发学者自己去体验自家的“良知”，就是“静处体悟”、“事上磨练”及“实地用功”，都是自求于心的工夫。还要学生每听讲则有疑，有疑则思，思则能“自得”。他说：“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由此可知，王守仁主张为学重“思”，然其目的是“自求于心”。若去掉唯心主义的东西，学习是内、外因的结合，他更重内因，教者的“点化”，不如自家的“解化”更为重要。故他说：“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这个教育观点，有合理的因素，反映了教学的规律性。
最后，他还提倡师生之间相互“责善”、“问难”，鼓励学生向教师提意见。
这不但有益于学，且有益于教，可以作到“教学相长”。他说：
“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盖教学相长也。”他为了打破学生的顾虑，还十分谦逊地对弟子们说：“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
最后，他还宣布：“诸生责善，当自我始。”有一次他的弟子问他，孔圣人是否也“相助望门弟子”，王守仁回答说：“亦是实语。”并认为：
“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微愈显。圣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问难的人，胸中窒碍，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愈加精神。”从王守仁的师生“责善”和“问难”中，可以看出他主张和协、平等的师生关系，而且他本人就是平等师生关系的实践者，具有教育家的风度。王守仁对教师的一些要求，有许多合理的见解，反映了教育和教学的共同规律性，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
(五)论儿童教育
王守仁从培养“圣态”的目的出发，主张对儿童教育首先要“教以人伦”。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说：“今教童子惟学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要从儿童开始，就能致力于养成这些封建道德。其课程设有歌诗、习礼和读书等。每门课都有其独立的作用和特有的意义。诗歌要儿童“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儿童诗歌，可以启发其“意志”和陶冶其情感，把儿童旺盛的精力用在培养德性上，从消极方面来说，可以使儿童心中的忧闷化于音乐之中，使其“精神宣畅，心气和平”。所以《乐记》说：“乐者德之华也。”习礼要儿童“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礼貌习熟，德性坚定矣。”所以，儿童的习礼，不但有“动荡血脉”、“固束筋骸”的健康作用，最重要的是培养儿童待人接物、洒扫应对的礼节和养成儿童遵守纪律的习惯，使之“礼貌习熟，德性坚定”，即所谓“礼以导行”。所以，诗歌与习礼的礼乐课，主要是对儿童进行道德行为的教育，当然也含有美育和体育的因素。读书，除可以“开知觉”、“开聪明”、增长知识外，还在于借以“宽虚其心意”而“存其心”、“宣其志”。总之，这些课程的总目标，“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换句话说，诗歌、习礼、读书有开发儿童智慧的智育，养其心性的德育，健其“筋骸”的体育和宣泄其情感的美育等价值。他有“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
诗歌教育，固然有启发儿童“奋至德”的作用，但总是属于“放”
情感、布快乐的一科，所以必须要“约之以礼”，即用乐教来“导和”与用礼教来“导行”结合起来，方可以防止“礼甚则离，乐甚则流”的弊病，使儿童从“意志”到情感，都有助于养成封建道德的信念和封建社会的文明行为。所以，王守仁的礼乐教育，非常重视儿童精神文明的培养。
王守仁为对儿童进行“正蒙”的教育，使儿童能于“蒙昧隐默自养正道，乃成至圣之功”。他还特别规定了一套教育的实施办法和教学制度，而名为《教约》，令各个学校教师和学生遵守执行。他明文规定：“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教儿童摹仿写字和作诗文)，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类，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不暇及于邪僻。”在如何进行歌诗、习礼和读书方面，他还规定了一套具体的教学方式方法。对教歌诗与习礼，不仅分班(组)轮教，以相互观摩，还有会演比赛等各种方式，有分有合，即有分组又有全体“会歌”和“会习”，对儿童具有相观而求进的作用，并“使其乐习不倦”。而且还在歌诗与习礼上，发表了一些关于儿童教育基本训练的观点。在读书方面，主张授书要“量其资禀”，不在徒多，但“贵精熟”，要常使儿童“精神力量有余”，而“无厌苦之患”，却“有自得之美”。教学务使儿童“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反复思考。最后，要能使儿童得其“义理”，掌握书中的精神。这才能使儿童“聪明日开”，智力自然会日益发展。
在教学方法上，他认为最理想的方法是启发诱导，根据儿童的自然(“童蒙之性”)，顺其童性，而开发其身心的发育。教学能使儿童有“时雨春风”之感，就是孟子所说的“时雨化之”，也就是因势诱导在儿童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培植。对幼童的教育，犹如栽花育苗，灌溉之工，皆应“随其分限所及”，切不可“揠苗助长”。他说：“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心中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由此可知，王守仁在讨论儿童的教育时，提出了“儿童心理”
的问题，要求教师的教学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以适应儿童的身心自然。教师要循童性而加以启发，不宜加以束缚。教学能使儿童“无厌苦之患”，而有“中心喜悦”之心，则学童会“进自不能已”，便会有“日新之益”、“涵育薰陶”之功。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见地的主张。
正因为王守仁主张对儿童教育要重启发诱导，所以他对当时教育儿童的传统方法提出了尖锐而合理的批评。他说：“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簿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他认为，这种教育是摧残儿童的天性，其结果使儿童对教师和学校处于敌对而“视教师如寇仇”，“视学校如囹狱”，这不但不能教儿童“为善”，反而“驱之以恶”。这种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应该群起而声讨之。所以，教育蒙童，必须深知“童心”，顺应儿童的性情鼓舞他们学习的兴趣，“委曲开导”，使之“感发兴起”。这样，学童自然心灵开悟，“乐学不倦”，知识扩充。
王守仁主张内心修养，反对外来束缚，因而提倡“存童心”，教育在于唤起儿童固有的“良知”，在发现“天之良知”的同时发现知识。
虽然童子与大人在“致良知”的工夫上是一致的，但童子有童子的“良知”，所以教育的方法和教育内容的深浅，要有区别，“童子良知只到此”。他提出儿童教育要注意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的特点，否则就会影响幼童身心的正常发育。这在当世，是极难得的卓见。不过他是属于心性学派的教育学说，从“致良知”、“存童心”的观点出发的，这是我们所不同意也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