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程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无论在政事纷繁的年代，还是在流放被贬的岁月；无论是担任皇帝的老师，还是被削职为民；无论是身处京华殿阁，还是在穷乡僻壤，他们都始终不渝、坚持不懈地举办教育事业。二程一生不遗余力地昌明教化，锐意兴学其态度之坚决和自信，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堪称楷模。
二程之所以对兴学育才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乃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职责和天分有着与众不同的认识。程颢说：“‘予天民之先觉者’，谓我乃天生此民中尽得民道而先觉者也。既为先觉之民，岂可不觉未觉者？及彼之觉，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义理我但能觉之而已”。程颐说：“君子之学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而老子以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亦自贼其性欤！”这种把“觉后知”、“觉后觉”的重任，主动自觉地挑在自己肩上的思想，来源于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孟子。孟子在《万章下》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和二程都以当时的先知先觉自诩。在他们看来，既然自己是先知先觉者，那么，“以斯道觉斯民”，就应当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这种充满时代责任感和自信的表述，虽有“好为人师”之嫌，给人以“大言不惭”之感，但他们那种主动承担教育任务的襟怀和鲜明积极的执着态度，倒是值得我们称道和提倡的。
尽管二程兄弟是当时具有声望的教育家，但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却风格迥异，各具特点，对待学者的态度完全两样，给当时和后世留下深刻的影响。
大程夫子对待学生“一团和气”，使学者“莫不感悦而信服”。二程的学生谢良佐说：“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然一团和气。”程颢的学生河间刘立之说：“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
接人温然，无贤不肖，皆使之款曲自尽。闻人一善，咨嗟奖劳，惟恐其不笃。人有不及，开导诱掖，惟恐其不至。故虽桀傲不恭，见先生，莫不感悦而信服”。
小程夫子则“庄重有体”，使学生“莫不肃然”起敬。这可以从有名的“程门立雪”的教育典故中得到说明。二程的学生游定夫、杨中立，初见伊川先生，“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不敢离去。久之，既觉，先生顾谓曰：“二子犹在此乎？”日暮矣，始就舍。二子者退，则门外雪深尺余矣。其严厉如此。学生尹说程颐“庄重有体”，平时“衣虽细素，冠襟必整；食虽简俭，蔬饭必洁”。谢良佐则说：“伊川才大，以之处大事，必不动声色”。《外书》卷第十一、十二中也生动地记载着二程兄弟教学风格之不同。卷十一有一条说：“明道先生每与门人讲论，有不合者，则曰‘更有商量’。伊川则直曰：‘不然’。”卷十二有三条。其一说“‘明道犹有谑语，若伊川则全无’。问：‘如何谑语？’曰：‘明道闻司马温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有疑遂止，笑曰：‘我将谓从天命之谓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谨严，坐间无问尊卑长幼，莫不肃然”。其二说：“朱公騯来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其三说：“韩持国与伊川善暇日与持国同游西湖，令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庄敬者，伊川回视，厉声叱曰：‘汝辈从长者行，敢笑语如此，韩氏孝谨之风衰矣’。持国遵皆逐去之”。
由上可知，程颢性格开朗，好说笑话，学生亲近他，不拘谨，讲课气氛活跃。这大概是他“一团和气”的一贯表现。而程颐则沉静刚毅，说话严谨，学生敬畏有余，从容不足，讲课气氛严肃。这可能是他“庄重有体”的表现。
二程兄弟教学态度和风格之不同，他们自己也十分清楚。请看小程是这样评论他的哥哥的：“视其(程颢)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先生接物辨，而不间，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从，怒人而人不怨”。《伊川学案附录》有一段记载说：“明道伊川随待太中知汉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门而右，从者皆随之，伊川入门而左，独行。至法堂上相会，伊川自谓：‘此是颐不及家兄处’。盖明道和易，人皆亲近，伊川严重，人不敢近也”。大程也评论过他的弟弟：“异日能尊师道，是二哥。若接引后学，随人才成就之，则不敢让。”
所以，黄百家评论说：“大程德性宽宏，规模阔广，以光风霁月为怀。二程气质刚方，文理密察，以削壁孤峰为体，其道虽同，而造德各自有殊也”。这一评论，虽有夸大溢美之辞，但足以看出二人的不同风格和特点。黄宗羲评论说：“明道伊川大旨虽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变其说，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亲切，大程夫子当识其明快中和处，小程夫子当识初年之严毅，晚年又济以宽平处’”。
二程兄弟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态度如此不同，这与他们的个性、气质、知识、道德修养和个人生活实践的综合表现密不可分，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