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卒于哲宗元佑元年(1086)，享年65岁。元丰三年神宗封他为荆国公，故也称他为王荆公。
(一)教育思想和教育改革的时代背景
北宋中期，国家“百年无事”，社会生活稳定，文化经济日益繁荣。到英宗朝，政治军事上的种种弊端暴露出来。边疆民族矛盾加剧，国内社会阶级矛盾激化。如何充实国力，巩固国防，缓和阶级矛盾，保持社会安定，已成为统治阶级有识之士所关心的问题。
北宋王朝鉴于唐后期藩镇割据之害，便把兵力集中于京畿附近，巩固中央集权制，削弱边将兵权和边防力量。因此北方辽和西方夏的政权，一直与北宋并存，长期时常入寇，骚扰边境，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真宗为了取得一时苟安，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与辽签订了“澶渊之盟”，每年向辽输纳币银数十万两和绢数十万匹；又与西夏结和，每年赐银、绢、缫、茶等共数十万。仁宗年间，为了抵御外患，增兵至120多万，8年间增兵至6倍之多。此外，宗室官吏受禄者，每年不断增加，以仁宗朝来说，每年就需银1200余万缗。国库匮乏，国家财力穷困，势不得不竭民膏脂，以资维持，以给军饷，人民不堪负担，生产趋于凋敝。王安石对此屈辱求和以图苟安的政策，极为愤慨。
国内的阶级矛盾表观为封建统治者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豪族地主和官僚贵族的兼并情况十分严重，形成了“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的局面。残酷的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封建赋役和官吏的巧取豪夺，使得广大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一些中小地主，也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土地兼并和负担不起沉重的赋役，频频破产。
加之南北水旱灾患相因，灾民流亡失所，“市有弃饿婴”，“百室无一盈”，死者白骨遍野，生产遭到破坏，人民沦于无以聊生的境地。
王安石认为造成这种内外交困、“积贫积弱”局面的原因是：
(1)当政者不知效法先王之法度；(2)俗吏俗儒因循苛且；(3)豪族大地主兼并与掠夺。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法先王之意、以改革当时之弊政弊法”。法度不改，兼并不摧，就不可能改变这种混乱、剥削和贫困的局面。然而，要改变这种弊法弊政，最大的阻力是“俗吏”和“俗儒”，俗吏乱政，俗儒保护“兼并”。他在《答司马谏议书》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又说：“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所以要变法，首先就要制造舆论，提出变法的理论根据，揭露当时俗吏的腐败，抨击一般俗儒的顽固保守。他敢于同“俗吏”、“俗儒”展开论战，提出变法的思想。
他说：“人言固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则人言何足恤？”他在任地方官时所逐渐形成的哲学思想和变法主张，便成为他后来坚决实行变法的思想武器。
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讲治道，摧兼并，实施裕民和惠民的政策。
裕民和惠民是儒家实施治道的一贯思想。这种思想早见于经史文献。《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无逸》说：“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周礼》提出以“九戒”(谷、牧、百工、商贾等)任万民，是王业之基。孔丘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又对冉有说：既庶矣，“富之。”王安石提出了“三代于百姓，公私无异财”和“愿见井地平”的希望，主张耕者必有其田，使农民富起来，反对重税赋和横加暴敛，特别是要禁止兼并和掠夺。这就是他所想望的善法和善政。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积贫积弱的形势，以图永治久安。由于王安石本人的阶级局限与时代局限，他认为推行善法善政，只有依靠加强和巩固皇权来实现。这时神宗正面临着皇权与豪族地主之间的矛盾亟待解决，便用王安石为得力的助手，于是一场中央集权制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的改革，也就是“新法”，就此开了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有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条约、保甲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和市易法等。例如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条约是利用国家控制钱谷，发放农民信贷，补助农民解决口粮问题，同时兴农田水利，发展生产，挤掉兼并之家的豪夺，也就是“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益寡，而抑民豪夺”。又如募役法的意图，是不分等级和贵贱，对国家公共职能所负的职役平均起来，反对官户、贵族的特权，卫护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贵族官僚攻击王安石是破坏祖宗法规的“大奸”。其它诸法虽各有利弊或缺点，但总的来说，新法确是沉重打击了大地主和豪族官僚，并给农民和中小地主带来了一些好处。
王安石的教育思想、学术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是密切联系着的。
他的教育思想是因政治经济的改革而产生，并为政治经济的改革而服务的。他在《洪范传》与《夔》等文中，一再阐明国家最急之务是“裕民”，然后“教民”。他说：“为政于天下者，在于富之、善之。”“富之然后善，何也？所谓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谓富之然后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继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两家，时人斯其辜’也。”又说：“民窘于衣食，而欲其化而入于善，岂可得哉？故命弃以为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则岂可以无教哉？故次命契以为司徒也。”他认为，富民的政事在于“理财”，理财就是创造物质财富，但同时还要施以“教化”，培养懂得政治经济的人才。把“政”“教”两者结合起来，这就是王安石政治思想与教育思想的统一。他反复强调，要改易弊法弊政，推行新法新政，其关键在于培育人才，有了适用的人才，新法方始可行，所以培养人才是为推行新法作准备。他多次指出“陶成天下之才”的重要性，并说要培养“为天下国家可用之才”，就“无不在于学”，归根到底是要改革教育，办好教育。他初见神宗时，就劝说神宗应“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设施之方，不言而自喻”。这是王安石政治思想与教育思想统一的一贯思想。至于培养怎么样的人才以及如何培养人才，他有一套较完整的想法，并提出了具体措施，而且付诸实践。
(二)生平和着作
王安石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父亲王益，进士出身，历任州县地方官吏多年。王安石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都在王益身边度过，王益的思想与吏治作风对他一生都发生很大的影响。王益极重视对他的教育，“居未尝怒笞子弟，每置酒，从容为陈孝悌仁义之本，古今存亡治乱之所以然”，这对他后来为人处事和从事各项改革工作，也具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王益一家生活靠官禄来维持，所谓“仕则有常禄，而居则无常产”，“舍为仕进，则无以自生”。王益死后，家道贫寒，内外数十口，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王安石在《忆昨诗示诸外弟》中说：“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王安石仕进以后，家庭的经济情况还是很困难的，他曾穷窘到连“奉养婚嫁葬送”的大事，都无力办理，有时为贫病所迫，感到“如坐烧屋之下”。王氏一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以及生活经历，使王安石比较容易接近一般平民和农民的生活，并了解他们的疾苦，因而疾恶和反对豪族官僚和大地主的兼并和掠夺。他在《感事》、《兼并》二诗中揭露当时一般平民和农民的疾苦情况：“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野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感事》)人民在丰年尚且不能饱食，何况在水旱冬春之时呢？他又说：“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兼并》)这是王安石变法思想的历史根源。
王安石聪颖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他不仅文才横溢，而且少有大志，意气恢宏，在《忆昨诗示诸外弟》诗中说：“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落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寥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惴，欲与稷契遐相曦。”这时他只20岁，已经要“希踪稷契”，胸怀壮志，以天下为己任了。这成为后来他在政治和教育上做一番大事业的潜在动力。他一生刻苦钻研，从不懈怠，在任官职期间，仍孜孜苦读不倦。初及第为签判时，他常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办事，多不及盥漱。
韩琦见他年轻，是个贤才，要收之门下。他认为，“韩公非知我者”，终不屈，拒绝了。这可见他既好学，又是一个自负很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