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爱人，智是什么呢？董仲舒说：“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先说出来，以后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证实。所以，“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无敢，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必仁且智》)智，简括之，就是知和当。知事物的本质，知事物的发展变化。
当指符合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知和当是一致的，用“知”可以概括。他特别强调需要仁智，“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必仁且智》)。人需要仁德和才智，缺一不可。作为教育方针，应以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主要目标。
(六)教材与教学内容--六艺与三纲五常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来统一有的提德、智、体；有的提德、智、体、美、劳无论哪一种提法，都将德、智摆在最前面，表明这是最重要的方面。
天下的思想。六艺即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为什么以六艺为教材呢？董子在《玉杯》中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以六艺来赡养人，六艺就是精神食粮。六艺都是重要的，又有各自的长处。董仲舒就是以此为教材对学生进行德智美方面的教育。
《诗》、《书》培养人的远大志向，《礼》、《乐》陶冶人的高尚情操，《易》、《春秋》则提高人的聪明才智。《汉书·儒林传》开篇就说：
“古之儒者，博学《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就是说，六艺是最基本的教材，而且也是伦理、政治的教科书。
这些教材中包含着伦理、政治等方面的内容。董仲舒从中概括出“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称此为“王道之三纲”，从天那里可以找到它的依据，就相当权威了。君为臣纲，对巨来说，忠就是高尚道德。父为子纲，强调孝道。
夫为妻纲，重视妇女的节。再加上朋友的义。这就是后来封建社会极力提倡的忠孝节义。
关于“五常”，前人有过论述。孟子讲四善端，没有信，讲五常之道，有圣而无信。董仲舒概括时，加上信。从当时社会风气来看，由于秦任法术，风气大坏，以至“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提倡信，为了纠正诈伪之风气。提倡信，对于稳定社会正常秩序，巩固封建专制是极为重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很重视信，商业极端重视信用。曾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题字：
“信为万事之本”。信是各种社会、各个阶级都提倡的共同道德。张岱年先生认为：“可以说，封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是由董仲舒确定的。”这个基本道德原则就是三纲五常。三纲适应于封建专制的需要，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而失去合理性，被人们所抛弃。五常是处理人事的基本原则，由于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革，如封建时代的跪拜之礼被取消，代之以挥手、招手、握手之类。但其中包含的精神却有普遍的意义，广泛的适应性，是可以批判继承的。
(七)学习态度和方法--博节、多连、精思达虑
在学习上，董仲舒不主张只通一经，认为只通一经，局限性太大，有些思想难以明白。而且各经有自己的特点，只通一经，就不了解其他五经的特点，同时也不了解这一经的特点，所谓通也就要打上引号了。是不是越博越好呢？也不是。书太多，学习不过来，负担太重，会产生厌烦情绪。而且，贪多不烂，多则惑，没有思考的时间，死背硬记，不能理解。董仲舒主张以六艺为基本教材，所谓“简六艺以赡养之”，再辅以其他参考书，如《公羊传》等。对此，他说：“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玉杯》)太博和太节是两个极端，也是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循此错误倾向，必定会给学习带来伤害。正确的是介于二者中间，博节适度。究竟多少为适度呢？汉代以六艺为适度，宋明时代以四书五经为适度。随时代的发展，应有所变化。另外，如何研究，关系极大。汉时一些经注至百万言，少时入学，皓首只能穷一经，那么，六艺就太多了。所谓博节适度，只是一个原则，如何做到适度，何谓适度，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过，有一点则是需要肯定的，那就是要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考时间。因为“学而不思则罔”。
如何思考呢？董仲舒提出一个连贯法；“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精华》)。他举例说：鲁僖公在乱(比三君死，旷年无君)时即位，亲任季子。”季子无恙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国家安宁。季子“治内难以正，御外难以正”，是个贤人。鲁僖公十六年三月，季子卒。以后鲁国乱难不已，到二十六年，派公子遂“如楚乞师”。鲁僖公没有变化而鲁国衰危，原因就是没有季子这样贤人。鲁国这样，别的诸侯国也是这样，天下也应该都是这样。“此之谓连而贯之”(《精华》)。他从这个连贯中得出结论：天下虽大，古今虽久，有一条共同的规律：“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精华》）
从此又推出，鲁庄公知季子贤而不能任用，导致国危；宋殇公知孔父贤而不任用，自身遭弑。知贤不任，国危身弑。董仲舒对此深感痛惜，“此吾所而悲者也”(《精华》)。此外，董仲舒还联系《春秋》中的逄丑父代齐顷公赴难，齐桓公执陈国大夫辕涛涂，鲁季子追庆父，吴王阖庐请吴季子任国君四件事，阐述“贵志”的道理。提出“志邪者不待成”，“本直者其论轻”两项原则。董仲舒对逄丑父和祭仲的事阐述经与权的关系，以及行权的原则。董仲舒以春秋时代的史事进行联系分析，连而贯之，阐述一些理论问题，既有唯物成分，又含辩证因素，颇多合理性，因此，司马迁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学习《春秋》，董仲舒极端强调深入思考。圣人的思想是非常深刻，不认真思考就不能领会。所谓微言大意，就是在简单的辞后面包含深刻复杂的意思。“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竹林》)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有同感，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浅见指思想肤浅，缺乏深思。寡闻指所知古今之事甚少。好学深思与浅见寡闻是相对的。从此可见，董仲舒与司马迁都提倡深思好学。如果不好学，那就无法“多连”、“博贯”地思考。有的人认为自己素质差，天赋不足，想不到那些复杂的问题。董仲舒引孔子的话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竹林》)只是没有深入思考，哪里有什么达不到的难度。
(八)教师
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发展教育事业，把“置明师”作为重要条件。没有“明师”是很难发展教育的。不重视“明师”，所谓发展教育、培养人才都只能是空话连篇。
什么样的人才是够格的“明师”呢？董仲舒写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
(《玉杯》)明师的首要条件是美道、慎行。美道指教学内容，即对六艺的深刻理解。慎行指个人行为，即处处符合三纲五常。后面几句是说教学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适时、适量、适度地进行。这是教书育人的最高水平，所谓“圣化”。董仲舒认为应该采取这种教育方法。
董仲舒强调少而精的原则，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仁义，要反复解说。如果不抓这一根本，东拉西扯，胡吹瞎侃，“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君于最讨厌用不急需不重要的话来疑惑后学。董仲舒由此告诫道：“于乎！为人师者，可无慎邪！”(《重政》)教师应该努力研究，将最重要的道理、最好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学生，这才对得起求知心切的学生，才没有误人子弟，才是可尊敬的灵魂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