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己未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
古不必验，今之所患，止患不得为，不患不能为。正“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此是彻上彻下语，圣人元无二语。明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心一作体。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正志道恳切，因是诚意；若迫切不中理，则反为不诚。盖实理中自有缓急，不容如是之迫，观天地之化乃可知。正圣人用意深处，全在系辞，诗、书乃格言。明古之学者，皆有传授。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如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
观易须看时，然后观逐爻之才。一爻之间，常包涵数意，圣人常取其重者为之辞。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尝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时，不及其爻之才，皆临时参考。须先看卦，乃看得系辞。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诸己，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虽不自得，然才知稍高，亦能窥测见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谓泄天机。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诸己须用知巧，亦有元本无有字。反失之，如苏、张之类。
教人之术，若童牛之牿，当其未能触时，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则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难制，以百方制之，终不能使之改，惟其势，则性自调伏，虽有牙亦不能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须置其楚，别以道格其心，则不须楚，将自化矣。
事君须体纳约自牖之意。人君有过，以理开谕之，既不肯听，虽当救止，于此终不能回，却须求人君开纳处进说。
牖乃开明处。如汉祖欲废太子，叔孙通言嫡庶根本，被皆知之，既不肯听矣，纵使能言，无以易此。惟张良知四皓素为汉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汉祖知人心归太子，乃无废立意。
及左师触龙事，亦相类。
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如杨、墨之类。明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仁者，全体；四者，四支。
仁，体也。义，宜也。礼，别也。智，知也。信，实也。
学者全体此心，学虽未尽，若事物之来，不可不应，但随分限应之，虽不中，不远矣。
学者须敬守此心，不可急迫，当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间然后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终不足以达道。
学者全要识时。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学者其体此意，令有诸己，其地位已高、至此地位，自别有见处，不可穷高极远，恐于道无补也。明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已。故“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明“博施济众”，云“必也圣乎”者，非谓仁不足以及此，言“博施济众”者乃功用也。明尝喻以心知天，犹居京师往长安，但知出西门便可至长安。此犹是言作两处。若要诚实，只在京师，便是到长安更不可别求长安。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一作性便是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时并了，元无次序，不可将穷理作知之事。若实穷得理，即性命亦可了。明学者识得仁体，实有诸己，只要义理栽培。如求经义皆栽培之意。
世间有鬼神冯依言语者，盖屡见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而已。尝以所求语刘绚，其后以其思索相示，但言与不是，元未尝告之。近来求得稍亲。
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
真知与常知异。常见一田夫，曾被虎伤，有人说虎伤人，众人莫不惊，独田夫色动异于众。若虎能伤人，虽三尽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尝真知。真知须如田夫乃是。故人知不善而犹为不善，是亦未尝真知。若真知，决不为矣。
蒲人要盟事，知者所不为，况圣人乎？果要之，止不之卫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蒲人，其将何辞以对尝言郑戬作县，定民陈氏为里正。既暮，有姓陈人乞分居，戬立笞之，曰：“安有朝定里正，而夕乞分居？既而察之乞分居者，非定里正也。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误认其意者，何也？诚心爱敬而已。若使爱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错缨之有？故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
欲知得与不得，于心气上验之。思虑有得，中心悦豫。
沛然有裕者，实得也。思虑有得，心气劳耗者，实未得也，强揣度耳。尝有人言：“必因学道，思虑心虚”。曰：“人之血气，固有虚实，疾病之来，圣贤所不免，然未闻自古圣贤因学而致心疾者。”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
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一本下更有“未有之”三字。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明事有善有恶，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须有美恶，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当察之，不可自入于恶，流于一物。明昔见上称介甫之学，对曰：“王安石之学不是。”上愕然问曰：“何故？”对曰：“臣不敢远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尝读诗，言周公之德云：‘公孙硕肤，赤鸟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犹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明一本此下云：“又尝称介甫，颢对曰：‘王安石博学多闻则有之，守约则未也。’”
圣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岂尝有心拣别善恶，一切涵容覆载，但处之有道尔。若善者亲之，不善者远之，则物不与者多矣，安得为天地？故圣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死生存亡皆知所从来，胸中莹然无疑，止此理尔。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盖略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无别理。明言体天地之花，已剩一体字，只此便是天地之化，不可对此个别有天地。明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尝言刘彝善治水利，后累为政，皆兴水利有功。
“面盎背”，皆积盛致然；“四体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
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明孔子之列国，答聘而已，若有用我者则从之。
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为，则何义之有孟子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欲寡则心自诚。荀子言“养心莫善于诚”，既诚矣，又何养？此已不识诚，又不知所以养。
贤者惟知义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处义。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处以不求。若贤者则求之以道，得之以义，不必言命。
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虽不学文，而礼意已得。明今之监司，多不与州县一体。监司专欲伺察，州县专欲掩蔽。不若推诚心与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听，择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众可也。
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一本此下云：“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诗、书如用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疾，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着明”者也。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欲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君实修资治通，至唐事。正叔问曰：“敢与太宗、肃宗正篡名乎？”曰：“然。”又曰：“敢辩魏征之罪乎？”曰：“何罪？”“魏征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当诛。后世特以其后来立朝风节而掩其罪。有善有恶，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纠之难而事桓公，孔子称其能不死，曰：‘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与征何异？”曰：“管仲之事与征异。齐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长而当立，子纠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纠奔鲁，小白入齐，既立，仲纳子纠以抗小白。以少犯长，又所不当立，义已不顺。既而小白杀子纠，管仲以所事言之则可死，以义言之则未可死。故春秋书‘齐小白入于齐’，以国系齐，明当立也；又书‘公伐齐纳纠’，二传无子字。纠去子，明不当立也至‘齐人取子纠杀之’，此复系子者，罪齐大夫既盟而杀之也。与征之事全异。”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所以行之者一。一则诚也。止是诚实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别无诚。
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明“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礼极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间，则待之之礼为至矣。然复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系待之轻重特以不用而去。
谈经论道则有之，少有及治体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于天下，此其序也。其间则又系用之浅深，临时裁酌而应之，难执一意。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贞观”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贞明”。
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约处。易之乾卦言圣人之学，坤卦言贤人之学，惟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至于圣人，亦止如是，更无别途。穿凿系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浩然之气，乃吾气也，养而不害，则塞乎天地：一为私心所蔽，则然而馁，却甚小也。“思无邪”，“无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明良能良知，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
德性谓天赋天资，才之美者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进诚心，其文章虽不中不远矣。
所守不约，泛滥无功。明学者须学文，知道者进德而已。有德则“不习无不利”。
“未有学养子而后嫁”，盖先得是道矣。学文之功，学得一事是一事，二事是二事，触类至于百千，至于穷尽，亦只是学不是德。有德者不如是。故此言可为知道者言，不可为学者言。如心得之，则“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譬如学书，若未得者，须心手相须而学；苟得矣，下笔便能书，不必积学。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颜子言孔子，孟子言尧、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见如是。
所见所期，不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志大心劳，力小任重，恐终败事。
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
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
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
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须兼清浊虚实乃可言神。道体物不遗，不应有方所。
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
“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
今之学者，惟有义理以养其心。若威仪辞让以养其体文章物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舞蹈以养其血脉，皆所未备。
孟子之于道，若温淳渊懿，未有如颜子者，于圣人几矣后世谓之亚圣，容有取焉。如“盍各言尔志”，子路、颜子、孔子皆一意，但有小大之差，皆与物共者也。颜子不自私己故无伐善；知同于人，故无施劳。若圣人，则如天地，如“老者安之”之类。孟字疑误。
大学“在明明德”，先明此道；“在新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在止于至善”者，见知所止。
得而后动，与虑而后动异。得在己，如自使手举物，无不从。虑则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圣人于文章，不讲而学。盖讲者有可否之疑，须问辨而后明。学者有所不知，问而知之，则可否自决，不待讲论。
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礼文有所未知，故问于郯子、老子，既知则遂行而已，更不须讲。
正叔言：“不当以体会为非心，以体会为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说。圣人之神，与天一有地字。为一，安得有二？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莫不在此。此心即与天地无异，不可小了佗，不可一作若或。将心滞在知识上，故反以心为小。”时本注云：“横渠云：‘心御见闻，不弘于性，’”
鼓舞万物，不与圣人同忧，此天与人异处。圣人有不能为天之所为处。
行礼不可全泥古，须当视时之风气自不同，故所处不得不与古异。如今人面貌，自与古人不同。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称。虽圣人作，须有损益。
交神明之意，当在事生之后，则可以尽孝爱而得其飨。
全用古事，恐神不享。
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
君与夫人当异庙，故自无配。明王者之大祭；，诸侯之大祭。明伯淳言：“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
嫂叔无服，先王之权。后圣有作，虽复制服可矣。
师不立服，不可立也，当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处之。
如颜闵于孔子，虽斩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与君父并。
其次各有浅深，称其情而已。下至曲艺，莫不有师，岂可一概制服子厚以礼教学者，最善，使学者先有所据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须尺度权衡在胸中无疑，乃可处之无差。
学礼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凡学之杂者，终只是未有所止，内不自足也。譬之一物，悬在空中，苟无所倚着，则不之东则之西，故须着摸佗别道理，只为自家不内足也。譬之家藏良金，不索外求，贫者见人说金，须借他底看。
朋友讲习，更莫如相观而善工夫多。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师而怅恨者久之。
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在某，则才卑德薄，无可奈何佗。
然据今曰次第，便有数孟子，亦无知之何。只看孟子时，杨、墨之害能有甚？况之今日，殊不足言。此事盖亦系时之污隆。清谈盛而晋室衰。然清谈为害，却只是闲言谈，又岂若今日之害道？今虽故人有一初本无一字。为此学而陷溺其中者，则既不可回。今初本无今字。只有望于诸君尔。直须置而不论，更休曰且待尝试。若尝试，则已化而自为之矣。要之，决无取。初本无此上二十九字。其术，初本作佛学。人概且是绝伦类，初本卷末注云“‘眸日之会，大率谈禅’章内，一本云云，上下皆同，版本已定，不可增益，今附于此。毕时有别锓版者，则当以此为正。”今从之。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里去？又其迹须要出家，然则家者，不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处此等事，皆以为寄寓，故其为忠孝仁义者，皆以为不得已尔。又要得脱世网至愚迷者也。毕竟学之者，不过至似佛。佛者一黠胡尔，佗本是个自私独善，枯槁山林，自适而已。若只如是，亦不过世上少这一个人。又却要周遍，谓既得本，则不患不周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