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纲常”教育思想与《春秋繁露》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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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春秋繁露》导读(2)

仁是爱人,智是什么呢?董仲舒说:“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先说出来,以后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证实。所以,“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无敢,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必仁且智》)智,简括之,就是知和当。知事物的本质,知事物的发展变化。

当指符合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知和当是一致的,用“知”可以概括。他特别强调需要仁智,“莫近于仁,莫急于智”,“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必仁且智》)。人需要仁德和才智,缺一不可。作为教育方针,应以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为主要目标。

(六)教材与教学内容--六艺与三纲五常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以“六艺之科、孔子之术”来统一有的提德、智、体;有的提德、智、体、美、劳无论哪一种提法,都将德、智摆在最前面,表明这是最重要的方面。

天下的思想。六艺即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为什么以六艺为教材呢?董子在《玉杯》中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着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以六艺来赡养人,六艺就是精神食粮。六艺都是重要的,又有各自的长处。董仲舒就是以此为教材对学生进行德智美方面的教育。

《诗》、《书》培养人的远大志向,《礼》、《乐》陶冶人的高尚情操,《易》、《春秋》则提高人的聪明才智。《汉书·儒林传》开篇就说:

“古之儒者,博学《六艺》之文。《六学》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就是说,六艺是最基本的教材,而且也是伦理、政治的教科书。

这些教材中包含着伦理、政治等方面的内容。董仲舒从中概括出“三纲”、“五常”。“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董仲舒称此为“王道之三纲”,从天那里可以找到它的依据,就相当权威了。君为臣纲,对巨来说,忠就是高尚道德。父为子纲,强调孝道。

夫为妻纲,重视妇女的节。再加上朋友的义。这就是后来封建社会极力提倡的忠孝节义。

关于“五常”,前人有过论述。孟子讲四善端,没有信,讲五常之道,有圣而无信。董仲舒概括时,加上信。从当时社会风气来看,由于秦任法术,风气大坏,以至“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提倡信,为了纠正诈伪之风气。提倡信,对于稳定社会正常秩序,巩固封建专制是极为重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很重视信,商业极端重视信用。曾任日本首相的大平正芳题字:

“信为万事之本”。信是各种社会、各个阶级都提倡的共同道德。张岱年先生认为:“可以说,封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是由董仲舒确定的。”这个基本道德原则就是三纲五常。三纲适应于封建专制的需要,随着封建社会的消失而失去合理性,被人们所抛弃。五常是处理人事的基本原则,由于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革,如封建时代的跪拜之礼被取消,代之以挥手、招手、握手之类。但其中包含的精神却有普遍的意义,广泛的适应性,是可以批判继承的。

(七)学习态度和方法--博节、多连、精思达虑

在学习上,董仲舒不主张只通一经,认为只通一经,局限性太大,有些思想难以明白。而且各经有自己的特点,只通一经,就不了解其他五经的特点,同时也不了解这一经的特点,所谓通也就要打上引号了。是不是越博越好呢?也不是。书太多,学习不过来,负担太重,会产生厌烦情绪。而且,贪多不烂,多则惑,没有思考的时间,死背硬记,不能理解。董仲舒主张以六艺为基本教材,所谓“简六艺以赡养之”,再辅以其他参考书,如《公羊传》等。对此,他说:“大节则知暗,大博则业厌,二者异失同贬,其伤必至,不可不察也。”(《玉杯》)太博和太节是两个极端,也是两种不同的错误倾向。循此错误倾向,必定会给学习带来伤害。正确的是介于二者中间,博节适度。究竟多少为适度呢?汉代以六艺为适度,宋明时代以四书五经为适度。随时代的发展,应有所变化。另外,如何研究,关系极大。汉时一些经注至百万言,少时入学,皓首只能穷一经,那么,六艺就太多了。所谓博节适度,只是一个原则,如何做到适度,何谓适度,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过,有一点则是需要肯定的,那就是要给学生留出足够的思考时间。因为“学而不思则罔”。

如何思考呢?董仲舒提出一个连贯法;“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精华》)。他举例说:鲁僖公在乱(比三君死,旷年无君)时即位,亲任季子。”季子无恙之时,内无臣下之乱,外无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国家安宁。季子“治内难以正,御外难以正”,是个贤人。鲁僖公十六年三月,季子卒。以后鲁国乱难不已,到二十六年,派公子遂“如楚乞师”。鲁僖公没有变化而鲁国衰危,原因就是没有季子这样贤人。鲁国这样,别的诸侯国也是这样,天下也应该都是这样。“此之谓连而贯之”(《精华》)。他从这个连贯中得出结论:天下虽大,古今虽久,有一条共同的规律:“以所任贤,谓之主尊国安;所任非其人,谓之主卑国危。万世必然,无所疑也。”(《精华》)

从此又推出,鲁庄公知季子贤而不能任用,导致国危;宋殇公知孔父贤而不任用,自身遭弑。知贤不任,国危身弑。董仲舒对此深感痛惜,“此吾所而悲者也”(《精华》)。此外,董仲舒还联系《春秋》中的逄丑父代齐顷公赴难,齐桓公执陈国大夫辕涛涂,鲁季子追庆父,吴王阖庐请吴季子任国君四件事,阐述“贵志”的道理。提出“志邪者不待成”,“本直者其论轻”两项原则。董仲舒对逄丑父和祭仲的事阐述经与权的关系,以及行权的原则。董仲舒以春秋时代的史事进行联系分析,连而贯之,阐述一些理论问题,既有唯物成分,又含辩证因素,颇多合理性,因此,司马迁说:“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学习《春秋》,董仲舒极端强调深入思考。圣人的思想是非常深刻,不认真思考就不能领会。所谓微言大意,就是在简单的辞后面包含深刻复杂的意思。“辞不能及,皆在于指,非精心达思者,其孰能知之!”(《竹林》)大史学家司马迁也有同感,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浅见指思想肤浅,缺乏深思。寡闻指所知古今之事甚少。好学深思与浅见寡闻是相对的。从此可见,董仲舒与司马迁都提倡深思好学。如果不好学,那就无法“多连”、“博贯”地思考。有的人认为自己素质差,天赋不足,想不到那些复杂的问题。董仲舒引孔子的话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竹林》)只是没有深入思考,哪里有什么达不到的难度。

(八)教师

董仲舒在对策中建议发展教育事业,把“置明师”作为重要条件。没有“明师”是很难发展教育的。不重视“明师”,所谓发展教育、培养人才都只能是空话连篇。

什么样的人才是够格的“明师”呢?董仲舒写道:“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又)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

(《玉杯》)明师的首要条件是美道、慎行。美道指教学内容,即对六艺的深刻理解。慎行指个人行为,即处处符合三纲五常。后面几句是说教学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适时、适量、适度地进行。这是教书育人的最高水平,所谓“圣化”。董仲舒认为应该采取这种教育方法。

董仲舒强调少而精的原则,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仁义,要反复解说。如果不抓这一根本,东拉西扯,胡吹瞎侃,“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君于最讨厌用不急需不重要的话来疑惑后学。董仲舒由此告诫道:“于乎!为人师者,可无慎邪!”(《重政》)教师应该努力研究,将最重要的道理、最好的研究成果,奉献给学生,这才对得起求知心切的学生,才没有误人子弟,才是可尊敬的灵魂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