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道云蔽日,终归太阳红。
正在苏联出访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总司令那位老乡给了蒋介石当胸一拳,请我们的总司令代表中共复电嘉勉。”
贺龙率18兵团解放成都。刘文辉、邓锡侯亲往迎接;整编起义部队,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走向新生。
(一)
彭县隆兴寺。
刘文辉捧读着周恩来给王少春的电文,心想:“中共中央重视西康目前的战略地位,希望我们打好这一场阻击战,为人民立功,如遇优势敌人压迫情况危急时,可以向东转移。打好西康阻击战才是起义后的关键……”
隔壁的电台嘀嘀哒哒响个不停,刘文辉围着一炉钢炭火在室内不停地踱着圈子,心中焦急不已。起义电文昨日已得到中共中央的审定,并正式通告国人。还好,遵照其意愿,中共中央特地为他将日期提前填发三天,署为12月9日,不然,就在云南卢汉之后。但是,仅有形式上的通电起义是远远不够的,至少,配合人民解放军彻底解放大西南,应是起义后给中共中央最好的见面礼。
“我24军为配合人民解放行动,迅速解决川康,决以主力封锁成雅公路沿线配置机动部队和民众武装展开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坚决阻止蒋介石窜入西康境内,以促使其所部就歼于川西平原。”刘文辉心中再度想起的两日自己对四川地下党同志定下的决心。
当时,四川地下党的同志进一步为他坚定起义,指出:“有人民解放军作依靠,同时在整个作战期间又通过王少春与中央军委保持密切联系,更应明确方句,坚定战志,面对优势敌人敢于战斗,坚持到胜利。”
“机会的把握,人生的转折,就在这个起义方略上了,千载难逢。”所以我们要打好这一仗。邓锡侯舒缓双眉,非常赞同。
想到此,刘文辉蓦地停住,稍皱眉头,来到红木桌前,再次急速读起不知看过多少遍的刘元宣和杨家桢、王少春发来的有关西康阻击战作战预案。然后,顺手抓过一张纸,从笔筒里拈起一支狼毫大笔,刷刷地写下几行字:同意你们的作战方案。西康宁,雅、康三属俱在24军之手,除保持内部稳定后,应在城东、成雅、西昌方面迅速阻击国民党残军,静待人民解放军西指。
电文交由电台发往雅安前,刘文辉仔细推敲。这一套作战方案是以少抵多的军事态势。党中央、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反复告诫他,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在川康沿成都至西昌一线打个游击战,迟滞或拖垮欲弃成都而逃西康的胡宗南部。
发走电文后,刘文辉歇下身,将身体仰靠在墙上,沉重地吁出一口气,心中虽有一些宽慰,但身上的压力却并未减轻许多。
此时,起义通电发出后,由中共地下党和各民主党派及各方面人士联合成立了一个工作机构,主要负责联络和宣教工作。其成员有李静轩、胡克林、洪宝书、赵一明、万里,何翔迥等人。
刘文辉在他们的全力策划和影响下,在内部经常交换情报、分析形势,并派人联络退到川西各县的国民党军队将领,策动他们相继起义,投向人民。
邓锡侯则按照二野派来的黄实、章浩然等同志共同拟定的方略,已将部队集中到成都郊县。但是,毕竟胡宗南以及聚集在成都附近的尚有数十万国民党部队,他们虽说无啥斗志,可刘文辉担心一旦交火,招架不住。因此,每日早晨起床后,大家都把被盖卷打好,随时准备转移。
做此准备,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刘文辉,邓锡侯的部队还不足以与盘踞在川西的国民党部队抗衡.而这时的彭县处在东南北三面被敌包围中。右面什邡一带,有国民党孙元良和杨汉烈的第16兵团与20军,左侧郫县则有罗广文、陈克非的第15,第20兵团,成都市内及近郊则有胡宗南集团。
事实上,邓锡侯的95军起义前夕,有126师,225师两个师的兵力,人数1.5万人。126师除378团驻成都市东郊外,师部及主力则在彭县、新繁—带设防。225师在灌县一带防御。军部驻在成都市华兴上街,通讯营驻东门大慈寺内,输送团驻市郊青龙场,炮兵营驻天回镇,225师输送营驻三河场,这些部队都由在成都的副军长杨晒轩统一指挥。7日,邓锡侯就指示杨晒轩,要尽快设法将军部及军直属部队转移到成都以北山地待命。
8日杨晒轩召开会议,决定在遭到进攻时,各自为战,同时研究了部队转移的问题,商定在起义通电尚未公布,蒋介石心存幻想,诱胁刘文辉,邓锡侯之时,一面由军代参谋长王大中出面去找成都城防副司令余锦源,通过余去找顾祝同称,为便于统一指挥95军军部撤出市区;一面再由邓的代参谋长牛锡九去找顾祝同,也说95军愿撤离市区。
刘文辉等根据周恩来“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的指示,在综合小组的统一指挥下,除对正面对峙的国民党部队努力进行政治争取外,一面指挥其24军牵制和阻击胡宗南部队逃入西康。
“西康阻击战意义重大。”地下党同志胡春浦说,“如果这一仗成功,四川可能提前解放,而且滞留在川西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势必成瓮中之鳖,到最后只得束手待毙。”
“可我担心我的24军分散在康、宁、雅三属,集中不易,而且在打游击战方面又缺少经验和战术。”刘文辉面露难色,“鉴于此,我想请组织上考虑一下,尽快派些政治觉悟高,又有游击战经验的同志,迅速赶往24军加以指导。”
“可以,”胡春浦首肯道:“我们请示一下上级,马上指派一些政工和军事方面特别突出的同志到24军去。根据军委和二野领导指示,西康阻击战的当务之急是组织部队彻底将成雅、成乐公路破坏掉,不要心痛,打烂了可以再建。这样一来,就能从军事上阻止胡宗南的坦克、大炮进入西康,从时间上赢得战略上的胜利。”
随后,地下党组织并同起义综合领导小组草拟出—个电文电告雅安,协助近段时间的军事工作。
两天后,马识途、伍精华等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被派驻24军,协助打好西康阻击战。
于是,刘文辉将作战方案主动交与地下党的同志们审定。
“刘先生,”地下党的同志仔细审定后,肯定道:“9月,川东地下党特委会派刘连波同志来成都,同你商定的作战方案,就是这个意思。24军目前只能采取独立行动,以牵制扰乱的办法,阻止胡宗南窜往西康。当然,战术上应以游击战为主。”
“同志们,”刘文辉撮着手,愈显真诚:“本集团虽已宣布起义,但政治上还不成熟,军事上尤其是游击战,更是外行。同志们要多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呀!”
(二)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父子撇下一干人,独自回了台北。
次日,成都已如汤浇蚁穴。王陵基回想起昨日下午抄间道奔闯机场的那一幕,心中说不出的烦闷。原本指望蒋氏父子能带自己一块走,不曾料想,大难来临自顾不暇,正应了乐山老家那句乡间俗语:鸭子爬田坎——各顾各。
他忽然明白过来,自己其实很幼稚,处处被人愚弄。飞机舷梯旁,蒋介石惊魂未定地嘱咐他:“以后切记与寿山联系。”可是,与胡宗南(寿山)联系了又能怎样?同川康刘文辉、邓锡侯等水火不容,共产党军队已从四面八方围向成都,到那时,只有和周迅予那帮特务一样,钻山沟、蹲老林、打游击战,来个所谓的应变图存。
想到此,王陵基不禁旧仇新恨涌上心头。刘文辉、邓锡侯处处与自己作对,如今他们起义倒戈投向共产党,蒋介石等又逃走了,留下自己孤零零一人,不如以难为难,干脆砸烂算啰!。
主意已定,他要通了胡宗南的电话。
“胡长官,”王陵基明显带有哭腔地掩不住委曲,“总裁让我与你多联系。陵基一切行动,唯兄马首是瞻。该走的走了,只有你我等来当乱臣贼子了。”
“哎……”电话声中胡宗南嗡嗡妁声音满含杀气,“大家要有信心嘛。目前,你当务之急是要稳住川局,我则团结好川西的数十万国军健儿,定将窜犯之共匪杀他个片甲不留。”
一听“稳住川局”,王陵基又来了兴致,毕竟权利对大多数人的诱惑至死都不会改变,他尽力稳了稳有些慌乱的心情,说道,“有胡长官在这里掌舵,党国大有希望,大敌当前,我以为不能再出现刘文辉等叛共投敌的事了,必要时,一定要抹得开情面,坚决制裁。”
“方舟兄有何高见?”
“刘文辉在武侯祠还驻有一团部队。我早打探清楚了,最近已不听招呼。前日,我们曾限令其撤往新津。该部非但不听指挥,还寻衅滋事,如果现在不加处置,必有后患。”
“委座临走时布置给我的。”胡宗南早有此意,他恶狠狠地道:“今夜就派部队把它解决掉。”
“解决掉易如反掌,”王陵基心中一阵快意,补充道:“刘文辉对外声称驻有一个团,实则只有两个连.只要胡长官的部队一动,坦克、大炮开过去,这两个连会像乌合之众一样不经一击。还有,我前日报告总裁,跑得脱和尚跑不脱庙,刘文辉在成都的家也不能放过。”
“刘文辉在成都有几处房产?”
“三处。”王陵基肯定答道,“还有他侄儿24军军长刘元宣的公馆,女婿24军副军长伍培英的公馆,邓锡侯以及其它川康叛逆,他们的家都在成都,我们一个也不要放过。”
“好!”胡宗南的牙巴咬得格得响,“今晚就动手,不能心慈手软,一俟解决掉武侯祠刘文辉的两个连,你便带着省府保安团开始抄家,多安放一些雷管,炸药,明白吗?”
“顾总长顾墨三不会阻拦吧?”王陵基又有些担心,“他老哥子可和刘文辉,邓锡侯二人是保定同学啊。”
“放心。这些都是校长临走时特地给我布置的,谁敢阻拦?”
12月12日晚,月黑风高,阴风怒号。蓉城上下笼罩在一片阴霾中。
胡宗南部借着雾幕趁势向成都武侯祠刘文辉驻军发动了进攻。
起义综合领导小组部署西康阻击战时,原来给这个部队规定的任务是:掩护地下党工作人员与中共通讯的无线电台;保护华西坝的广播电台和四川、华西两所大学;可能的话当机立断抢救被蒋帮特务拘禁的革命同志,同时根据情况发展配合友军作战。
月初时,部分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刘文辉、邓锡侯在城内来不及撤走的工作人员先后转移到武侯祠及其附近,在城内继续进行活动。这里遂成为对敌进行军事、政治斗争的重要据点。
彭县起义的第二天,蒋介石即令,限这支部队在12日以前撤退到新津河西岸。刘文辉认为这是钉在敌人身上的一颗钉子,能多守一天,对敌人的行动就多控制一天,故指示他们坚守。
不料,到这天晚上,胡部盛文第3军倾巢而动,附以大炮、坦克,向这支部队发动了疯狂的攻击,该部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奋起应战,一时枪声大作,炮火映红了成都夜空。
激战至翌晨八时,终以众寡悬殊,武侯祠阵地为胡部突破,两个连的大部分官兵牺牲,一部分冲散,一部分被俘。
所幸在这里的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都已安全转移,得免于难。
邓锡侯部则通过顾祝同的疏通.以移防为名,由高参杨晒轩带领,于12日上午转移到郫县。驻在军部的一个连,未及转移,故胡宗南围成铁桶一般,最后被迫缴械。
与此同时,胡宗南令其手下的旅长朱光祖带着空运到西康的一个团,裹胁贺国光的残余顽固势力,对24军副军长伍培英的部队形成包围态势。
“争取贺国光起义已不可能了,也罢!他要为老蒋殉葬,让他去吧。”伍培英见敌我优劣形势明显,遂主动撤出西昌。
撤退中,伍培英先调刘文虎营在锣锅梁于掩护,自己率领主力于12日晚上,以最迅速的行动冲出敌人包围圈。在突围畔,,曾在安宁河西岸展开激烈的战斗,由于应战仓促,加之撤退无序。贺国光早伏有一营兵力腰系绳索,抄后路沿绝壁攀沿而下,抢占了制高点,用轻重机枪,手榴弹织成一道道密集的火力网。
伍培英率部拼死相搏,激战一个午夜,方才杀开一条血路,突围而出。
这一仗,24军死伤官兵300余人,高级参谋薛奉元、营长刘文虎阵亡,刘石泉失踪。
听说部队遭至损失,侄儿阵亡,刘文辉心情急如火。
地下党的同志忙安慰他道:“固守西昌的敌人已成瓮中之鳖,对西康整个战局影响不大。当务之急是告之伍副军长,将部队撤至富林,加强乐山到西昌一线的阻击。”
“自乾,”邓锡侯心情亦不好过,“令侄不幸阵亡,谁也不曾料到。”
“你们不用安慰我了。”刘文辉眼中无泪,只有一束闪亮的信念:“多宝化一宝。周公在重庆就对我有此希望.这一回无论作出多大牺牲,也坚决完成西康阻击战。”
“刘先生,”胡春浦以征询的口气宽慰他,“你放心,24军留在会理未撤出的一个营,中共滇桂黔边纵队朱家壁可令员已派部队去支援接洽,不会有问题。”
后来,这个营在解放后终归建制。
“感谢你们。”刘文辉点点头,由衷地感激道:“过去,历来汉族军队从宁属地区败退。无一不为彝人消灭。这次我军由于是起义,跟共产党走,所以得到彝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能例外安全地撤出,真幸运啊!”
“一家人莫说两家话,”胡春浦笑着摆摆手,“目前,我们应考虑到,敌人窜入西康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在川西会战前,调大兵团侵占西康,保持退路;二是失败后,敌人的漏网残余会涌入西康逃命。”
“我明白”刘文辉显得信心十足,“虽然我这一点兵力不足以与之抗衡,但我早想好了,采取正规军与地方武装配合,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节节击敌,段段抵抗,以此来迟滞敌人的行动,争取时间,让人民解放军赶到聚而歼之。”
于是,刘文辉化多宝为一宝的成雅阻击战,遂行展开。
(三)
12月16日,胡宗南急得如热钢上的蚂蚁,他抓起电话命令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请你马上准备,负责在明天拂晓前解决邓锡侯的部队,扫清内忧,便于而后作战,免除内应外合的隐患。”
陈克非“唔!唔”两声,忙同罗广文指挥的15兵团商量,俩人吱唔一阵,决定不执行胡宗南的命令,准备自寻出路,刘文辉和邓锡侯在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将起义后的部队重新配置在了成都至雅安一线。
从成都南郊起经双流、新津至邛蛛长达200多里的公路线上,配置了一些大小不同的部队,化整为零,联系地方武力,向敌人展开了游击战。
邛崃地区是24军阻止胡宗南部队窜入西康的第一道防线,四川地下党早就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由刘文辉供给枪支子弹,并派其136师副师长肖绍成负责军事指挥,四川地下党派李维嘉、马识途等负责政治领导。
他们除了联系邛崃、大邑,崇庆,蒲江等县地方武力外,还广泛地动员了群众,建立了人民武装,声势浩大。
胡宗南眼见前面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节节进逼,后面的退路又为24军所截断,更感到恐慌,乃决定由王陵基作开路先锋,率领九个团,分由洪雅、丹棱,蒲江、邛崃各地进犯雅安,妄图以此来击破24军主力,打开一条逃窜之路。
刘文辉根据地下党的建议,给部队下了严防死守的命令。为了排除侧翼威胁,以便集中力量阻击从成雅公路正面西窜的大股敌军,24军以137师全部向洪雅发动攻击,首先解决这部分敌人,然后移至丹棱、蒲江,配合已到乐山的解放军正面部队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