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必须使教育的对象获取知识。关于知识的来源，获取知识以及检验构成认识的根本条件和过程，在教育史上，历来都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一个焦点。墨翟在整个教育活动中，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使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对于在教育活动中构成认识的根本条件和过程，墨翟是分为四个方面来论述并教育弟子的。一是“知”，指知觉本能。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开始，首先必须通过感觉器官。对于知识的获得，当然要依赖于感官的本能，这个本能就是“材”。故曰：“知，材也。”这是构成认识的基本条件。二是“虑”，指思维活动。人们虽然通过感官认识事物，但只能是初步的表象的认识，要深入，还必须通过进一步的积极思考，才能构成求知的动机。故曰：“虑，求也。”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三是“知”，此与上面的“知”含义不同，是指认识求知的过程。人们只有通过感官与客观实在相接触，才能获得知识，故曰：“知，接也。”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四是“智”，是指明确地检验。人们通过感官对客观事物初步认识，接着进行思维，然后再行实践，进而通过详明的检验，才能证实认识的正确与否。如果正确，才可说是“明”。故曰：“智，明也。”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三个阶段。
“墨翟在教育中，把感官、动机、感觉、认识、抽象思维、推论检验，作为构成人们认识客观事物、获取知识的几个不可缺少的过程和条件，这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根据这一认识的条件和过程，又教育弟子懂得知识的来源分为三类。他说：“知：闻、说、亲。名实合，为。”就是说，知识的来源有闻知、说知和亲知。通过实践的检验，在“名”与“实”相符的情况下，行为才可能正确。对此，墨翟进一步解释]说：“知：传授之，闻也。方不，说也。身观焉，亲也。”闻知是说知识是通过老师的传授，即间接经验，弟子通过学习而得；说知是说知识通过推论而得，这个过程是不受地域环境和语言的障碍的；亲知是说知识是直接由感官，即亲身的经历实践而得。此外还说明“名”与“实”即动机(或概念)与实际(或本质)的关系。这个问题在先秦教育史和认识思想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个重大的问题，讨论最为热烈。儒家的孔丘主张“正名”，偏重于政治，不太强调“实”，是先验论的观点。道家的老聃则主张“道无常名”，似有否定感觉和概念在认识上的作用的意思。墨家的墨翟却坚定不移地认为：“名”必须符“实”。他教育弟子说：“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取”就是指“实”，即实践经验。他一贯主张：“知：名实合，为。”“以名举实。”这都是强调动机和效果的统一。它朴素地表明：概念应该受实践经验的检验。如果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实”，那就不能说获得的是真正的完整知识。墨翟的这些思想，很明显，肯定了客观实在是第一性的，概念则是第二性的，这完全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观点。
由上可以看出，墨翟懂得知识的来源，一个途径是人的感官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即直接经验；另一个途径是说教，传授书本知识，即间接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他把间接经验看得较为重要。他说：“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就是说人类获取的知识的概念，有时是可以不通过五官的直接感觉的，它可以凭人们以往长期积累的经验。墨翟教育弟子重视间接经验无疑是正确的。不仅如此，他还教育弟子更要重视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思维乃至抽象思维的提炼。他本人就是逻辑大师和科学家。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墨翟这方面的教学，可以说是继承了孔丘而又有所发展创造，大大前进了一步。孔丘教弟子：“默而识之”，“温故而知新”。墨翟把这两层意思概括综合起来，进一步教弟子说：“谋而不得，以往知来，以见知隐。谋若此，可得而知矣。”这是说人们进行思维活动，要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推论并预示未来，从外部的表象而深入到隐蔽的内在本质。“以往知来，以见知隐”正是逻辑思维的本质特征。
不过，墨翟还没有正确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不可能认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在本质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他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者，在其认识论中，自身必然具有严重的狭隘经验论的倾向。无条件地肯定经验，把感性原则推到绝对化的地步，这就必然要陷入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有时竟会倒向另一个极端，又完全忽视理性认识的重要，甚至提出一些荒唐的认识，认为一切都必须以亲眼亲耳所到才“必以为有”，否则“必以为无”。虽然如此，墨翟的这个“抹煞超感觉世界的感觉论，限于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也正赋有了基于国民自觉性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辉煌的命题”，“在实践上无疑地是对于不为国民阶级的现实生活所感觉的氏族遗物的根本否定”。但由于墨翟强调过分的缘故，无疑又是一种感觉至上的表现。所以他还是不可免地陷入了盲目的感觉主义和狭隘经验主义的泥潭。这是墨翟教育中认识论的一个最大的弱点。
墨翟为教育弟子正确认识客观事物以及检验其正确与否，他教给了弟子有名的“三表法”。这是墨翟教育中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闪光部分。他认为：要把知识传授给弟子，教师首先必须看其知识是否正确，知其真假是非，即是否符合自己学派的政治目的，是否对自己学派所履行的事业有利，这就要用“三表法”来对照衡量。墨翟正是用“三表法”来为其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服务。“何谓三表？”墨翟说：“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判断客观事物的是非，首先必须看它是否符合古代历史记载的间接经验。墨翟在教学中常引历史材料，并以《书》、《百国春秋》等作教材，就是这个道理。但光凭前人的经验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考察广大人民群众感官亲自接触的直接经验。墨翟对此特别重视，这是由墨翟狭隘的经验论所决定的。从这两“表”看，墨翟都是以客观事物来作判断是非的依据，决不是凭自己的主观臆断，肯定了客观是第一性的东西，这是明显的唯物主义观点。但墨翟的这种认识还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没有上升成为理性认识，其科学性是不完整的。特别是他在教学中，经常使用第一“表”，以大量的古代历史的各种事例，来为其宣扬传播政治主张、思想观点中的落后甚至是错误的一面服务，给他的教育思想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因素。这主要是墨翟本人的政治思想中落后的一面和唯心史观所决定的。我们没有理由怪罪方法本身，任何一种科学的方法，都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所利用而为这个阶级的政治服务。这也是历史的普遍规律。
关于第三“表”，它是说判断客观事物的真伪是非，单凭古人的间接经验和今人的直接经验都是不够的，还必须把理想施之于现实的政治之上，看其对国家、人民大众是否有利。这是墨翟有关认识论教学最主要、最根本的思想方法。他站在“农与工肆之人”的立场上，从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衡定是非。这正是墨翟思想方法的杰出之处。正确的方法能使正确的目的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墨翟教育思想中很多丰富的、带有人民性的民主性的精华，都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发展出来的。但是，墨翟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往往把王公大人和老百姓的利益等同起来看待，这样他的主观愿望又往往与客观实际相违背，陷入了自我矛盾而不能自拔的境地。结果是统治者得利而老百姓遭殃。就此而论，墨翟正是好心办坏事的好好先生的典型。
总的说来，墨翟进行教育的认识论和检验知识的“三表法”，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抹煞的。正如侯外庐等先生说：“他(指墨翟——笔者注)的方法论敢于从历史实际、社会实际、以及人民利益来证实知识的真伪，却是前无古人的创见，是从他的‘无所顾虑的态度’而产生的知识武器，在本质上是革命的。”这个评价是非常精当而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