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程颐以及杨时，一生讲学不辍，在长达三十年、五十年和六十年之久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体会，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其主要之点有
(一)学圣志道，为学必先立志
立志是确立人生的理想和奋斗目标，解决行为的方向和动力问题。所以二程和杨时反复强调立志问题。二程说：“志立则有本。
譬之艺木，由毫末拱把，至于合抱而干云者，有本故也”。“根本既立，然后可立趋向，趋向立矣，而所造有深浅不同者，勉与不勉故也”。在二程看来，志是人生的根本，是人生的趋向和追求。一个人的趋向和追求只要符合实际，至于造诣深浅，就看他的努力程度了。一个人没理想，没意志，“此正如破屋中御寇，东面一人来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左右前后，驱逐不暇。盖四面空疏，盗固易入，无缘作得主定。又如虚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实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来？盖中有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自然无事”。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之所以容易为外患所潜入，甚至在外患面前一触即溃乃是“中无主”，志不笃的结果。所以为学之人不可不立志。
志小成就小，志大成就大。因此二程主张应立高大之志：“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脚始得”。张载指出，“二程从十四五时，便锐然欲学圣人”。这就是二程的大志。
学圣志道就是大志。二程一再劝勉学者：“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夫学者必志于大道，以圣人自期”。“这里的道即天理即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它的最高体现者就是圣人。杨时也说：“予尝谓学者视圣人其犹射之于正鹄乎。虽巧力所及有中否远近之不齐，然未有不志乎正鹄，而可以言射者也。然未有不志乎圣人而可以言学者也”。这样，二程和杨时要求学者立的志，就和他们的教育目的相一致了。
(二)居敬存诚
敬、诚是学圣入道的突破口。为了实现学圣志道的理想和追求必须居敬存诚。这是理学教育家谈得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问题之一，实际上这是做学问和实现理想化人格的态度和思想境界问题。
关于敬，程颐说：“敬有甚形影？只收敛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词中致敬时，其心收敛，更着不得毫发事，非主一而何”？“欲无外诱之患，惟内有主而后可。主心者，主敬也。主敬者，主一也”。关于诚，他们说：“真近诚”，“无妄之谓诚”，“思无邪，诚也”，等等。看来敬是专心、主一、郑重其事的意思；诚是真实、无邪、不虚滑的意思。一个人能够真正达到敬、诚的要求，即心里“着不得毫发事”、“思无邪”的境界时，他就不需要防检和约束自己，就可如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在封建主义的道德和学术王国里自由邀游了。所有的人都能这样做，“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何所不至”，包括宋代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就可以和谐运转，没有矛盾和斗争。这就是“圣人修己以安百姓之道”的阶级实质。当然如果今天的学生对待学业和道德修养的态度像到神庙祈祷的人那样恭敬和虔诚，精力高度集中，思维高度专一，那么其效益和成绩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有恒日进
学习知识，增长才干，培养道德品质，是艰苦复杂的脑力劳动，必须日积月累，持之以恒，才能学有所成。正如小程所说：“士之于学也，犹农夫之耕。农夫不耕则无所食，无所食则不得生。士之于学也，岂可一日舍哉？”因此，二程一再强调学者要日新日进，激昂奋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程颐说：“君子之学必日新，日新者日进也。不日新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者”。“学必激昂自进，不至于成德，不敢安也”。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者必须锲而不舍循循不已，不能有任何懈怠和松劲情绪。否则，就必然会出现如程颐所说的半途而废的情景：“今之进学者，如登山：方于平易，皆能阔步而进，一遇峻险，则止矣”。学者必须警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发生学习既然是日积月累的过程，“是终身事”，因此既不可怠惰也不能欲速，必须长流水，不断线，优游涵泳。正如小程所说：“凡长育人才也，教之在宽，待之以久，然后化成而俗美”。“学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才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学。学是至广大的事，岂可以迫切之心为之？”那种在学习和道德修养上一曝十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想一口吃成个胖子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四)玩味自得
二程认为，一个人要想造道成学，必须学有自得。所以二程反复劝勉学者：“学贵乎自得”，“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矣”，“学而不自得，则至老而益衰”，等等。
什么是自得？程颐说：“大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谓得。得者须默识心通。学者欲有所得，须是笃，诚意烛理。上知，则颖悟自别其次，须以义礼涵养而得之”。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闻之知之”的感性认识阶段，感情认识是肤浅的，要想学有所得，必须真诚笃敬，涵养义理，悟得新意，达到默识心通。换句话说，自得就是使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
怎样自得？二程认为，一个人要想学有自得，必须在学习过程中深思玩味。关于玩味，二程有时叫“深求玩味”，有时叫“潜心玩索”。有时也叫“熟玩味”。尽管说法不一，但其意思十分明确那就是咀嚼、体会作者的真实意图和用心，深入思考，学懂弄通，不被表面文字所桎梏。这个要求应该说是正确的。
学习不自得，就会越学越糊涂。程颐指出：“与学者语，正如扶醉汉，东边扶起却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却倒向东边，终不能得他个卓立中途”。这种在学习中东倒西歪的人，就是学习浅薄、不能自得的结果。
二程的“思虑久后，睿自然生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他说：“致思如掘井，初有浑水，久后稍引动得清者出来。人思虑初皆溷浊，久自明快”；“人思如涌泉，浚之愈新”。这都说明人的思维器官越用越好用，人的聪明睿智来自思维器官的长期使用。这种见解是卓越的。
(五)学宜守约
古代教育家在解决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即知识的博与约的关系时，有的主张广博，有的主张深厚，有的主张博约兼顾。二程则主张学宜守约，反对广博。小程说：“学不贵博，贵于正而已矣”，“所守不约，则泛然而无功，约莫如敬”，“泛乎其思之，不如守约”。
大程说：“至如博观泛览，亦自为害”。不仅如此，他们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也持这把标尺。小程说：“子夏之学虽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礼为约”。
二程之所以主张学习要守约反博，乃是因为他们把学经求道视为为学的唯一正途，所以他们对学经以外的博观泛览、记诵博识和书札文字统统加以反对。大程说得非常明确：“忧子弟之轻俊者，只教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夺志。至干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丧志。如王、虞、颜、柳辈，诚为好人则有之。曾见有善书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于此，非惟徒废时日于道便有妨处，足知丧志也”。“明道先生以记诵博识为玩物丧志”。二程认为，凡百玩好，皆足夺学圣求道之志。我国一代书法名家王羲之、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人，虽然文字书札方面很有造诣，学者也不宜以他们为学习榜样，因为精力一用于此，必懈于求道“教以经学书”才是唯一的正途。
鉴于二程反对学生博识多闻，所以真正知识渊博、思维活跃的学生也羞于公开承认。程颢的学生谢良佐“记问甚博”，其老师质问他为什么记得这么多？谢良佐竟吓得“不觉身汗面赤”，无地自容，不敢回答，真是咄咄怪事！要求学生学得专精一些，这本无可厚非，但为此而反对学生知识渊博，反对学习其他课程、知识和技能，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属罕见。这种为了强化理学道统而反对博学多识的教育主张，对中国思想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当然，二程的这一主张也有他的针对性：一是反对以辞赋文章和训诂的科举考试制度。因为追求功名利禄和训诂是不可能造道成学的；二是反对王安石的经世致用的所谓“异端”之学。因为王氏之学“其教易以入人：始也以利从，久则心化之，今而既安矣”
这就不能不使二程忧心仲忡，感到这是“莫大之患”。所以他们要摒弃学者的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他们认为，“苟无此三者”，学者“必趋于道”。这就是学宜守约的用意。
(六)知其理，做其事，真知力行，知行统一
这一点，在《二程集》中反复得到说明，“学者言入乎耳，必着乎心，见乎行事”。“穷经将以致用也”。“力学而得之，必充广而行之”。“学者有所得，不必在读经论道间，当于行事动容周旋中礼得之”。在二程看来，为学必须以知为本，行为终，即必须加深对所学理论的认识和修养，并且在日常生活行为中付诸行动，做到知其理行其事，知行统一，而不是学用脱节。
二程之所以强调知其理，乃是因为理论是行为的先导。他们说“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明”。小程说：“故人力行先须要知。譬如人欲往京师，必知是出那门，往那路，然后可往。
如不知，虽有欲往之心，其将何之？”十分清楚，以认识为先导，就是首先要明确方向和道路，然后循路而进。可见知其理即提高认识，对提高人生行为的自觉性是十分重要的。
反之，如果对事理缺乏必要的认识，就会在动态的人生运行轨迹中出现“曲线”：“力能行之，而识不足以知之，则有异端者出，彼将流岩而不知反”。“勉强而行者，安能持久？”认识不足，勉强去行往往不能抵制“异端”的冲击和干扰，陷于迷惑或放荡之中。这一见解不无道理。
当然，认识不是目的，还必须把认识转化为行为，落实到“行事动容周旋”之中。二程指出，学是为了致用，知是为了行。学者不患不能知，患知而不能行。“夫人幼而学之，将欲以成之也；既成矣，将以行之也。学而不能成其学，成而不能行其学，则盍足贵哉？”“须以知为本。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笃行便是终之”。二程这种以知为本，“笃行便是终之”的主张，就是要求学者必须把所学的知识落实到应用上。这正如“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如果徒知其理，不做其事，甚至理论和应用脱节，那就违背为学的目的，是学者的大患，也为二程所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