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学者敬而不见得，元本有未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来做事得重，此“恭而无礼则劳”也。恭者私为恭之恭也，礼者非体一作礼。之礼，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为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须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语必正者，非是道独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只是个循理而已。
尧夫解“他山之石可能攻玉”，玉者温润之物，若将两块玉来相磨，必磨不成，须是得佗个粗砺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与小人处，为小人侵陵，则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如此便道理出来。
公騯昨在洛有书室，两旁各一牖，牖各三十六隔，一书天道之要，一书仁义之道，中以一牍，书“毋不敬，思无邪”。
中处之，此意亦好。
古人虽胎教与保傅之教，犹胜今日庠序乡党之教。古人自幼学，耳目游处，所见皆善，至长而不见异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见皆不善，才能言便习秽恶。日日消铄，更有甚天理？须人理皆尽，然尚以些秉彝消铄尽不得，故且恁过，一日之中，起多少巧伪，萌多少机酙。据此个薰蒸，以气动气，宜乎圣贤之不生，和气之不兆也。寻常间或有些时和岁丰，亦出于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时或同家并生圣人，及至后世，乃数千风寂寥人多言天地外，不知天地如何说内外，外面毕竟是个甚？若言着外，则须似有个规模。
凡言充塞云者，却似个有规模底体面，将这气充实之。
然此只是指而示之近耳。气则只是气，更说甚充塞？如化育则只是化育，更说甚赞？赞与充塞，又早却是别一件事也。
理之盛衰之说，与释氏初劫之言，如何到佗说便乱道又却窥测得些？彼其言成住坏空，曰成坏则可，住与空则非也。如小儿既生，亦日日长行，元不曾住。是佗本理只是一个消长盈亏耳，更没别事。
极为天地中，是也，然论地中尽有说。据测景，以三万里为中，若有穷然。有至一边已及一万五千里，而天地之运盖如初也。然则中者，亦时中耳。地形有高下，无适而不为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杨氏为我，墨氏兼爱，子莫于此二者以执其中，则中者适未足为中也。故曰：“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无适而不为中，则天地之化不可穷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则须有左有右，有前有后。四隅既定，则各有远近之限，便至百千万亿，亦犹是有数。盖有数则终有尽处，不知如何为尽也。
日之形，人莫不见，似轮似饼。其形若有限，则其光亦须有限。若只在三万里中升降出没，则须有光所不到处，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苍苍，岂是天之形？视下也亦须如是。
日固阳精也，然不如旧说，周回而行，中心是须弥山，日无适而不为精也。地既无适而不为中，则日无适而不为精也。
气行满天地之中，然气须有精处，故其见如轮如饼。譬之铺一溜柴薪，从头繣着，火到处，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块物推是行将去。气行到寅，则寅上有光；行到卯，则卯上有光。
气充塞，无所不到。若这上头得个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观书者，亦须要知得随文害义。如书曰：“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既处汤为圣人，圣人不容有妄举。若汤始欲迁社，众议以为不可而不迁，则是汤先有妄举也。不可者汤不可之也。汤以为国既亡，则社自当迁；以为迁之不若不迁之愈，故但屋之。屋之，则与迁之无以异。既为亡国之社，则自王城至国都皆有之，使为戒也。故春秋书“亳社灾”，然则鲁有亳社，屋之，故有火灾。此制，计之必始于汤也。
长安西风而雨，终未晓此理。须是自东自北而风则雨自南自西则不雨。何者？自东自北皆属阳，坎卦本阳。阳唱而阴和，故雨；自西自南阴也，阴唱则阳不和。酨酫之诗曰：“朝酭于西，崇朝其雨。”是阳来唱也，故雨：“酨酫在东”，则是阴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谓手指莫敢指陈也犹言不可道也。易言“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则是阴先唱也，故云虽密而不雨。今西风雨雨，恐是山势使然。
学者用了许多工夫，下头须落道了，是入异教。只为自家这下元未曾得个安泊处，那下说得成熟？世人所惑者鬼神转化，佗总有说，又费力说道理，又打入个无底之壑，故一生出不得。今日须是自家这下照得理分明，则不走作。形而下形而上者，亦须更分明须得。虽则心有一作存。默识有难名状处，然须说尽心知性知天，亦须于此留意。此章一无“落道了是”四字。
学则与佗“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不失。异教之书“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然其流必乖，故不可事遂都取之。
若杨、墨亦同是尧、舜，同非桀、纣。是非则可也，其就上所说，则是成就他说也，非桀是尧，是吾依本分事，就上过说则是佗私意说个。要之，只有个理。
讲学本不消得理会，然每与剔拨出，只是如今杂乱胶固，须着说破。
孟子论王道便实。“徒善不足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从养生一作道。上说将去。既庶既富，然后以“饱食暖衣而无教”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后，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语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说到道，元未到得西铭意思。据子厚之文，醇然无出此文也，自孟子后，盖未见此书。
圣人之教，以所贵率人，释氏以所贱率人。初本无此十六字。卷末注云：“又‘学佛者难吾言’章，一本章首有云云，下同，余见‘昨日之会，章。”学佛者难吾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则无仆隶”。正叔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所愿也；其不为尧、舜，是所可贱也，故以为仆隶。”
游醉、杨时先知学禅，已知向里没安泊处，故来此，却恐不变也。畅大隐许多时学，乃方学禅，是于此盖未有所得也。吕进伯可爱，老而好学，理会直是到底。天祺自然有德气，似个贵人气象，只是却有气短处，规规太以事为重，伤于周至，却是气局小。景庸则只是才敏。须是天祺与景庸相济，乃为得中也。
子厚则高才，其学更先从杂博中过来。
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谱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又曰：“颠沛造次必于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道得如此，更难为名状。”
今异教之害，道家之说则更没可辟，唯释氏之说衍蔓迷溺至深。今日今日一作自。是释氏盛而道家萧索。方其盛时，天下之士往往自一作又。从其学，自难与之力争。惟当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则彼不必与争。然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譬之卢从史在潞州，知朝廷将讨之，当时便使一处逐其节度使。朝廷之议，要讨逐节度者，而李文饶之意，要先讨潞州，则不必治彼而自败矣。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
异教之说，其盛如此，其久又如是，亦须是有命，然吾辈不谓之命也。
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须泰然处之。有人遇一事，则心心念念不肯舍，毕竟何益？若不会处置了放下，便是无义无命也。
“道之不明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贤者则只过当，不肖又却都休。
冬至一阳生，却须斗寒，正如欲尧而反暗也。阴阳之际，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过便是道理。天地之间，如是者极多。艮之为义，终万物，始万物，此理最妙，须玩索这个理。
古言乾、坤退处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则便分君道无为，臣道有为。若天，则谁与佗安排？佗如是，须有道理。故如八卦之义，须要玩索。
早梅冬至已前发，方一阳未生，然则发生者何也？其荣其枯，此万物一个阴阳升降大节也。然逐枝自有一个荣枯分限不齐，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个消长，只是个消息。
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穷。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凋，只是后凋凋得不觉，怎少得消息？方夏生长时，却有夏枯者，则冬寒之际有发生之物，何足怪也物理最好玩。
阴阳于天地间，虽无截然为阴为阳之理，须去参错，然一个升降生杀之分，不可无也。
动植之分，有得天气多者，有得地气多者，“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然要之，虽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气，故重浊也。
伯淳言：“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佗子厚有如此笔力佗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且教佗人读书，要之仁孝之理备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
诗前序必是当时人所传，国史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
不得此，则何缘知得此篇是甚意思？大序则是仲尼所作，其余则未必然。要之，皆得大意，只是后之观诗者亦添入。
诗有六体，须篇篇求之，或有兼备者，或有偏得一二者。
今之解诗者，风则分付与国风矣，雅则分付与大、小雅矣，颂即分付与颂矣。诗中且没却这三般体，如何看得诗？风之为言，便有风动之意；兴便有一兴喻之意；比则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赋则赋陈其事，如“齐侯之子，卫传之妻”是也；雅则正言其事；颂则称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驺虞”之类是也。
关雎之诗，如言“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非后妃之事，明知此意是作诗者之意也。如此类推之。
诗言后妃夫人者，非必谓文王之妻也，特陈后妃夫人之事，如斯而已。然其后亦有当时诗附入之者，汝坟是也。且二南之诗，必是周公所作，佗人恐不及此。以其为教于贲席之上，闺门之内，上下贵贱之所同也。故用之乡人邦国而谓之国风也。化天下只是一个风，至如鹿鸣之诗数篇，如燕群臣、遣戍役、劳还(率)〔卒〕之类，皆是为国这常政，其诗亦恐是周公所作，如后人之为乐章是也。
论语中言“唐棣之华”者，因权而言逸诗也。孔子删诗岂只取合于雅颂之音而巳，亦是谓合此义理也。如皇矣、鸢民、文王、大明之类，其义理，非人人学至于此，安能及此作诗者又非一人，上下数千年若合符节，只为合这一个理若不合义理，孔子必不取也。
夫子言“兴于诗”，观其言，是兴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言“秉心塞渊，牝三千”。须是塞渊，然后牝三千。塞渊有义理。又如釿之诗，鏐牧是贱事，其中却言“思无邪”。诗三百，一言以蔽之者在此一句。盘牧而必要思无邪者，盖为非此则不能盘牧。又如考盘之诗，解者谓贤人永誓不复告君，不复见君，又自誓不诈而实如此也，据此安得有贤者气象。孟子之于齐，是甚君臣，然其去，未尝不迟迟顾恋。今此君才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矶也。乃知此诗，解者之误。此诗是贤退而穷处，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犹父子，安得不怨？故直至于寤寐弗忘，永陈其不得见君与告君，又陈其此诚之不诈也。此章注“塞渊有义理”，一作“塞渊于义理”。
尧与舜更无优劣，及至汤、武便别。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无人如此说，只孟子分别出来，便知得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文王之德则似尧、舜，禹之德则似汤、武，要之皆是圣人。
诗云：“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上天又无声臭之可闻，只看文王便万邦取信也。又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然则文王之德，直是似天。
“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只为常是这个道理。此个一作理。亦须待佗心熟，便自然别。
“乐则生，生则乌可已也”，须是熟方能如此。“苟为不熟，不如稗”。
“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也。”须集义，这上头莫非义也。
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言四者，本于心而生色也。
“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非自及此，焉能道得到此今志于义理而心不安乐者，何也？此则正是剩一个助之长。虽则心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须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邻”，到德盛后，自无窒得碍，左右逢其原也。
中庸言“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方是说“优优大载。”又却非如异教之说，须得如枯木死灰以为得也。
得此义理在此，甚事不尽？更有甚事出得？视世之功名事业，甚譬如闲。视世之仁义者，甚煦煦孑孑，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视一作是。天来大事，处以此理，又曾何足论？若知得这个义理，便有进处。若不知得，则何缘仰高钻坚，在前在后也？竭吾才，则又见其卓尔。
德者得也，须是实至这里须得。
言“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却是着人上说。
邵尧夫于物理上尽说得，亦大段漏泄佗天机。
人于天理昏者，是只为嗜欲乱着伦。庄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此言却最是。
这个义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鲜矣”。此个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见。
今天下之士人，在朝者又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虽未见从，又不曾有大横见加，便岂可自绝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义不可绝。岂有身为侍从尚食其禄，视其危亡，曾不论列，君臣之义，固如此乎“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备，元无欠少，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动来？因不动，故言“寂然”。虽下动，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若不一本，则安得“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
所务于穷理者，非道须尽穷了天下万物之理，又下道是穷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积累多后，自然见去。
天地安有内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识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鱼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动不得。
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初恐人入于禽兽也，故于春秋之法极谨严。元本无故字。中国而用夷狄礼，则便夷狄礼之。韩愈言“春秋谨严”，深得其旨。韩愈道佗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诗正面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其名理皆善。
当春秋、战国之际，天下小国介于大国，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维持数百年。此势欲似稻塍，各有界分约束。后世遂有土崩之势，道坏便一时坏，元本无此一坏字。陈涉一叛天下遂不支梧。今日堂堂天下，只西方一败，朝廷遂震，何也？盖天下之势，正如稻塍，各有限隔，则卒不能坏。今天下却似一个万顷陂，要起卒起不得，及一起则汹涌，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泽仁厚，涵养百余年间，一时柔了人心，虽有豪杰，无个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静，不宜使摇动。虽夷狄亦散兵却斗，恃一本无恃字。此中国之福也。一本此字下有非字。
贾谊有五饵之说，当时笑其迂疏，今日朝廷正使着，故得许多时宁息。
天地动静之理，天圜则须转，地方则须安静。南北之位，岂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离也。坎离又不是人安排得来，莫非自然也。
论语为书，传道立言，深得圣人之学者突。如乡党形容圣人，不知者岂能及是“不愧屋漏”，便是个持养气象。
孔、孟之分，只是要别个圣人贤人。如孟子若为孔子事业，则尽做得，只是难似圣人。譬如剪彩以为花，花则无不似处，只是无他造化功。“绥斯来，动斯和”，此是不可及处。
只是这个理，以上却难言也。如言“吾斯之未能信”，皆是古人此理已明故也。
敬而无失，便是“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也。敬不可谓之中，但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也。
微仲之学杂，其恺悌严重宽大处多，惟心艰于取人，自以才高故尔。语近学，则不过入于禅谈；不常议论，则以苟为有诘难，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和叔常言“及相见则不复有疑，既相别则不能无疑，然亦未知果能终不疑。不知佗既已不疑，而终复有疑，何故伯淳言：“何不问他？疑甚不如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