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伯传师说
伯淳先生尝语韩持国曰：“如说妄说幻为不好底性，则请别寻一个好底性来，换了此不好底性着。道即性也。若道外寻性，性外寻道，便不是。圣贤论天德，盖谓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无所污坏，即当直而行之；若小有污坏，即敬以治之，使复如旧。所以能使如旧者，盖为自家本质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义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义也；故常简易明白而易行。禅学者总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说，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犹患门人未能尽晓，故曰‘予欲无言’。如颜子，则便默识，其他未免疑问，故曰‘小子何述’
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可谓明白矣。若能于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会禅，也非是未寻得，盖实是无去处说，此理本无二故也。”
王彦霖问立德进德先后。曰：“此有二，有立而后进，有进而至于立。立而后进，则是卓然一作立。定后有所进，立则地‘三十而立’，进则是‘吾见其进也’。有进而至于立则进而至于立道处也，此进是‘可与适道’者也，立是‘可与立’者也。”
王彦霖以为：人之为善，须是他自肯为时，方有所得，亦难强。曰：“此言虽是，人须是自为善，然又不可为如此却都不管他，盖有教焉。‘修道之谓教’，岂可不修！”
王彦霖问：“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忧’，有曰‘知者不惑’，有曰‘勇者不惧’，何也？”曰：“此只是名其德尔，其理一也。得此道而不忧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忧，故曰此仁也。知、勇亦然。不成却以不忧谓之知，不惑谓之仁也凡名其德，千百皆然，但此三者，达道之大也。”
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辞立其诚’，不可不子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若修其言辞，正为立己之诚意，乃是体当自家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实事。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一作方。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
‘终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进德为实下手处，修辞立其诚为实修业处。”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
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尽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天地生物，各无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有多少不尽分处。
先生常论克己复礼。韩持国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错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说道也。克己复礼，乃所以为道也，更无别处。克己复礼之为道，亦何伤乎公之所谓道也如公之言，即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无可克者。若知道与己未尝相离，则若不克己复礼，何以体道？道在己，不是与己各为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复礼，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是道，亦是道也。实未尝离得，故曰‘可离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无真无假。”曰：“既无真，又无假，却是都无物也。到底须是是者为真，不是者为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古人见道分明，故曰：“吾斯之未能信”，“从事于斯” “无是馁也”，“立之斯立”。
佛学一作氏。只是以生死恐动人。可怪二千年来，无一人觉此，是被他恐动也。圣贤以生死为本分事，无可惧故不论死生。佛之学为怕死生，故只管说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惧，易以利动。至如禅学者，虽自曰异此，然要之只是此个意见，皆利心也。吁曰：“此学，不知是本来以公心求之，后有此蔽，或本只以利心上得之？”曰：“本是利心上得来，故学者亦以利心信之。庄生云‘不怛化’者，意亦如此也。如杨、墨之害，在今世则已无之。如道家之说，其害终小。惟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旧尝问学佛者，‘传灯录几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百人无一人达者。果有一人见得圣人“朝闻道夕死可矣”与曾子易篑之理，临死须寻一尺布帛裹头而死，必不肯削发胡服而终。是诚无一人达者。’禅者曰：‘此迹也，何不论其心？’曰：‘心迹一也，岂有迹非而心是者也？正如两脚方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他两脚自行。”岂有此理？盖上下、本末、内外，都是一理也，方是道。庄子曰“游方之内”、“游方之外”者，方何尝有内外？如此，则是道有隔断，内面是一处，外面又别是一处，岂有此理？’学禅者曰：‘草木鸟兽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为生息于春夏；及至秋冬便却变坏便以为幻，故亦以人生为幻，何不付与他。物生死成坏，自有此理，何者为幻中”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一本此下云：“人与物，但气有偏正耳。独阴不成，独阳不生。得阴阳之偏者为鸟兽草木夷狄，受正气者人也。”
后汉人之名节，成于风俗，未必自得也。然一变可以至道。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语仁而曰“可谓仁之方也已”者，何也？盖若便以为仁则反使不识仁，只以所言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则使自得之以为仁也。
“忠信所以进德”，“终日乾乾”，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孟子去其中又发挥出浩然之气，可谓尽矣。一作性。故说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诚之不可如此夫”。彻上彻下，不过如此。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须着如此说。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今与后，己与人。
富贵骄人，固不善；学问骄人，害亦不细。
义理与客气客常相胜，又看消长分数多少，为君小人之别。义理所得渐多，则自然知得，客气消散得渐少，消尽者是大贤。
“兴于诗，立于礼”，自然见有着力处；至“成于乐”，自然见无所用力。一本云：“‘兴于诗’，便须见有着力处；‘立于礼’，便须见有得力处；‘成于乐’，便须见有无所用力处。”
若不能存养，只是说话。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至如断曰：“盂氏醇乎醇”。又曰：“荀与杨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若不是佗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也？如杨子看老子，则谓“言道德则有取，至如槌提仁义，绝灭礼学，则无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为救时反本之言，为可取，却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则自不识道，已不成言语，却言其“言道德则有取”，盖自是杨子已不见道，岂得如愈也“予天民之先觉者”，谓我乃天生此民中尽得民道而先觉者也。既为行觉之民，岂可不觉未觉者？及彼之觉，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义理，我但能觉之而已。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下学而上达也。
先生尝语王介甫曰：“公之谈道，正如说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者如此如此，极是分明。如某则戆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辛勤登攀，逦迤而上，直至十三级时。虽犹未见相轮，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要之须可以至也。至相轮中坐时，依旧见公对塔谈说此相轮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说道，云我知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佗说道时，已与道离。伦不知道，只说道时，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亦一作言。自分明，只作寻常本分事说了。孟子言尧、舜性之，舜由仁义行，岂不是寻常说话？至于易，只道个“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则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阴阳、刚柔、仁义，只是此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