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军、师党委号召集体立功创造三好连队之后，我405团第2连，在团党委及支部领导下，热烈响应，进行了光荣教育；造成全体同志求战求功求光荣的上进情绪，并以纪律榜的形式贯彻纪律教育，造成遵纪光荣、犯纪律可耻的深刻认识，确立了遵守纪律的思想基础。更发扬了团结互助精神，改善管理方式，去掉军阀主义习气，关心战士伙食，对后进分子实行了积极耐心的改造教育方针，因而一月来的行军作战中，无一逃亡病送，部队巩固。尤其此次歼灭白匪7军军部的黄土铺战斗中，在连长李九龙、政指孙昌合等指挥下，表现了英勇顽强优良的战斗作风。李、孙二同志首先以身作则，不但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而且坚持指挥战斗。并在于部大部负伤的情况下，杨桂风、李海风、徐福宽三同志自动出来代理排长，宋学义、苏永壮、冯华桂、姜玉永四同志，自动代理班长，继续领导战斗。2连全体同志都做到了人自为战，个个奋勇，最后打乱了敌人的指挥机关，俘敌营长以下420余名，光荣地完成了任务。创造了初步成功的三好连队，特传令嘉奖，奖给“三好连队”的光荣称号及“三好连”锦旗一面，并集体记大功一次，以致表扬鼓励。望2连于部及全体同志切勿骄傲，功上加功，检讨缺点，发扬优点，为进一步创造真正巩固的三好连队、争取更大的荣誉而努力。
二、这一块热土
湘南这片热土，当然不仅仅是和白崇禧有“缘份”。
人们不会忘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朱德曾在湘南举行过著名的武装暴动，尔后上了井冈山，人们也不会忘记，红军从江西败退湘南，从毛泽东、朱德到彭德怀、林彪，哪个不是九死一生才杀过湘江？还有，在四野作战指挥中心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第一参谋长肖克将军；就是湘南人氏，而且肖克将军当年率红六军团西征，途经湘南时，情况之危急，处境之险恶，简直是有点不堪回首。现在“重温”一下当时任湘军总司令的何键，给湘南“各县长并转各该县团队、义勇队长”关于堵截红六军团的电令，难免不会有所感慨。1934年8月18日何键的电令：“肖匪枪约二三千，人倍之，于本晚窜抵桂阳附近，似有经湘南或湘西西窜贵州、四川企图。”“此次肖匪流窜，甚为狼狈，凡我部队，如能放胆截击或扰乱，甚易建立奇功。”1934年9月3日何键的电令：“据报肖克匪部自前窜抵道州、江华之后，于昨晚分窜黄沙河及文村附近，有由黄沙河、全县间渡河逃窜湘西之企图，该匪疲敝已极，子弹亦甚缺乏，畏战尤甚，并有化整散窜之样。查该匪此次窜扰湘南，历经七八县，迭经我军追剿；因其避实走虚，迄未受何重大打击。现该匪西窜企图已明，—复经辗转疲敝；釜底游鱼，诚不堪一击。”另，国民党陆军独立第32旅于1934年的一份战斗详报上这么说：“甲、匪军编组：伪指挥官，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长肖克。伪第17师师长肖克自兼，辖49．50、51三团及警卫连、侦察连等。团辖步兵连三，机枪连一。（每连步枪七八十支不等，机枪连有机枪两挺至三挺。）伪第18师师长龙云，辖52、53、54等团。红军分校学生队及游击赤卫队等杂色部队。乙、实力：1、人数近万（因欺骗手段裹胁农民）。2、步枪约三四千，机枪约30余挺，驳壳约200，自动枪、大刀、手榴弹均有。3、大小无线电机两架。丙、企图：该匪于8月中旬由赣西之遂川、永新等县倾巢西窜，图与湘、川边境贺龙匪部联络，苟延残喘，为害地方。”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话，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其实，这才整整15年的光景，世道就完全变了。当年称别人为匪的，才真正成了匪，而当年被别人称作匪的，原来并不是匪。
由此，衡宝战役，无论是对胜利之师的将军们（当不只是肖克将军一人，当时的团以上干部大多是经过长征的），还是对湘南这片热土和这片热土上的父老乡亲们，其意义决不仅仅歼灭了白崇禧的四个主力师。
“我家住在黄土铺”
在衡宝战役期间，曾积极支前的周穆深老人，30多年后回忆起当年的那段往事时说：
我家住在黄土铺。这里是一个小圩镇，解放前夕，有300来户，1000来人。
1949年10月9日下午2点左右，突然从黄土埔的正北方向窜来一支国民党的军队，系白崇禧部7军军部及直属队，约三千余人，全部美武装备。军部的人马来到黄土铺南端，就在我家门口一带停下来了。刚一停下，他们便手忙脚乱地架设电台。不久，有几个军官走进我家坐着吸烟，有一伙士兵气势汹汹地冲进我的邻居家，翻箱倒柜。有一个伪连长带着兵抢去一担大米、一只母鸡和一些吃得的东西。还有两个军官模样的人，冲进黄土铺小学，问一位老师：“这里有八路没有？”老师答：“没有。”那两人恶狠狠地骂道：“他妈的，不老实。”我见此景，便安排妻子抱着孩子外出躲避，自己佯装烧开水招待，乘其不防也偷偷从后门溜走了，国民党部队在黄土铺停留的两小时后，便向南逃窜。
10月10日上午9时，解放军已控制黄土铺这个集镇。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打听我的住址，后经人陪同来到了我的家里，一进门就从怀里掏出一张照片向我一照，而后说；“不错，你就是周穆深先生。”我报以惊奇的目光，回答说：“我就是周穆深。”他接着说，“大军正在围歼国民党白崇禧部队，你能帮忙吗？”原来他们对我早有了解。尔后，我同他到达驷马小学边时，双方正打得热闹。白军占领了炉门前（即是鹿门前）及余桥亭。正东面的明江山、帝子垴、和尚山几个关键位置也被白军占领，火力由东向西打；解放军占领西北塘山一带，火力由西向东打。中间相隔一个田垅，计300多米宽的开阔地。当时，解放军攻击前进十分困难。我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便把地形情况对解放军一个营的领导作了详细介绍。我讲完后，即回黄土铺，这时，已是下午1点钟左右了。我回到黄土铺，在街上碰到肖德钦老师陪旅顺三支队政治部民运科肖少权同志走来，经肖老师介绍，我们认识了。原来他是找我商量组织支前问题的。尔后，我和肖德钦老师分别去找了一些人，商量筹建支前委员会的工作。当天下午成立了“祁阳县黄土铺支前委员会”，会址设在肖承奎家。支前委员会由26人组成，多数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其中小学教师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支前委员会设正副主任。大家推选我当主任，肖德钦教师为副主任。下设联络股，财粮股、民工股、宣传股。并明确了支前委员会的任务：筹集粮草、供给副食、输送向导、运送伤员、掩埋烈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使用人民币、维护社会秩序等。还研究了各股的职责。会后立即开展工作。开始没有经费，我主动从家里拿出30担谷。但还不够，又通过做工作，从黄土铺“孔子会”拿出50担谷作为开办经费。
支前委员会的牌子挂出以后，工作很忙碌。要粮食、要柴草、要副食、要向导、要担架的纷至沓来。虽然如此，大家毫无怨言，情绪饱满。战斗越激烈，我们的工作也就越忙。在炉门前、土地堂、桃子园几个地方的激战中，我们搬运伤员、输送弹药，忙得不亦乐乎。在三天三夜的紧张日子里，经常组织四五十个民工和十来副担架，在支前委员会的大院里待命。我曾带领大家在张飞岭掩埋了10位烈士的遗体。小学教师肖子建，身体衰弱，在画眉冲战斗中，自告奋勇，多次深入战地抢运伤员。刘声远、周敬恒两位女教师，与男同志一样，日夜奋战在支前岗位上。
在支前工作中，我们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为支前出力。如组织日夜推谷、筛米，搬运粮草、蔬菜等。计，先后筹集大米432万斤，柴草1000多万斤。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凡支前委员组织运送的物资都办了领取手续，并给了粮票柴票，所买的副食品都付了钱。在战斗结束后，我们还帮助收集失落在民间的各种枪支200多，均送交给135师或区人民政府。135师韦政委在官家咀黑油坦小山上指挥战斗时，遗失一架美造克莱牌照相机，里面拍了许多重要作战镜头，要求支前委员会帮助寻找，支前委员会发动群众，终于找到了，韦政委非常高兴，奖励寻找者几套卡叽布衣服。
10月19日，天高气爽，万里无云。135师在黄土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庆功大会。参加会议的有135师指战员，有四野后勤部长率领的战地慰问团和新闻、电影工作者10余人。还邀请了支前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参加。我和肖德钦老师被安排在首长一排的来宾席上。台下整齐地坐着指战员，大约五六千人。他们个个穿戴整齐，精神抖擞，所有轻重武器擦拭得乌光锃亮。大会开始前，他们还互相拉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主席台是我们支前委员会事先发动群众搭的，布置得庄严肃穆，朴实无华。蓝色幕布上，挂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台前悬挂着十余面准备奖给英雄单位的锦旗；上午9时，大会开始。会议由政治部主任卜占亚主持。当宣布大会开始时，鸣炮21响。接着，在军乐队演奏的国歌声中，徐徐升起一面五星红旗。这面五星红旗还是黄土铺裁缝李际茂连夜缝制的。当师首长宣布英雄单位和功臣名单时，会场响起了一阵又一陈雷鸣般的掌声。接着，授奖旗、奖状、奖章，还有百来人的胸前佩戴红花，特别是在炉门前激战中的那位英雄副排长，他戴的红花格外大，把胸部全都遮住了。发奖后，指战员们纷纷上台表决心，一致表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让五星红旗插遍全中国。
“我家住在马杜桥”
一位叫肖传柳的老人，衡宝战役期间，还是个刚满16岁的大孩子。唯其这样，他的回忆才更使人感到真切：
我家住马杜桥乡，老屋堂村，小地名叫敬家坪，南接两头塘，北界亭子山，两旁都是崇山峻岭，方圆不到两里。邵东石咀桥到祁东白地市的官马大道直贯其中。
1949年10月4日，石咀桥逢场。这天，去石咀桥赶墟的人，纷纷地折转回来，互相传告，“石咀桥今天停止赶墟，广西粮子从邵阳开过来了1”当时老百姓习惯称军队为“粮子”，称白崇禧的部队为“广西粮子”。一听说有粮子来了，人们顿时紧张起来，立刻收拾衣服、卷好铺盖，只等军队一到，马上往山里躲。
过不久， 一队队国民党兵从邵东方向开过来。他们头戴钢盔，队伍比较齐。10月6日，国民党的部队已经过完，除最后丢下几个伤兵藏在村东偏僻的塘村以外，一个也没有进村，都直接开往前面去了，驻扎在两头塘、延甲庙、回龙亭、七星岭一带。
次日，人们仍注视着大道上的动静。一个上午，不见一兵一卒，十分平静。到了下午，又听人们说：“老屋塘也扎兵了！他们都戴着白帽子，听说是红军的粮子。”其实，他们戴的并不是白帽子，而是黄帽子退了色，老百姓远远望去，便误认为是白帽子了。
后来一个叫蒋华清的农民带一个生人，从老屋塘方向下来，又从村西南上山去了。蒋华清回来后，对人们说：“那是红军的探子，上山来探路的，他们要在这里打仗。”听到要打仗，人们更紧张起来了。傍晚，人们说：“老屋塘捉了一个国军的探子。他头戴斗笠，身穿便衣，背一把锄头，装做农民的模样，被红军识破了。”黄昏，又有人传说：“老屋塘的红军每人头上顶一束稻草，都从街后上了山，登人字垴上去了。”
人字垴就在我家的后面，人们更加焦虑不安起来。于是大人们将一些年轻的小伙子，都送到冲里人家去。我父亲也叫我跟着他们去躲躲。一个晚上过去了，并没有发生什么动静。8日拂晓，我起身回家，刚到村口，就听到响起了枪声，大道上的拱桥边倒下两个解放军。无数的解放军立刻从大路西侧边蜂拥而来，马上登山。我父亲看到这情形，立刻吼着叫我“快走！”
不一刻功夫，一长列解放军开进冲里来了。大部分上了山，只有一小部队进了村。进村后，他们就在屋里装电话。垣内的人很害怕，不敢接近他们，有的吓得躲了起来。一个解放军走过来，向我们解释：“老乡，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不打人，不骂人。”我们在门外边远远地望着解放军打电话，一个解放军走过来，问我要“挖地瓜”，我摇了摇头，并不懂得他讲的什么意思。他指着村前一片红薯地又讲了半天，我才明白他是想向我买红薯。我告诉他，那红薯不是我家的。他这才另找主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