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二程的道德教育思想相比较，他们的教学思想则显得贫乏、苍白，并且依附于他们的道德教育。二程的道德教育主要在教学和日常生活中进行，二程的教学又主要是进行道德教育。在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与教学是不可分割的。但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我们需要将其教学思想剥离出来，单独加以分析和研究。这里主要归纳为如下几点有恒日进学习知识，增长才干，培养道德品质，是艰苦复杂的脑力劳动，必须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才能学有所得，行有所成。所以，程颐说“士之于学也，犹农夫之耕。农夫不耕则无所食，无所食则不得生。
士之于学也，岂可一日舍哉？”因此，二程一再强调学者要日新日进，激昂奋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程颐说：“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又说：“学必激昂自进，不至于成德，不敢安也”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者必须锲而不舍，循循不己，不能有任何懈怠和松劲情绪。否则，就必然会出现如程颐所说的半途而废的情况：“今之进学者，如登山：方于平易，皆能阔步而进，一遇峻险，则止矣。”学者必须警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发生学习既然是日积月累的过程，“是终身事”，因此，既不能速成也不可怠惰，必须细水长流，优游涵泳。那种在学习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想一口吃成个胖子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所以程颐指出：“学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急，才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学。学是至广大的事，岂可以迫切之心为之？”学贵自得一个人幼而为学，长而继之，优游涵泳，久而久之自然有心得体会，达到默识心通的境界。所以二程反复劝勉学者：“学贵乎自得”，“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矣”，“学而不自得，则至老而益衰”。可见二程非常强调和重视学习上的“自得”。
学习不能自得，就会越学越糊涂。程颐指出：“与学者语，正如扶醉人，东边扶起却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却倒向东边，终不能得他个卓立中途”。这样在学习过程中东倒西歪，不能“卓立中途”的人，就是学习肤浅、不能自得的结果。
读书是学习。读书不自得，读得再多也无济于用。程颐指出“学者看一部《论语》，见圣人所以与弟子许多议论而无所得，是不易读也。读书虽多，亦奚以为？”“如读《论语》，旧时未读是这个人及读了后又是这个人，便是不曾读也”。
然则怎样才能自得？程颐说：“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谓得。
得者，默识心通。学者欲有所得，须是笃，诚意烛理。上知，则颖悟自别；其次，须以义礼涵养而得之。”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闻之知之”
的感性认识阶段，感性认识是肤浅的。要想学有所得，必须笃敬真诚，涵养义理，悟得新意，达到默识心通。换句话说，自得就是使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
自得有层次，也有过程。程颐说：如读《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好之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他自己读这本书时也有个从不自得到自得的过程：“某自十七八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愈久，但觉意味深长”。这是一个教育家的经验之谈。
但是二程并不是对所有的自得都赞成，有些自得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问：‘张旭学草书，见担夫与公主争道，及公孙大娘舞剑而后悟笔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发否？’”程颐说：“然。须是思方有感悟处，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张旭留心于书，若移此心于道，何所不至？”十分明显，二程所说的有得，只限于学道，而不包括其他书法等技艺。在二程看来，“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蚁知卫其君，豺獭知祭”等，其他技艺包括自然科学、书法等，都是雕虫小技学者学这些东西，足以玩物丧志，影响学者专心致志学圣入道。因此，他们不屑于教这些东西，也不提倡学者学这些东西。
玩味深思二程认为，一个人要想造于道成其学，必须学有自得。而要自得，必须在学习过程中玩味深思。关于玩味，二程有时叫“深求玩味”，有时叫“潜心玩索”，有时又叫“熟玩味”。尽管说法不一但其意思十分明确，那就是咀嚼、体会作者的真实意图和良苦用心而不是只满足于看懂表面文字。关于深思，《二程集》中反复讲“思”、“深思”如何如何，“不思”、“不虑”又如何如何，其意思也十分明确：深入思考，学懂弄通，不要被表面文字所桎梏。总之，玩味深思是要求学者在学习过程中高度发挥思维器官的功能，不要浅尝辄止“泛乎其思之”。这个要求应该说是正确的。
怎样玩味？为什么深思？二程都有大段的说明。程颐说：(“伯温问：‘学者如何可以有所得？’”)“但将圣人言语玩味久，则自有所得。
当求于《论语》，将诸弟子问处便作己问，将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孔孟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耳。若能于论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生气质！”“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
然而学者有无思无虑而得者，何也？曰：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无思无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未之有也。”总之，只有玩味深思，才能造道成学。如果一个人的学习只是过目诵文，悠悠如过眼烟云，那就等于自暴自弃，一定不会引出好的结果来。
深入思考问题时，要从不同角度、不同方位去思考。程颐说：“若于一事上思未得，且别换一事思之，不可专守着这一事”。这是因为。
“人之知识，于这里蔽着，虽强思亦不通也”。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换个角度去思考，换到另一件事上去探求。这是很有道理的。
二程的“思虑久后，睿自然生”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他说“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水出来。人思虑，始皆溷浊，久则自明矣”；“则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后有觉也”；“人思如涌泉，浚之愈新”。这都说明：人的思维器官越用越明，越用越好用；人的聪明才智来自思维器官的长期使用。这种见解是卓越的。
学宜守约古代教育家在解决教学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或者叫学习知识的博与约的矛盾时，有的主张广博，有的主张深厚，有的主张博约兼顾。
在这个问题上，二程主张学宜守约，反对广博。程颐说：“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约。思则来，舍则去，思之弗熟也”。程颢说：“忧子弟之轻俊者，只教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丧志。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二程认为，凡百玩好皆足丧志只有专心致志于经学和求道，才是为学的唯一正道。我国一代书法名家王羲之、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人，虽在文字书札方面很有造诣但精力一用于此，必懈于求道，学者不宜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
由于二程把经学视为为学的唯一正道，所以他们对经学以外的博观泛览和记诵博识统统加以反对。程颢说：“学者先学文，鲜有能至道。至如傅观泛览，亦自有害”，因此他常教学生。“贤读书，慎不要寻行数墨”。程颐说：“学不贵博，贵于正而已矣”；“所守不约则泛然而无功。约莫如敬”。《近思录》卷二也记载：“明道先生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不仅如此，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也持这种观点。程颐说：“子夏之学虽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礼为约”。
鉴于他们反对学生博闻多识，所以真正学识渊博、思维活跃的学生在先生面前也羞于公开称认。《外书》卷第十二上有这样一条记载：程颐的学生谢良佐“记问甚博”，小程夫子就问他为什么记得这许多？谢良佐竟吓得“不觉身汗面赤”，不敢回答，真是咄咄怪事要求学生学得深透，学得专精，这本来无可非议，但为此而反对学生知识渊博，反对学生思维活跃，反对学习其他课程、知识和技能，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属罕见。这种为了强化理学道统而反对傅学多识的教育主张，对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当然，二程提出的学宜守约的教育主张也有他的针对性。程颐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很明显，二程这一主张的目的在于趋道、学儒者之学，而当时妨害学者学儒趋道的，一是以辞赋文章和训诂取士的科举制度，一是王安石的经世致用的所谓“异端”之学。在二程看来，追求功名利禄的举子是不可能学有所得而至于造道成学的。而王安石的“异端”之学，“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从，久则心化之，今而既安矣”，所以“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
综上可知，贯穿于二程道德教育和教学原则的中心思想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在二程那里，他们把教育和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相互交织在一起。涵养即敬的目的在于培养封建阶级的德性，致知即进学是为了获得知识，二者互相配合，交互作用，最终造就出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德智兼备的完善人格。这是二程关于教育和教学原则的一条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