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贯第十一
[原文
《春秋》，大义之所本邪，六者之科，六者之指之谓也。
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故志得失之所从生，而后差贵贱之所始矣；论罪源深浅定法诛，然后绝属之分别矣；立义定尊卑之序，而后君臣之职明矣；载天下之贤方，表谦义之所在，则见复正焉耳；幽隐不相逾，而近之刚密矣，而后万变之应无穷者，故可施其用于人而不悖其伦矣。是以必明其统于施之宜，故知其气矣，然后能食(犹“养”)其志也；知其声矣；而后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后能遂其形(旧本作“刑”)也；知其物矣，然后能别其情也。故倡而民和之，动而民随之，是知引其天性所好，而压其情之所憎者也。如是则言虽约，说必布矣；事虽小，功必大矣。声响盛化运于物，散入于理，德在天地，神明休集，并行而不竭，盈于四海而讼(与“颂”同)泳。《书》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乃是谓也。故明于情性，乃可与论为政。不然，虽劳无功，夙夜是寤，思虑心，犹不能睹，故天下有非者。三示当中，孔子之所谓非，尚安知通哉？
[译文
《春秋》这部书，是一切道理的本源啊，分为六类，是说有六种意旨的意思。它援引天道的开始，布散到万物之中，贯通其中的道理，以史事为对象，把揭示道理的文辞分散到每件事情中去。所以《春秋》记录事情得失发生的原因，然后来区别贵贱是从何时开始的；讨论犯罪动机的深浅，来决定处罚的轻重，然后应该断绝什么、继续什么就能分别开来；立下原则来确定尊卑的次序，然后君臣的职责范围就能明确：记载天下贤良方正的人的事迹，表明谦让的道义就在这些人的行为中，那么就可以看到如何回复到正道上来；《春秋》中幽深隐晦的文辞并没有完全脱离事实真相，而是非常接近真相，并和真理有密切关系，知道了这一点然后就能贯通这些文辞，应付各种各样变化无穷的事物，所以还可以把它运用到人事上，却不会显得不伦不类。所以，君王一定要明确他的纲纪、准则是否适宜于灾施，了解人民的气质，然后才能培养他们的意志；了解人民的语言，然后才能扶植他们的精神；了解人民的行为，然后才有促使他们有所成就；了解人民的事情，然后才能辨别他们的真情。因此君王倡导人民就附和他，君王行动人民就跟随他，这是因为他知道引导人民天性所喜好的，而压制人民感情所憎恶的。如果这样虽然他的言辞简单，而他的言论一定能够传播；虽然他所做的事情很小，但他的功效一定会很大。他的言语教化运行于事物之中，散布在事理当中，他的德行存在于天地之间，神明聚集，各种措施同时施行没有竭尽，充满在四海之内而人民都歌颂他。《尚书》说：“各种乐器能够和谐地演奏，不要失掉自己的次序，那么神和人就和睦了。”就是说的这个意思。所以了解人民情性的人，才可以和他讨论施政的问题。不这样的话，即使辛劳也没有功效，即使昼夜不眠，殚思竭虑，也不会有什么发现，所以天下还会有批评他的人。贯通天地人三者的是君王，而孔子却对他们有所批评，哪里还有贯通古今一成不变的道呢？
十指第十二
[原文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通“”)。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举事变，见有重焉，一指也；见事变之所至者，一指也；因其所以至者而治之：一指也；强干弱枝，大本小末，一指也；别嫌疑，异同类，一指也；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一指也；亲近来远，同民所欲，一指也；承周文而反之质，一指也；木生火，火为夏，天之端，一指也；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天之端，一指也。举事变，见有重焉，则百姓安矣；见事变之所至者，则得失审矣；因其所以至而治之，则事之本正矣；强干弱枝，大本小末，则君臣之分明矣；别嫌疑，异同类，则是非着矣；论贤才之义，别所长之能，则百官序矣；承周文而反之质，则化所务立矣；亲近来远，同民所欲，则仁恩达矣；木生火，火为夏，则阴阳四时之理相受而次矣；切刺讥之所罚，考变异之所加，则天所欲为行矣。统此而举之，仁往而义来，德泽广大，衍溢于四海，阴阳和调，万物靡不得其理矣。说《春秋》者，凡用是矣，此其法也。
[译文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内容，天下之广大，世事变迁之博杂，没有不记载的。虽然如此，大概的要义，有十个要旨。这十个要旨，是人事所维系的，是君王的德化所以流传的根由。举出人事的变化，表现出其中重要的地方，这是一个要旨；体现人事变化所以发生的缘由，这是一个要旨；根据它所以发生的缘由去治理它，这是一个要旨；使君主的权势强大，臣子的权势削弱，使根本壮大，枝末弱小，这是一个要旨；辨别有嫌疑的事情，区别同类的事物，这是一个要旨；议论贤才之善，区别他们所擅长的才能，这是一个要旨；亲爱身边的人，招徕远方的人，使人民的愿望相同，这是一个要旨；制止周代的崇尚文彩，而使之返归到崇尚质朴，这是一个要旨；木产生火，火是夏天，(木是春天，春天)是上天的开端，这是一个要旨；审察讽刺讥诮所惩罚的对象，考究自然界发生怪异现象的原因，是上天的开端，这是一个要旨。举出人事的变化，表现它重要的地方，那么百姓就安定了；体现出人事变化所以发生的缘由，那么事情的得失就明白了；根据它所发生的缘由去治理它，那么事情的根本就端正了；使君主的权势强大，臣子的权势削弱，使根本壮大，枝末弱小，那么君臣的名分就明显了；辨别有嫌疑的事情，区别同类的事物，那么是非就明确了；议论贤才之善，区别他们所擅长的才能，那么百官就有一定的次序了；制止周代的崇尚文彩，而使之返归到崇尚质朴，那么所致力的教化就能确立了；亲爱身边的人，招徕远方的人，使人民的愿望相同，那么仁义恩惠就能遍市天下了；木生火，火是夏天，那么阴阳四时运转的规律相承而有次序了；审察讽刺讥诮所惩罚的对象，考究自然界发生怪异现象的原因，那么上天的愿望就能实行了。概括这十个要旨而列举它，以仁爱来对待别人使自己的行为合乎道义，恩德广大遍布天下，阴阳和谐调顺，万物没有不合乎其规律的。解说《春秋》的人，都要运用这十个要旨，这是《春秋》的法则。
重政第十三
[原文
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人唯有终始也，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在乎天地之前。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不得与天元，本天元命而共违其所为也。故春正月者，承天地之所为也，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其道相与共功持业，安容言乃天地之元？天地之元，奚为于此？恶施于人，大其贯承意之理矣。(据钱唐校，从“惟圣人能属万物于”，至“大其贯承意之理矣”当移至《玉英》篇，此处不译，仅保留原文)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知其分科条别，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勿使嫌疑，是乃圣人之所贵而已矣。不然，传‘原注：疑作“傅”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奚以为哉！圣人思虑，不厌昼日，继之以夜，然后万物察者，仁义矣。由此言之，尚自为得之哉！故曰：于乎！为人师者，可无慎邪！夫义出于《经》，《经》，《传》大本也，弃营劳心也，苦志尽情，头白齿落，尚不合自录也哉！人始生有大命，是其体也，有变命存其间者，其政也，政不齐，则人有忿怒之志，若将施危难之中，而时有随遭者，神明之所接，绝属之符也。亦有变其间，使之不齐，如此，不可不省之，省之则重政之本矣。撮以为一，进义(当从苏舆义证作“善”。)诛恶，绝之本而以其施。此与汤武同而有异，汤武用之治往。故《春秋》明得失，差贵贱，本之天王之所失天下者，使诸侯得以大乱之说，而后引而反之。故曰：博而明，切而深矣。
[译文
解说鸟兽的类别，这不是圣人所想要说的。圣人想要解说的，在于解说仁义而区别它，知道它的科别，贯通它所附属的事物，阐明它的道理之所在，详细地察究使人不会产生疑惑，这便是圣人所重视的罢了。不这样的话，只是附和众人的言辞，观察众多的事物，说一些不紧要的话而使后辈之人疑惑，这是君子最厌恶的，他怎么会那样做呢！圣人思考问题，不分昼夜，夜以继日，然后万物才能够明察，这就是仁义啊！由此说来，仍需自己去做才能够获得啊！所以说；唉！做人家老师的，能不慎重吗！事物的道理出于《经》，《经》，是《传》的重要根本，如果不肯用心，只是苦思冥想，即使头发花白牙齿脱落，仍然不能合乎《经》义！人一生下来就有正命，这是他的本体，中间也有变命，这是政治变化造成的，政治不清明，人就有忿怒的情绪，如果施行于危难之际，就会有随命和遭命，这是神明的接引，绝续的应验。也有变故其间，使政治不清明，如果这样，人不可不省察，省察它就是重视政治的根本了。“撮合为一，进用善人责罚恶人，断绝恶人的根本而施以善人的教化。这与商汤和周武王的作为相同而有差异，商汤周武王用来治理人民过去所做的事情。所以《春秋》阐明得失，分别贵贱，推究天子之所以失去天下而使诸侯大乱的说法，然后引导他们回归正道。”所以说：《春秋》包括的事情广博而鲜明，确切而深刻。
服制像第十四
[原文
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食者，以养身休，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剑之在左，青龙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之在前，赤鸟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夫能通古今，别然不然(原注案；然不即然否，下然字疑衍。)乃能服此也。盖玄武者，貌之最严有威者也，其像在后，其服反居首，武之至而不用矣。圣人之所以超然，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原注：此三句必后人妄窜入，删之，文义乃得通贯。)夫执介胄而后能拒敌者，故非圣人之所贵也，君子显之于服，而勇武者消其志于貌也矣。故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
于《春秋》何以言之？孔父义形于色，而奸臣不敢容邪；虞有宫之奇，而献公为之不寐；晋厉之强，中国以寝尸流血不已。
故武王克殷，裨冕而笏，虎贲之士说剑。安在勇猛必任武杀然后威。是以君子所服为上矣，故望之俨然者，亦已至矣，岂可不察乎！
[译文
天地生长万物是用来养活人的。所以，那些可以吃的，用来养活身体，那些有威严的，可以作为服饰，礼节就是这样兴起的。剑佩戴在身体左边，是青龙星宿的象征；刀佩戴在右边，是白虎星宿的象征；蔽膝穿在身前，是赤鸟星宿的象征；帽子戴在头上，是玄武星宿的象征。这四种服饰是人们最华贵的服饰。只有能通晓古今的道理，辨别事情的是非，才能穿戴这些服饰。玄武，在这四者当中，是外貌最有威严的，它的象征排在最后，它的服饰反而戴在头上，虽然非常勇武却不用它。[圣人之所以超然，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至于手执戈矛，穿戴铠甲盔胄，然后才能抗拒敌人者，不是圣人所看重的，君子在服饰上显示出来，而勇武者在外貌上表现出他强悍的心志消除了，所以说看重文德，轻视威武，这是天下之所以永远安定的原因。在《春秋》中怎么说呢？孔父嘉的义气表现在脸色上，而奸臣不敢为非作歹；虞国有宫之奇，而晋献公因为他而睡不着觉；晋厉公强横、而国中大夫接连被杀尸体相枕流血不止。所以周武王灭殷，穿着裨农戴着冠冕，腰带上插着笏板，勇士解除了宝剑。勇猛，哪里在于一定要残杀之后才能树立威严呢。所以君子崇尚穿着的服饰、看他矜庄的神色也已经表现出来了，怎么能够不加审察呢？
仁义法第二十九
[原文
《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言名以别矣。仁之于人，义之于我，不可不察也。众人不察，乃反以仁自裕，而以义设人，诡其处而逆其理，鲜不乱矣。是故，人莫欲乱而大抵常乱，凡以暗于人我之分，而不省仁义之所在也。是故，《春秋》为仁义法。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昔者，晋灵公杀膳宰以淑饮食，弹大夫以娱其意，非不厚自爱也，然而不得为淑人者，不爱人也。质(与“挚”同)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嶲《传》无大之之辞，(公追戎于济西)，自为追，则善其所恤远也。兵已加焉，乃往救之，则弗美；未至，豫备之，则美之，善其救害之先也。夫救蚤而先之，则害无由起，而天下无害矣。然则，观物之动，而先觉其萌，绝乱塞害于将然而未形之时，《春秋》之时，《春秋》之志也，其明至矣。非尧舜之智，知礼之本，孰能当此。故救害而先，知之明也。公之所恤远，如(而)《春秋》美之，详其美恤远之意，则天地之间，然后快其仁矣。非三王之德，选贤之精，孰能如此。是以，知明先，以仁厚远，远而愈贤，近而愈不肖者，爱也。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春秋》不言伐梁者而言梁亡，盖爱独及其身者也。故曰：仁者爱人，不在爱我，此其法也。义云者，非谓正人，谓正我。虽有乱世枉上，莫不欲正人，奚谓义。昔者，楚灵王讨陈蔡之贼，齐桓公执袁涛涂之罪，非不能正人也。然而《春秋》弗予，不得为义者，我不正也。阖庐能正楚蔡之难矣，而《春秋》夺之义辞，以其身不正也。潞子之于诸侯，无所能正，《春秋》予之有义，其身正也。趋而利也(他本无)，故曰：义在正我，不在正人，此其法也。夫我无之求诸人，我有之而诽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其理逆矣，何可谓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人好义者，谓之自好；人不好义者，谓之不自好，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是义与仁殊，仁谓往，义谓来；仁大远，义大近；爱在人，谓之仁，义在我(刘师培《春秋繁露补》校为“宜在我”)，谓之义；仁主人，义主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