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年22岁，得进士第，从此步上了政治舞台。庆历三年到嘉佑五年(1043-1060年)，这18年中，除了其间三次还朝担任五年京官外，他做了多年州县官吏，做过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行政和司法工作。他生活简朴，自奉至俭，为官清廉，勤政亲民，关心人民疾苦。例如，梅圣俞《宛陵集》中有《赠王安石赴常州任》诗，描写王安石赴任知州的朴素作风说：“今君请郡去，预喜民将苏。每观二千石，结束辞国都，丝鞯加锦缘，银勒以金涂，兵吏拥后队，剑挝盛前驱。君又不若此，革辔障泥乌，款行问风俗，低意骑更驽。下情靡不达，略细举其粗。曾肯为众异，亦国为世趋。”一个二千石的官吏赴任时，就要丝锦绚烂，金银闪烁，前呼后拥，威风凛凛；而王安石却不如此，他“革辔泥乌”，“款行问俗”，关怀民情，细粗皆知。又例如，庆历七年(1048年)，他做鄞县知县时，为鄞县起提堰，决陂塘，修水利，贷谷于民，而且兴学校，严保伍，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事；为了兴修水利，他在11天内走遍东西14个乡，巡视川渠河道的情况。后来鄞县人民为他建祠，以纪念他的亲民勤政。他做舒州通判时，提出了“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的主张，他说：“然闻富室之藏，尚有所闭而未发者，窃以谓方今之急，阁下宜勉数日之劳，躬往隐括而发之，裁其价以予民。”而且强调必须力行，他说：“损有余以补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议，恐不足恤，在力行之而已。”他把“损有余以补不足”，提高到“天之道也”的高度，是很有见地和魄力的。他体恤贫民，就必然要损害富民，推行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道，就必然要反对兼并，而与豪族大地主处于对立的地位，所以他同豪族大地主的斗争，从他任地方官时就已经开始了。他在长期做官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朝廷的弊政，看到学校教育的废弛和科举制度的腐败，便总结了弊政弊法的危害，于嘉佑三年年)写成了《上仁皇帝言事书》，提出关于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的主张，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又说：“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
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人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而趋先王之意，甚易也。”这成为他执政后推行新法和改革教育的指导思想。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参知政事，居相位，制置三司条例司，着手推行新法；熙宁四年(1071年)，进行教育改革和科举改革，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又立太学三舍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贵族大地主阶级，竭力攻击王安石的新法、新学，以及教育改革和科举改革，造成王安石于熙宁七年去相位有十个月之久。熙宁八年，他恢复相位，至熙宁九年终于罢相，前后执政共七年余。他罢相以后，闲居金陵有十年之久。在这一段时间内，他致力于学术活动，时常骑驴游钟山，携带着经书和《字说》，随时记录思考所得，其治学的精神于此可见。所居之地，四无人家，住宅仅避风雨，不设垣墙，看来像个旅舍；后来他又把这个住宅捐作寺宇，在城中赁屋居住，不造私宅。一个退居的宰相生活如此俭朴，在历史上实为罕见。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饮恨而终，卒于金陵，葬于钟山之麓。一代改革家王安石的革新事业终于夭折，但他的进步思想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可贵的遗产。
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渊源于儒家。他青年时代主要是诵读儒家经典，后来涉猎各家书籍，所谓“少学孔孟”，“奋乎百年之下，追尧舜三代”，但他对《六艺》能“断以己意”，对其他学说能“糠秕百家”。这表明他的思想既来自儒家，又受其他学派的影响，然而最终是突破了儒家的藩篱，有所发展和创新。他与李觏、刘敞等人交游甚密。李觏是北宋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提出了“均田平土”和“均役”的主张，反对豪富兼并、免役特权和商人剥削。
这些“富国”“强兵”的进步思想，对王安石是有影响的，在新法中可见蛛丝马迹。
王安石很敬重刘敞，称他是“文章博美，政事详敏，心通道德之意，身率仁义之行”，他的学术思想颇受刘敞的影响。晁公武曾说：
“元佑吏官谓：庆历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敞始异诸儒之说，后王安石修经义，盖本于此。”由此可见，王安石的新学与教育思想，都与李觏、刘敞有联系。
王安石一生都在从事学术研究。最初，他研究《周易》，着《易解》十四卷，今已不传。治平四年(1067年)，他没有居官，闲居江宁，聚徒讲学，同时从事着作，《淮南杂说》与《洪范传》大约是成于此时。
他的学生陆佃在《陶山集》中叙述此事：“治平三年，今大丞相王公守金陵，以绪余成学者，而某也实并群英之游。”又说：“得荆公《淮南杂说》与《洪范传》，心独谓然。于是愿扫临川先生之门。”《淮南杂说》 今已不传。《洪范传》是王安石的重要哲学着作，阐述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法思想，用以反对刘向、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应”和“天命论”之说。此外他还写了《礼论》、《礼乐论》、《致一论》、《性情》、《原性》、《情说》、《太古》等文，这些都是阐明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进步的历史观的有价值的论着。
熙宁六年置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王安石主管经义局。吕惠卿和王安石子王雱参加修撰。《周官义》为王安石手撰，《诗义》和《书义》则出自王雱及陆佃之手，但王安石写了《诗义序》和《书义序》。王安石十分重视舆论工作和教育工作，他解释《三经义》的目的，是使经书的义理明白，解除对经义的曲解，昭释经书中的疑问，并加以损益，从而发展儒家的经典，把它用于指导当时的变法，用于教育士子，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周礼义序》中，他说；“士弊于俗学久矣，圣上闵焉，以经术造之，乃集儒臣，训释厥旨，将播之学校。”又说：“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时；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自周之衰，以至于今，历岁千数百矣。太平之遗迹，扫荡几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于是时也，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然知其难也。”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书中说：“介甫以其书理财居半，爱之。
如青苗之类皆稽焉。所以自释其义者，盖以其所创新法尽傅着经义，务塞异议者之口。”此语虽有攻击王安石之意，但却正道出王安石撰《周礼义》的本旨以及《周礼义》对新法的重要意义。《诗义序》说：
“《诗》三百六篇，其义具存，其辞亡者，六篇而已。《诗》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礼义，考其言之文，君子以兴焉。循其道之序，圣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门人，赐也，商也，有得于一言，则孔子说而进之，盖其说之难明如此，则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纷纷，岂不宜哉？”说明《诗》 的价值，以及训释诗义，“乐与天下共之”的重要意义。王安石强调《书义》的重要实用性说：“惟虞、夏、商、周之遗文，更秦而几亡，遭汉而仅存，赖学士大夫诵说，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纵皇帝大智，实始操之以验物，考之以决事。”对推行新法的实用价值来说，《书义》与《周礼义》是相互补充的。熙宁八年(1075年)，《诗义》、《书义》、《周礼义》颁于学官，让太学生诵习。《三经新义》在宋代道学家心中如同水火，司马光拜相后即把它废止，成为禁学。王安石死后四十年，即靖康元年(1126年)，朝廷又要劈毁《三经新义》，所以《三经新义》均已佚散。现见于《四库全书》中的《周官新义》，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大致还保持了原书的面目。
王安石晚年还撰写了《字说》二十四卷。《字说》是阐明他对文字的看法。根据万物之理，他认为文字是出乎自然，虽然殊方异言，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只要通过翻译，其义就可以相通。这种从客观自然来说明文字形成的观点，比过去儒家所说的圣人造字的随意创造论，要进步得多。当时学术界对《字说》颇为推崇，追随其后向他请教的学者不乏其人。此外，《楞严经疏解》和《老子注》两部着作，可能是与《字说》同时写成的。有关一代史实的《钟山目录》八十卷，当也完成于此时。《愣严经疏解》已佚，《老子注》一书现已不全，仅在彭耜编辑的《道德经集注》中保存若干条。在《老子注》一书中，王安石着重发挥了老聃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批判了其中消极的无为观点。倘若用蔡京所作《安石传》中所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而把后来宋理学家所侈谈的道德性命之学的弊害，要王安石来负责，那是不公正的。因为王安石的新学，正是与当时的世教俗学，亦即道学思想相对垒的。新学思想在学术史上的进步意义是不容抹煞的。
王安石着作中所表达的学术思想传播很广，其影响也很大。新学引起当时不少学者的向往，归王安石门下的有陆佃、蔡卞、王雱等人，后来有许多学者参加了经义的修撰，这些人聚集在王安石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被称为“荆公新学”的学派，并震撼了当时的学术思想界。有些学者，如陈祥道、耿南仲、郑宗颜、许允成、王昭禹、唐、林之奇等人，根据新学思想，另行单独撰述和着作，进一步阐明和发挥了新学的思想，其影响更加深远，使“荆公新学”流传后世，数百载而不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