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关于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是在他们对古今教育比较之后提出的。程颐说：“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择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复之田亩。盖士农不易业，既入学则不治农，然后士农判。在学之养，若士大夫之子则不虑无养，虽庶人之子，既入学则亦必有养。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学，至四十方仕，中间自有二十五年学又无利可趋，则所志可知，须去趋善，便自此成德。后之人，自童稚间，已有汲汲趋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后志定。只营衣食却无害，惟利禄之诱最害人。”从这段比较总结文字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二程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是颂古非今，单轨灌输，反对利禄，向善趋道。这是贯穿于他们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的中心思想。也是一条最普通的原则。
程颐说：“孔子自十五至七十，进德直有许多节次。圣人未必然，然亦是为学者立下一法，盈科而后进，须是成章乃达”。根据孔子的“进德节次”，并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二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首先是“蒙以养正”
二程认为，幼童是接受道德教育的关键时期，必须抓紧抓好，万勿错过时机。“勿谓小儿无记性，所历事皆能不忘。故善养子者，当其婴孩：鞠之使得所养，全其和气，乃至长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恶有常。故养正者，圣人也”。这就是《易·蒙》上所说的“蒙以养正，圣功也”。
为什么必须抓儿童的早期教育？二程认为幼童单纯，可塑性大及早实施封建主义的正面教育，就可使“动态”中的人生向着既定的目标运行，可以“长而性美”，习与德成。否则，等到沾染上不良习性，那就“既已难制”，再施教就非常困难了。所以程颐在《上太皇太后书》中说：“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学之法，以豫为先。人之幼也，知恩未有所主，便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虽未晓知，且当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虽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私意偏好生于内，众口辩言铄于外，欲其纯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岂有太早者乎？”尽管二程对幼童及早施教的目的在于培养封建阶级的接班人，但这种原则和做法却不无可供借鉴之处，因为它符合现代教育心理学的原理。
其次，学圣志道立志是确立人生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解决行为的方向和动力问题。所以二程反复强调立志的重要：“志立则有本。譬之艺木由毫末拱把，至于合抱干云曾，有本故也。”“根本既立，然后可立趋向；趋向既立矣，而所造有深浅不同者，勉与不勉故也。”又说：“志气之帅。若论浩然之气，则何者为志？志为之主，乃能生浩然之气。
志至焉，气次焉，自有先后。”在二程看来，志是人生的根本，是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方向、理想和追求，也是人生行为的动力和指挥官。
一个人不立志，“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其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人的内心世界之所以容易为外患所潜入，被外物所诱惑，走上邪道，是因为“中无主”、志不笃的结果。所以不可不立志。
志小成就必小，志大成就必大。因此二程主张应立高大之志。
他们说：“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九层之台，须大做脚须得。”张横渠指出：“二程从十四五时，便锐然欲学圣人。”这就是二程的大志。
所以他们常常以此来劝勉学者。
学圣志道就是大志。二程对此讲得明白如火。“问：‘学者须志于大，如何？’曰：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夫学者必志于大道，以圣自期。”道即天理即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它的最高体现就是圣人。这样，二程要求人们立的志，也就和他们的教育目的相一致了。
再次，主敬存诚敬、诚是学圣入道的突破口。为了实现学圣志道，必须主敬存诚。这是理学家教育思想中谈得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
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二程非常重视“敬”的功夫和“诚” 的境界。“敬”是专心、主一，心不分散的意思；“诚”是真实、无邪，不虚滑的意思。一个人能够真正做到敬、诚，就能识得“浑然与物同体”这个道理。一个人达到自己与物同体的境界，他就具备了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这样，他就不需要防检自己，也不需要再事追求，这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可以在精神王国里自由驰骋了。
主敬存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诚是体，敬是用，所谓体用一源。程颢说：“敬则诚”。要想达到诚的境界，必须从敬入手。
关于敬，他们说：“敬为学之大要”，“人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识道以智为先，入道以敬为本”，“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等等。可见敬的功夫对一个人的为学、入道和涵养是多么的重要为什么为学、入道和涵养必须敬呢？他们解释说：“或问：‘夫子之教，必使学者涵养而后有所得。如何其涵养也？’予曰：‘莫如敬”’。“欲无外诱之患，惟内有主而后可。主心者，主敬也。主敬者，主一也。不一，则二三矣。苟系心于一事，则他事无自入，况于主敬乎？”“不敬，则私欲万端生焉。害仁，此为大。”可知敬的作用在于祛除“外诱之患”，使学者“有所得”。换句话说，敬可以防止邪僻私欲的干扰和冲击。
如何才能做到敬？程颐说：“敬有甚形影？只收敛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时，其心收敛，更着不得毫发事，非主一而何？”“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一个人只要能做到“主一”、“收敛身心”，像到神庙佛殿祈祷那样虔诚他的内心世界就可达到纯化的境地。所有的人都能这样即所谓“上下一于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何所不至”，包括宋代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就可和谐运转，没有任何矛盾和斗争。
这就是所谓“圣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也即敬的阶级实质。
“敬而后能诚”。有了敬的功夫，才能达到诚的境界。当然，不敬就无诚可言。
关于诚，他们说：“无妄之谓诚，不欺其次矣”，“思无邪，诚也”程颐说：“真近诚”，程颢说：“诚者天之道”，等等。诚被解释为“无妄”、“思无邪”、“无欺”、“真”、“天道”。看来，诚与敬的内涵没有什么差别，这大概叫“体用一源”吧为什么必须诚？不诚行不行？程颐说：“闲邪存诚，闲邪则诚自存。如人有室，垣墙不修，不能防寇，寇从东来，逐之，则复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复至。不如修其垣墙，则寇自不至，故欲闲邪也。”“闲邪则固一矣，如何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是无非僻之奸。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因此，“学者不可以不诚。”看来，诚、敬的要旨和作用都是一样的：防止邪僻私欲的冲击。诚、敬既然是学圣入道的突破口，那么它和前面的蒙养、立志等，在阐述和立论方面就不可避免地有许多雷同。二程理论上的走马灯和思维上的盘陀路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理论上的循环论述是理学家理论思维的一大特点。
最后，真知力行，知行统一在二程看来，道德教育必须以知为本，以行为终，知其理，做其事，做到真知力行，知行统一。在《二程集》中，这一点得到反复说明：“学者言入乎耳，必须着乎心，见乎行事；“穷经，将以致用也”；“力学而得之，必充广而行之”；“学者有所得，不必在读经论道间，当于行事动容周旋中礼得之。”这一要求的阶级实质是不言而喻的，即学者必须加深对封建道德的认识和修养，并且在日常生活行为中付诸行动，转化为道德行为，而不是学用脱节，只记诵道德教条，而行为却不践履。
道德教育之所以必须首先提高认识，乃是因为理论是行为的先导。程颐说：“须是识在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明。”“或曰：‘人间某以学者当先识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乐处便是’。曰：‘此固是。故人力行，先须要知。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行那路，然后可往。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十分清楚，道德教育以知为本，就是首先要端正思想认识，明确方向和道路，然后循路而进才能顺利地转化为道德行为。可见端正对道德的认识，对提高人生行为的自觉是何等重要反之，如果对道德缺乏必要的认识，用程颐的话叫“内不知好恶，外不知是非”，这样，在“动态”的人生运行轨迹中就可能出现“曲线”：“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者出，彼将流宕而不知反。”“勉强而行者，安能持久？”认识不足，勉强去行，往往不能抵制“异端”的冲击和干扰，而使行为放荡不羁。这一见解是深刻的。
当然，道德教育光有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把认识转化为行为落实到“行事动容周旋”之中。二程指出：学是为了致用，知是为了行；学者不患不能知，患知而不能行。“夫人幼而学之，将欲成之也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学，成而不能行其学，则乌足贵哉？”“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
笃行便是终之。”二程这种以知为本，“笃行便是终之”的主张就是要求学者必须把封建道德的认识落实到行动上。这正如“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总之，道德教育必须知其理，做其事，真知力行，知行统一，才是完整的道德教育过程。如果徒知其理，不做其事，甚至言行相悖，那就无益于当时社会，是学者之大患，为二程所坚决反对。
由于理学家的政治理想是礼治和德政，他们的治世之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在他们的教育活动中总是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二程就是把灌输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作为自己的职责，一抓到底，终其一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