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此之谓也。君子求仁义之别，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着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后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诗》云：“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又曰：“坎坎伐辐，彼君子兮，不素餐(苏舆校为“食”)兮！”先其事，后其食，谓治身也。《春秋》刺上之过，而矜下之苦。小恶在外弗举，在我书而诽之。凡此六(据俞越校删去)者，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且《论》已见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欤！自攻其恶，非义之全欤！此谓之仁造人，义造我，何以异乎！故自称其恶，谓之情；称人之恶谓之贼。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为礼不敬则伤行，而民弗尊；居上不宽则上厚，而民弗亲。弗亲则弗信，弗尊则弗敬。二端之政诡于上而僻行之，则诽于下。仁义之处，可无论乎！夫目不视，弗见；心弗论，不得；虽有天下之至味，弗嚼，弗知其旨也；虽有圣人之至道，弗论，不知其义也。
[译文
《春秋》这部书治理的，是别人和自我。用来治理别人和我的，是仁和义。用仁来安定别人，用义来端正自我。所以仁的意思是人，义的意思是我，说出字来就有了区别。仁对于别人，义对于自我，不可以不深察。一般人不明察，反而用仁来优待自己，用义来对待别人，颠倒了它们的施行对象而违背了道理，很少有不紊乱的。所以，人不想社会，国家紊乱而大抵常常会紊乱，这是不明了别人和自我的区分，而不明察仁义所施行的对象。所以，《春秋》建立仁义的法度。
仁的法度在于爱别人，不在于爱自己；义的法度在于纠正自己，而不在纠正别人。自己不纠正自己，虽然能纠正别人，《春秋》不赞许他的行为合乎义；别人不能得到他的爱，虽然他很爱自己，《春秋》不赞许他的行为合乎仁。过去，晋灵公杀了掌管膳食的头目来改善自己的饮食，用弹弓弹大夫以使自己高兴，并不是他不爱自己，然而不能算是好人，是因为他不爱别人。真挚地爱护人民，至于鸟兽、昆虫没有不爱护的，不爱护，怎么能说是仁呢？仁，就是爱人的名称。《公羊传》记载鲁僖公追逐齐国军队到嶲地那件事，没有用称赞的文辞，(鲁僖公追逐戎狄到济西)，是他自己追逐的，就赞美他忧虑长远。
像鲁僖公等到敌兵已来侵犯边境，才去拯救，就不赞美他；像鲁庄公在敌人没有来到时，预先防备，就赞美他，赞美他能够预先消灭祸害。
如能事先拯救而消灭祸害，那么祸害就无从产生，天下就没有祸害了。然而观察事物的发生，事先察觉它的征兆，杜绝紊乱阻塞祸害于将要发生而没有形成的时候，《春秋》记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就是《春秋》的动机，他的意义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没有尧舜的智慧，知道礼的根本，谁能做到这一点呢。所以事先拯救祸害，这是智慧明察的表现。鲁庄公忧虑长远，而《春秋》赞美他，详细探求它赞美人忧虑长远的意义，那么天地之间，仁义就能迅速广布了。不是具有三王的德行，选拔贤才的精细，谁能这样呢。所以，用智慧去明察先兆，用仁爱来优待远方的人，施予越远越贤能，越近而越不贤能的，就是爱。所以用道德统一天下的君王，他仁爱遍及四方夷狄；用武力夺取天下的霸主，他的爱只达诸侯；使国家安定的君主，他的爱只达到国内；使国家危险的君主，他的爱只达到左右；使国家灭亡的君主，他的爱只达到自己。只爱自己的君王，即使占有天子诸侯的位置，只是一个普通人罢了，没有臣子人民愿意受地使用。象这样，没有人灭亡他而自己灭亡。《春秋》不说哪一个国家讨伐梁国，而说梁国灭亡，是因为梁国国君只爱自己的缘故。所以说：仁爱的人在于爱别人，而不在爱自己，这就是它的法度。说义，不是说纠正别人，而是说纠正自己我。虽然是一个生在乱世邪曲不正的君主，但是没有不想去纠正别人的，(如果不想纠正自己)，又怎么说是义呢。过去楚灵王讨伐陈国蔡国的乱贼，齐桓公因受骗而逮捕袁涛涂，不是说他们不能纠正别人。但是《春秋》不赞许他们，而说他们不合乎义，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不端正的缘故。吴国国君阖庐能够公正处理楚国攻打蔡国的事件，可《春秋》不说他合乎义，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不端正。
潞子对于诸侯，没有纠正他们，《春秋》赞美他有义，是因为他自身行为端正。所以说：义在于纠正自己，不在于纠正别人，这是它的法度。
我没有的而要求别人，我已有的而毁谤别人，别人是不能接受的，不合乎道理，怎么可以叫做义呢。义，是说我的行为适宜。我的行为适宜，然后才可以称为义。所以说义的意思，是结合“我”与“宜”而成的，把握住这个道理而说义的意思是我。所以说：有所作为而合乎义的，叫做自得；有所作为而不合乎义的，叫做自失。喜好义的人，叫做自好；不喜好义的人，叫做不自好。用这些道理参证，义的意思是我，就明显了。所以义与仁的意思不同，仁说的是往，义说的是来；仁非常远，义非常近；爱别人，叫做仁，自己行为适宜，叫做义；仁主要是对待别人，义主要是对待自我。所以说：仁，就是人，义，就是我，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君子寻求仁义的分别，来总理别人和自己之间的事，然后辨明内外的区分，而着名顺逆的地方。所以.他修养自己，使合乎道理，而行为端正，所作所为依据礼节，以求取幸福；治理别人，把恩惠推广开来，而广泛施予人们，制度宽弘而容纳万众。孔子对冉有说：“治理人民，先使他们富裕然后施于教化”告诉樊迟说：“修养自己，先从难处做，把效果的获得放在后面。”以此阐明修养自己与治理人民的先后层次不同。《诗经》上说：“给他喝，给他吃，教育他，训诲他。”先给他吃喝再施与教诲，叫做治人。又说：“砍伐树木，发出砍砍的声音，用这木料来制作车辐，那个君子啊，不是白吃饭吗！”先做事，后享受，叫做修身。《春秋》讽刺在上位的君主的过错，而怜悯在下位的百姓的痛苦。别人的小过不揭发，自己有小过就记载下来加以诽谤。这些，都是用仁来治理别人，用义来修养自己，严厉地责备自己的过错而轻微地责备别人，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论语》已经记载而一般人不明察，《论语》又说：君子责备自己的过错，不责备别人的过错。不责备别人的过错，岂不是表现人的宽大吗！责备自己的过错，岂不是表现义的周全吗！这与说仁是造福别人，说义是造就自我，有什么区别呢！因此说出自己的过错叫做坦白；举出别人的过错叫做中伤。要求自己，叫做笃诚，要求别人，叫做刻薄。责备自己，叫做明智；责备别人，叫做迷惑。所以，用修身的节度来治理别人，这样居处高位就不宽大；用治理别人的节度来修养自己，这样行礼就不恭敬。行礼不恭敬就会损害德行，而人民就不尊重他；居处上位不宽大，而人民就不亲近他。不亲近他就不信任他，不尊重他就不恭敬。
居高位的人颠倒了自治和治人的节度错误地实行它，人民就会在下边诽谤他。对仁义的措施，可以不假思索吗！眼睛不瞧，就看不见事物；不用心去思索，就不能了解道理；虽然有天下最美味的食物，不去品尝它，就不知道它的滋味；虽然有圣人最完美的道理，不去思索它，就不知道它的意义。
必仁且知第三十
[原文
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而”字不当从刘师培校补“有”字)辩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故不仁不智而有材能，将以其材能，以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其强足以覆过，其御足以犯诈，其慧足以惑愚，其辩足以饰非，其坚足以断辟，其严足以拒谏，此非无材能也，其施之不当，而处之不义也。有否心者，不可藉便执(古“势”字)；其质愚者，不与(“与”字上当据《淮南子主术训》补“可”字。)利器。《论》之所谓不知人也者，恐不知别此等也。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
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译文
(人的德行)没有比需要仁德更急切的，没有比需要智慧更急迫的。没有仁德而只有勇力和才能，就像狂人拿着锐利的武器；没有智慧口才便捷性情偏急，就像昏昧的人骑着好马。所以没有仁德没有智慧而有才能，就会用他的才能去辅助他邪僻不正的心，而帮助他邪僻违理的行为，正足以扩大他的错误而加强他的罪恶。他无理的强辩足以掩盖错误，他的应答足以欺诈，他的智慧足以迷惑愚人，他的辩论足以掩饰过错，他的坚定足以破坏法纪，他的严厉足以拒绝谏诤、这不是他没有才能，是他的才能使用不当，而处置不适宜的缘故。
有邪恶之心的人，不可以借给他便利的情势；天资愚笨的人，不给予他权势。《论语》所谓不知人，恐怕就是说不知道区别这两种人。有仁德而没有智慧，就会爱人而不会区别应该不应该去爱；有智慧而没有仁德，就会知道什么是善事而不去做。所以仁是用来爱人类的，智慧是用来为人类除害的。
[原文
何谓仁？仁者惨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共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
[译文
什么是仁呢？仁的意思是诚恳爱人，恭敬和合不争执，喜好和厌恶都合乎伦理，没有伤害所厌恶人的心理，没有暗中忌害人的心志，没有嫉妒人的意气，没有感慨忧愁的意愿，没有邪僻不正的事情，没有违背道理的行为，所以他的心情舒畅他的心志平和，他意气调顺，他的欲望有节制，他的事情处理平易，他的行为合乎道理，所以能够平易近人，调适合理而无争执，象这样就叫做仁。
[原文
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知，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共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万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所事，不当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绝世无复，残类灭宗亡国，是也(“是也”上当从俞越校补“桀纣”两字)。故曰：莫急于智。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与“早”同)，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
[译文
什么叫做智呢？(对于事物的判断)，先说出来而后证明是恰当的。凡是人决定做或不做，都凭借他的智慧，先计划好而后再去做，他的计划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和他所做的事相合，他的行为适当，就能成就他的名声，使自身荣耀，所以有利而无患，使子孙得福，使恩惠普及到万民，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这样的。他的计划不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跟他所做的事不相合，他的行为不适当，他的名声就不能成就，自身受到侮辱和祸害，子孙断绝，宗族绝灭，国家灭亡，夏桀和商纣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比需要智慧更急迫的。有智慧的人能看到未来的祸福，能预先知道利害，事物一变动就知道它的变化，事情一发生就知道它的趋向，看到开始就知道终结，他说话而人不敢喧哗，他所树立的人不敢废除，他采取的人不能舍弃，前后不相违背，终结开始都有法度，他思考的可以再做，做到的不可以减损，他的话语少而分量足，言辞精约而明了，简单而明达，省略而具备大体，简洁而不可增加，繁多而不可减少。他的行动合乎道理，他的言论合乎时务，象这样的，叫做智。
[原文
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大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
[译文大概的类别，天地间的万物，有不寻常的变化的，叫做怪异，小的叫做灾害。灾害常先到来，而怪异随之到来。灾害，是上天的谴责；怪异，是上天的威力，谴责他而他不知道，于是用威力使他畏惧。
《诗经》里说：“畏惧上天的威力。”大概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大凡灾害怪异的的根源，都是因为国家的失误而发生的。国家的失误刚发生，上天就施降灾害来谴责、警告他；谴责、警告他还不知道，于是显现怪异来惊骇他；惊骇他，还不知道恐惧，而后祸败才来到。由此可以看出天意的仁慈、是不愿陷害人的。我小心考查：灾异可以表现出上天的心意，上天的心意有要人这样做，有不要人那样做，它所要所不要的，人在内自己反省，应该内心有所警戒，在外观察事物，应该在国家有所验证，看出用灾异来表现天意，是要使人民畏惧而不是厌恶人民，认为天是想要救助我们的过错，挽救我们的过失，所以用灾异来告诉我们。《春秋》的法则，执政着改变古代的制度更易寻常的事情，响应这些而有天灾的，叫做侥幸的国家。孔子说：“上天对做坏事而侥幸的人，常常严厉处罚他的罪过。”楚庄王因为天没有显示灾异，地没有显示妖孽，就对山川祈祷说：“上天将要灭亡我吗！不说出我的过失，要严厉处罚我的罪过。”由此来看，天灾是响应人的过错而到来，怪异显明是可畏惧的，这是天想要挽救。《春秋》独独以为侥幸的事，庄王所以祈祷而请求的缘故，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国君还乐于接受忠臣的劝谏，何况是按受上天的谴责呢！
身之养重于义第三十一
[原文
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奚以知之？今人大有义而甚无利，虽贫与贱，尚荣其行，以自好而乐生，原宪、曾、闵之属是也。人甚有利而大无义，虽甚富，则羞辱大，恶恶深，祸患重，非立死其罪者，即旋伤殃忧尔，莫能以乐生而终其身，刑戮夭折之民是也。
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
吾以此实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民不能知，而常反之，皆忘义而殉利，去理而走邪，以贼其身而祸其家，此非其自为计不忠也，则其知之所不能明也。今握枣与错金，以示婴儿，必取枣而不取金也；握一斤金与千万之珠，以示野人，野人必取金而不取珠也。故物之于人，小者易知也，其于大者难见也。今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者，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固其所暗也，圣人事明义以炤(与“照”同)耀其所暗，故民不陷。《诗》云：“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先王显德以示民，民乐而歌之以为诗，说(与“悦”同而化之以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从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故曰：圣人天地动、四时化者，非有它也，其见义大，故能动；动，故能化；化，故能大行；化大行，故法不犯；法不犯，故刑不用；刑不用则尧舜之功德，此大治之道也，先圣传授而复也。故孔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今不示显德行，民暗于义不能炤，迷于道不能解，因欲大严惨(与“惨”同)以必正之，直残贼天民而薄主德耳，其势不行。仲尼曰：“国有道，虽加刑，无刑也；国无道，虽杀之，不可胜也。”其所谓有道无道者，示之以显德行与不示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