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于四月初相继写出数份请定国是的奏折，从四月十三日（6月1日）起分别以支持变法的御史杨深秀、康有为本人、侍读学士徐致靖三人的名义先后呈给光绪，希望仿效日本，皇帝择日斋沐，大集群臣，于天坛祭拜告天，诏示天下，决定变法维新，从而形成了请求光绪诏定国是的呼声。
康有为、梁启超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求光绪帝颁诏明定国是，其意图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并鉴于中国守旧势力之强，力求以皇帝的权威来肯定变法维新，而且主张以此作为国家的“行政方针”公布于天下。康有为认为，如此似乎就可以排除疑虑，摆脱守旧势力的干扰与阻扰，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样，就可以使朝廷上下有所遵循实行变法新政了。
光绪决定迅速颁诏，在此之前，他特意去颐和园，将杨深秀、徐致靖的奏折交给慈禧进行请示。由于慈禧此前已经答应不禁止皇帝办事，所以觉得现在进行钳制不太合适，何况杨、徐要求定国是的奏折对她的权势也并没有什么威胁，便称二人的奏折非常好，并说今后“应专讲西学，明白宣示”，表示赞同他们的见解。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光绪召集全体军机大臣，发布上谕，明定国是，正式向中外宣告进行变法维新。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白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在诏书中光绪雄辩地驳斥了攻击维新变法的错误言论，适度地提出了进行变法维新的指导思想，为变法维新在实行上明确基调。并具体点明了维新变法的第一个项目——京师大学堂的筹办设想，为以后陆续出台的变法维新项目提供样板。光绪下令这一项目由军机大臣、总署大臣迅速拟定妥善办法后议奏，并号召编检司员、世职子弟、下级官吏均可以报考。这同科举考试相比是一大历史进步。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及光绪在推动变法的过程中，历经反复、曲折的酝酿与斗争，所取得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进展。它反映了人心所向，因此当宣布变法的国是诏颁下，在社会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奋发精神。
光绪的这一举动，是他在支持变法维新的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标志着百日维新的正式开始。从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告推行变法新政为起点，到当年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宣布变法维新是非法为止，光绪实行变法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先后发布有关革新的各种诏令一百八十余条，如果按日计算，少的一天发布一道谕旨，多的一天十几道谕旨，它们像雪片一样飞向了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王朝的神经中枢重新放射出振奋人心的异彩，其影响冲击着几千年来不断加固的封建壁垒，使人们看到了一丝晨曦的阳光。
据统计，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颁布的改革维新诏令不低于180次，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主要的如下：
1．设立京师大学堂；
2．分遣宗亲去外洋考察欧美的政府状况；
3．奖励艺术、科学以及现代农业；
4．皇上表示愿意倾听守旧派对进步和改革的异议；
5．废除科举考试中作为主要项目的八股文；
6．谴责那些企图拖延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人；
7．催促尽快修筑卢汉铁路；
8．倡导所有的八旗军队采用西式武器和操练；
9．下令在各省设立农业学校，教农民改进耕作方式；
10.下令引进专利和版权法：
11．要求兵部和外务部就武举改制作出报告；
12.对发明家和作家予以特别奖励；
13. 下令官员们鼓励商业，帮助商人；
14．下令全国的每个城市都设立中小学堂；
15．成立铁路矿物总局；
16．鼓励记者对政治发表议论；
17．要求水师增添学额，购置战船；
18.号召军机大臣和各省地方当局协助；
19．下令所有的驻外使馆建立学校，以便于当地的华人儿童学习；
20．为了鼓励商业，下令在上海设立商务局；
21．裁撤北京六个无用的部院；
22．准许一切人上书言事；
23. 礼部的两位尚书和四位侍郎因为阻格上书言事而被革职；
24. 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为冗费而被裁撤；
25. 下令成立学校教授丝茶加工方法：
26．建立邮局，裁撤驿站；
27．同意建立西方国家式的预算制度。
光绪发布的变法谕旨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教改革方面。主要是废八股，设学堂，设翻译局及报馆等。
自从宋朝的王安石开始按四书的经义考试选拔人才，到了明朝初年把八股文定为考试的固定文体，把先秦的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定为考试的范围，当时的社会流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为了求取功名，便孜孜不倦地研读经书，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让他们来治理国家，其结果是只能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它已经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而维新派学习西方，引进外来文化，就势必要触及到文化思想领域。所以光绪颁布废除八股考试制度，以后改考策论，这一举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光绪在百日维新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
而这一变革，既触犯了广大文人的世袭“领地”，又对封建统治者实行的“愚民”政策有所突破。
光绪深知要变法必须有人才，要想培养人才必须设立学校，所以在《明定国是诏》中就明确表示要设立京师大学堂，培养人才。同时设立翻译局，翻译西方的政治、财经、法律等方面的书籍，从而为思想文化界破除旧文化、建立新文化打下了基础。光绪对近代中国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是空前巨大的。
第二，奖励科技，兴办近代工业。
在康有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维新思想影响下，光绪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代替封建主义传统手工业生产的必要性，因此奖励科学发明，鼓励各省商办铁路、矿务，筹办中国通商银行，广设邮政分局等，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三，学西制，建新式军队。
经过甲午战争，中国旧式军队的装备恶劣、战术落后、斗志低下，完全暴露了出来，因此有责任的官员纷纷上书，建议学习西方兵制，改革旧有兵制，建立现代军队。光绪下诏改革旧军队，建立新式军队，后来新军成了辛亥革命的主要军事力量。
第四，裁撤冗员，改革吏治。
在中央裁撤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裁撤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及东河总督，裁撤各省不办运务的粮道和没有盐场的盐道等官。
对于清王朝上上下下重叠臃肿的官僚机构来说，裁撤几个闲散的机构和冗员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封建顽固派看来，这些均是“祖制”，不可违背。光绪大胆而轻率的官制改革因此遭到了守旧派的强烈攻击和极端仇视，守旧派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光绪和他的维新派官员，光绪的官制改革是失败的，为自己的维新失败埋下了祸根。
到七月中（8月底），新法推行了两个多月。在这期间，虽有一定的建树，特别是在社会上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奋发精神，在沉睡已久的神州大地上，依稀可见未来的希望之光。
但变法革新刚刚起步，就遭到了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扰。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有的尚未公开推行就被扼杀；有的被改头换面使原意走形；多数虽颁布予以推行却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变法维新，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慈禧防范
坦率地讲，把玩权术，慈禧无论是心机还是手段，都远比光绪帝强得多。光绪帝空有一腔热情，却缺乏做政治家的资质，身边的幕僚也多是些腐儒酸臣。帝党成员不冷静地分析现状，也不懂政治谋略，只会一味刺激光绪帝，说出“太后虽穆宗（同治帝）之母，实文宗（咸丰帝）之妾。皇上人继为文宗之后，无以妾为母之礼。本非母子，宜收揽大权”之类的话来。耳目众多的慈禧听到这些话后，对帝党深恶痛绝。
当光绪决意采纳杨深秀等人的奏请将要颁布国是诏时，慈禧也意识到变法之势已不可阻挡，为了牢牢把握大权，慈禧预先做了防范措施，以防止对局势失去控制。
此前一直在颐和园修身养性的慈禧自归政以来已经很久没有召见军机大臣了，这时候也开始进行召见了。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1898年6月8日），慈禧召见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荣禄、刚毅，询问皇帝的所作所为，并说“要紧的事你们要劝阻皇上”。刚毅伏地痛哭，说：“奴才婉言劝谏，屡次遭到斥责。”慈禧又问：“难道他自己筹划，不同你们商量吗？”荣禄、刚毅回答说：“只有翁同龢能承皇帝的意旨。”刚毅又哭求慈禧阻止变法，慈禧答道：“到时候，我白有办法。”
这次召见两天后，荣禄被授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授予刚毅为协办大学士调任兵部尚书，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后党两大骨干的地位，又扩大了慈禧核心班底的权势。
就在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的第五天，即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慈禧又勒令光绪宣布了三道谕旨和一个任命：第一道谕旨是以揽权狂悖为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勒令回乡休养，第二道谕旨规定以后凡是补授二品以上大臣均须向慈禧太后具折谢恩，第三道谕旨是当年秋天光绪恭奉慈禧太后乘坐火车到天津阅操。一个任命是将王文韶调任军机大臣，任命荣禄暂时署理直隶总督。
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已经是连续担任皇帝老师二十多年的帝党领袖，他一直在皇帝和太后之间进行调和，他也是最早接触并向光绪推荐康有为的第一个清廷大员，在清政府的统治集团里，他是光绪决心变法的支柱。因此反对变法的官僚已经把翁同龢看成一个眼中钉、肉中刺了，慈禧任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就是为顶替翁同龢做准备的。随后，当光绪去颐和园向慈禧请示颁布“国是诏”时，慈禧在表示同意此诏时，提出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撤掉翁同龢。
这一天，恰好是翁同龢的生日。离京之前，翁同龢急忙来到宫门希望能见光绪最后一面，他跪在路边向皇帝叩头，年轻的光绪竟然没敢召见翁同稣。很快，翁同龢被迫离开北京，回他的家乡江苏常熟养老，直至终老。
慈禧在光绪颁令变法之初，先将他在内部的支持者翁同龢除掉，对变法革新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当时有的评论家认为：如果翁同龢没离开，戊戌政变可能不会发生，翁同龢一定会有办法进行调和的。翁同龢自己也在日记中写道：我若在，决不会让他们决裂到那种地步。
与此同时，慈禧太后重新收回对重要官员的赏赐和任命权，从而限制了光绪任用新人推行变法的活动余地。并把王文韶调入军机处，加强了自己在清中央的实力阵容，将其亲信荣禄安插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位置上，并以其统辖警卫京津的北洋三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后方。慈禧让光绪陪着自己到天津检阅全国最有战斗力的北洋军队，阅兵是兵权所属的示威性举措，只有真正掌握兵权的人才有资格检阅军队，这样慈禧就向各界传递了一个信息，即兵权还在慈禧的手中。
荣禄当时曾恳请慈禧再垂帘训政，但慈禧与光绪的矛盾并没有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慈禧感到没有必要直接垂帘，还是退居幕后指挥为好。所以她一方面允许光绪实行变法，另一方面也做好了预防发生意外情况的防范措施。
7．变法失败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底（1898年9月），光绪帝又加大了反击顽固派官僚的力度，一举罢免礼部六堂官并将李鸿章、敬信逐出总理衙门，把斗争矛头明显地指向了慈禧的班底。几天之内，光绪连发上谕，罢免了一些不称职的大臣，从而引起了守旧大臣的恐慌，他们集体向慈禧告状，诬告光绪变乱祖宗法制，敦请太后出面训政，收拾残局。此时慈禧虽然心怀不满，但感到事情还不像一些旧臣渲染得那么严重，不想自己出面训政，只是想适当时候劝一劝光绪。
在口头上的劝阻已不起任何作用的情况下，慈禧便密派内务府大臣怀塔布等七人乘火车到天津找荣禄商议一下对策。
虽然守旧的大臣们一直叩请慈禧再度训政，但她却没答应，但后来守旧派的造谣以及维新派所做的几件事却彻底改变了慈禧的想法，使她痛下决心发动政变。
先是内务府大臣立山跪请慈禧训政，慈禧没有答应，于是他向慈禧造谣说：“皇上派太监到各国的使馆，请求帮助废去太后。”慈禧最担心的是外国列强逼迫她下台，听到这个消息，觉得不能容忍，非常生气。
接着光绪召见了伊藤博文。伊藤曾经四任日本首相，三任枢密院长被认为是明治国家权力的象征。他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98年9月11日）由朝鲜来到天津，当时朝廷上下一片流言，说伊藤是康有为特意安排到中国来的，将要进军机处，恰好光绪拍来电报，想见伊藤。光绪的本意也只是想当面询问伊藤，日本究竟如何改革，如何富强的，深入地了解一下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可这一举动似乎印证了光绪要聘用外国人为顾问官的流言。
伊藤在与康有为见面时试探性地打探中国变法的底蕴，康有为便叙述了慈禧太后牵制、光绪无权、守旧大臣阻挠的情形，并请伊藤能够劝说一下慈禧太后，伊藤满口答应。得到消息，庆亲王奕劻等再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光绪于八月初五会见伊藤，到时中国的事对外泄露，权力就会不归太后所有了。慈禧听了这样的话，于前一天匆匆回宫，光绪接见伊藤时，慈禧便坐在屏风后面监听，结果光绪吓得只是与伊藤寒喧了几句，没敢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