姊妹二人出身于满族大官僚家庭。瑾妃，生于同治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874年9月30日）；珍妃生于光绪二年（1876年）。二人虽为同胞姊妹，但相貌和性格却大不相同。瑾妃相貌一般，性格柔和脆弱。珍妃，虽小两岁，但思想开朗、倔强敢为、志趣广泛、反应敏锐，当然也不乏天真的性格。光绪帝处于政治旋流之中，而且又受到来自皇太后和宫廷的种种管束和约束，生活单调乏味。性格开朗活泼的珍妃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也引发了在政治上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因此她深得光绪帝的宠爱。
皇帝已经大婚，自然就该“亲政大权”了。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1889年3月4日）即大婚后的第6天，光绪帝举行了亲政大典。白此，光绪帝算是正式开始亲政了。慈禧为了表明自己让光绪帝亲政的心诚意切，早在上年五月就开始间断性地进驻颐和园了。其实，光绪帝大婚后最初一段时间，慈禧仍以居住宫内为多。只要她住宫内，光绪帝仍每日请安如故；即使慈禧住颐和园，他也要“间日”或数日一往问安。“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紫禁城也。”
三、百日维新
1．帝党的雏形
光绪帝“亲政”时，他原封未动地接受了慈禧经营20多年而形成的一个旧班底。而且在光绪帝“亲政”之前，慈禧就对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又进行了一次大调整，排除异己、安插心腹，集结了她的亲信势力——后党。后党的骨干成员，可以说基本上都是一些在思想上直接继承封建传统观念的人，是封建“圣道”的顽固维护者。在当时中国已经远远地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时代里，仍死死地抱着“天朝至上”的陈腐观念不放。尽管其中的一些人逐渐对外国的坚船利炮产生兴趣，并试图以此自救。但这些人对于社会的变革仍是极端的仇视。
渐渐成长起来的光绪帝，反映在他思想上的矛盾性，也越发的明显。光绪帝受制于人的处境，一方面使其思想发育受到极大的限制，严重消磨了他的自为能力；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其辨别力的增强，这种不得志的境遇，又变成了光绪帝的一大助力。在中法战争期间，他对国势、朝政的敏感反应，即是一种突出表现。
在其“亲政”后的19世纪90年代初，鉴于慈禧拨弄下的朝局越发昏暗，他又进而产生了对朝政现状的不满情绪。其实，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裂痕。
早在慈禧强立载湉为帝时，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已经存在着的矛盾便因此出现了新的更大的裂痕。慈禧虽然尽力使之弥合，但是却不能消除它的根源，这一裂痕便只能随着光绪帝的长大、君主地位的显露和影响的日益扩大而日益凸显。
于是在光绪帝“亲政”之后，那些愤于太后干政的“朝士之守正张謇者”，深感愤懑和不平，便把光绪帝作为自己的希望和寄托，逐渐在思想倾向上“附之”，开始围绕光绪帝在清廷统治集团里聚结起另一支政治势力——帝党。
这些附之者，起初除了瑾妃、珍妃（主要是珍妃）外，还有他的汉文师傅翁同龢以及瑾、珍二妃的堂兄、礼部侍郎志锐等人。
在这些人中，翁同龢居于较为突出的地位。作为帝师，翁同稣既对光绪帝忠心耿耿，又是身居要位的朝廷重臣，对帝党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政权和军权为后党掌握的情况下，以“延揽新进”为救时要务，利用科举考试拔擢人才。文廷式、张謇就是翁同龢拔识的人才，他们成为帝党的中坚。而一些不满于后党专政的官僚、文人、名士也相继聚集在翁同龢的周围，以拥帝相标榜。
在清政府面临重大的内政分歧和军事外交斗争中，帝党人物关心社稷民生、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与后党对内保守、对外妥协形成对立。因此，他们已经在不断的政争中有了日益明显的分野。
但是帝党的成员大多是无实权的京官书生，而且其中还有一些人与后党联系颇多，在帝、后两党间进行政治投机。这些都决定了帝党的虚弱。
尽管如此，年轻的光绪帝在帝党骨干成员的支持下，开始走上前台，寻求着救国的道路。
2．甲午战事
19世纪末，中国和朝鲜成为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角逐重点。就在西方殖民者互相争夺的空隙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逐渐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并把目标定在了依山连水的大清帝国上。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日本就开始对我国的台湾进行武装侵犯。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所请，于光绪二十年甲午五月（1894年6月）出兵朝鲜，协助朝鲜政府镇压人民起义。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向朝鲜大量运兵，并蓄意向驻朝的中国守军挑衅，从而把中日两国推到战争的边缘。
1894年7月，日本军舰突袭朝鲜半岛附近海面中国的运输船只，同时进攻牙山清军，中日战争一触即发。
面对日本带来的战争威胁，帝党主战，后党主和，帝后两党演变为主战派和主和派，帝后两党的矛盾冲突日趋公开和尖锐。光绪帝和以他为首的主战派，为了积极地推行备战抗敌的方针，对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进行了坚决地抵制和斗争。由于光绪帝公开主战，使得朝廷上下激起了一股卫国抗敌的主战波澜。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1894年8月1日），清政府发布了基本体现主战派的对日宣战上谕，正式对日宣战。
但是在平壤失陷、黄海重创后，日本取得了陆海两方面的战争主动权。相反，中国的抗战却陷入了被动的地位。这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主和派占了上风。
由于光绪帝在战和问题上态度鲜明，公开拒绝与主和派合流。慈禧便采取了杀鸡做猴的手法，企图以此来胁迫光绪帝和削弱主战派势力。
慈禧借口珍妃“卖官”事宜，先是用后宫的“家法”，将珍妃当众杖责，并将其和瑾妃降为贵人，将光绪帝及珍妃身边“涉案”的太监或杀或充军，死者达60余人。更严重的是，不准二妃在平时向光绪帝呈送物品，企图切断他们之间的感情纽带。然后明旨给皇后，授意她打探光绪帝与嫔妃的一切事宜，并随时上报。
从表面上看，慈禧惩处珍妃，是为了维护大清的祖制家法，冠冕堂皇，实际上是“后党”对“帝党”的一次反扑和严厉打击，是皇权斗争中的插曲。“帝党”遭到这次打击后，元气大伤。
3．马关条约
威海卫保卫战的瓦解和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使得清政府在战略上遭到沉重打击。以慈禧为首的主和派完全陷于失败主义的泥潭中，认为只有屈从日本，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九（1895年3月5日），慈禧派李鸿章作为全权代表赴日谈判，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要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添设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为通商口岸。还规定日本人在各通商口岸可以自由从事工艺制造，并可以将各种机器自由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享受一样优待的权利。最后一条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并不是太现实的需要，但是根据列强利益均沾的原则，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可借这一条款，进一步拓展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对其极为有利。这个条约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已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
经李鸿章草签的《马关条约》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消息传开，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要求废约的呼声高涨。在京参加科举的各省举人1300多人公推康有为执笔上书光绪，反对签约，提出改革政治，建议以赔款为战费，迁都再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冲破禁制，第一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运动。台湾人民得知台湾被割让，痛哭流涕，坚决反对。他们纷纷组织义民军，推举台南守将刘永福任军统，共同抗日。台湾军民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战斗。最后，义军大部分战死。台湾军民4个多月的抗战，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杀伤敌人3万多。在这以后漫长的半个世纪中，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爱国诗人丘逢甲于1896年所作的《春愁》反映了台湾人民的悲愤之情：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马关条约》割地面积之大、赔款之多大大超过了当年的《南京条约》，引起了白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最大震惊和痛心，连在疆臣中很有影响的洋务派头面人物刘坤一和张之洞也激起爱国良知，上书朝廷要求废约再战。
但是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内部争论不休，光绪亲自到颐和园向慈禧请求，慈禧也只是含糊其词，并不明确表态。四月初八，光绪挥泪批准了《马关条约》。十四日，中日双方代表在烟台正式换约生效。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中国人民的身上增加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的陷阱里又加深了一步。光绪在山穷水尽的困境中挥泪签字批准《马关条约》，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心中常存“朕何以为天下主”的白愧。
甲午战争对远东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既占台湾，又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资本主义经济以此为契机更加迅速发展起来，并进一步扩军备战，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开始形成。
中国割地赔款，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愈益深重。巨额的赔款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人民流离失所。
同时也促使中华民族日益觉醒，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迅速高涨。
4．不做亡国君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尤其对手是历来被中国视之为“倭寇”的岛国日本，这对全国上下特别对光绪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光绪没有被这次失败所击倒，而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决心振作精神，安定人心，重新建树皇帝的权威，不做亡国之君。
中日甲午战争使光绪得到锻炼，他经历了自亲政以来最险恶的风浪，接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抗战过程中，光绪深深地体会到虽然亲政但仍处在不操实权的地位，也看到了现实制度的腐败，官吏的无能，朝廷大臣们的门户派系之争，他在失败中得到有益的教训和反思。
光绪维新变法的思想萌发于洋务运动时期。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是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的。改变中国的命运，要从政治制度人手。
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思想萌发了光绪维新革旧的意念。甲午战争刚结束，光绪多次颁发谕旨，提出了一揽子的新政项目，虽然其主要内容还没有超出洋务派所策划的范围，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什么修铁路、造机械、开矿产、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校等繁多的新政都一齐泉涌到光绪的脑中，并加以积极催办，可见他图强的迫切心情已经升华到如饥似渴的程度。光绪帝和康有为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都是一致或相近的，都认为中国的积弱是守旧派墨守陈规造成的，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法。
《马关条约》签订之时，康有为发动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主张拒和、变法、迁都，震动了海内外，但由于顽固派的封锁，光绪没能看到这份上书。二十多天后，康有为又写了一万三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即第三次上书，又称《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这次上书比公车上书的内容更加具体和广泛，陈述了变法着手之方和先后缓急的次序，条理清楚考虑周密。他向光绪建议，《马关条约》刚签订，朝野图强雪耻之志有不可遏止之势，此时即下哀痛之诏，以鼓舞士民的勇气，选举贤士参政，以备顾问，转败为胜，重建国基也为时未晚。康有为除了建议光绪广选贤才外，还提出了自强雪耻的大方案，即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策。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皇帝终于第一次看到了康有为的上书。他读了以后，思想受到了很大的启迪，耳目为之一新。光绪对康有为的建议极为重视，当即命誊录三份，一份送慈禧太后，一份发军机处，一份存乾清官，原件留勤政殿。
光绪想亲自召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但恭亲王奕诉以“清朝的成例，非四品以上的官员皇上不能亲白召见”为由劝阻了皇帝。光绪便命总理衙门向康有为问话，康有为还通过翁同龢向皇帝呈进了自己所写《俄皇彼得考》《日本变政考》等宣扬变法的论著。
日本，这个令人憎恨的侵略者，今天，反而在希望变法图强的一些中国人眼中，成为了“先生”，这说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已经不再局限于“华夷之辩”了，这也符合历史的辩证法。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尤其对于身居深宫的光绪帝来说，加上语言文字上的限制，光绪帝所阅读的“西书”实在有限，但是对于急切想了解外界情况的光绪帝来说，也引起了不少的触动，开阔了眼界，思想认识开始有了明显提高。开始逐步摆脱“天朝至上”等固守观念，进而以中外对比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现实问题。
光绪在陆续阅读了很多日本、欧美各国的变法著作之后，深感中国在面对“各国环处，凌迫为忧”的形势下，“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此时已锐意变法的光绪帝，向高高在上的慈禧提出了要权的要求。他对庆亲王奕勖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
无论光绪要权的主观动机如何，为了不做亡国之君，为了支持和推行变法维新，而决然向大权独揽的西太后提出“收权”的要求，可见光绪帝的变法决心之大。
奕劻向慈禧报告了光绪变法的决心后，慈禧怒气冲冲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但慈禧说完这句气话后，经过庆亲王奕劻的耐心解劝，渐渐心平气和，答应说：“由他去办，等办不出模样再说。”变法终于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奕勖把慈禧同意变法的话转告后，光绪心中有了底，便兴冲冲地到颐和园面见慈禧。慈禧直视着光绪，严肃地说：“你所实行的新政，只要不违背祖宗的大法，不损害满洲贵族的权势，我就不阻止。”
光绪便进一步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呈给慈禧审阅，这是一部新兴的学西方、谋自强的时代精神论纲。慈禧太后看后，说写的不错，同意光绪变法，但告诫光绪不要操之过急，并且明确表态：“如果可以使国家富强，你白可以进行，我不从内牵制。”
有了慈禧的应允，光绪开始了他的变法之路。
5．《明定国是诏》
由于慈禧已经首肯，维新派的大臣们认为光绪变法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他们更加急迫地希望光绪尽快颁布诏书明定国是，所谓“国是”就是国家的大政方针，从而排除干扰，启动变法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