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开始对做家属的工作缺乏经验；只注意了热情接待和尽量地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招待，没有一个个摸清楚“病根”，而去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其实就是想到了，也很难做。一是面太大，工作很难做得过来，二是当时群众的觉悟就那么高，道理说少了难以有所触动，说多了，接受不了；讲大道理，人家不信，讲小道理，又说服不了人。不少干部反映，半个月的政治整训，思想上才有所稳定了，跟老婆睡一觉，就又完了。据45军的调查，凡是妻子来了部队的，极大多数后来都逃亡了。针对这种情况，部队各级领导包括各级政治机关，一时不可能找到特别有效的能够立竿见影的办法。事实上也是这样，思想转变过程本就是个长期的事情，也不可能一朝一夕能够完成。45军政治部在政治整训中总结出的经验，虽不很具体，但可以看出，当时从上到下还是做了不少的工作，而且这工作也还是有效的。其中有两点是：
“一，个别问题必须具体解决。一般性的问题，要采取群众教育群众的办法，个别问题必须具体解决，否则就会起反作用。有的家庭被斗以及家庭困难的实际情况，就必须说服、安慰与实际地解决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首长谈话。这次凡是采取了这些办法的，对一些思想动荡的人，都达到了安定，反之就发生了逃亡。二，联系实际逐步深入地挖苦根，是诉苦教育中提高阶级觉悟的最好办法。这次运用了各种感触不同的苦，逐步深入地挖，从个人的苦，挖到地主剥削的苦，再挖到保长统治的苦。这些苦的总根，就是蒋匪军队。我们要彻底翻身，必须消灭蒋匪军队。这种挖法，一方面可以防止个人报私仇的发展，同时又提高了歼灭蒋匪的斗志，总之，阶级教育、荣誉教育、胜利教育是所用教育的基本思想。离开了它就没有内容。同时，必须结合具体解决问题，否则就会成为一般化的自流现象。”
一次政治教育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更不可能一劳永逸。然而就从这些并没能解决听有的问题，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思想工作，不就已经把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区别得泾渭分明了吗？
“活思想”之三：林总也是从排长一点点干上去的
“最有效的办法是首长谈话。”这是45军政治教育的经验，恐怕也是很多部队机关做政治工作的体会。
战争年代，听首长作报告，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特别是大首长，哪怕跑到你这个单位，扯着嗓子喊上几句，部队情绪顿时嗷嗷叫就上来了。如果再有哪位首长找谁个别聊几句，那便啥思想问题就都会甩它远远的。就有这么神。当然，对连队的干部战士来说，谁是大首长？团里领导就算是大首长。那时部队编制满得很，一个团就有好几千人。特别是四野的部队，每个军都是4个满员师。那么多部队，首长就是一天有48个小时，也不可能和大家都能谈上话呀。像军里的首长，真正和连队的同志单独谈话，那机会就更有限了。
有人说，45军政委邱会作每次给部队作的报告，就很受欢迎。其实，邱政委的报告也没有多少花样，主要是生动，有时也在大会上骂人。骂人的话，听着也入耳。在政治整训期间，邱会作到133师，给师干部训练班的排以上干部作了一次报告，大部分是针对当时部队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讲的，等于是给133师的干部集体谈了一次话。现摘录部分出来，听听是不是像人们传的那样生动。作为一个军的政委，官不算小了，可那时讲话，作报告是绝对没有秘书先起好草之说的。
邱政委报告的开场白是：“很早就想来给你们讲一讲，因为你们耳朵眼里有蝗虫，现在可能掏出来一些了，有的人可能还没有掏干净，因此给你们讲几个问题。”
他一共讲了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讲的军队问题：中心意思是讲没有军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他一口气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讲到平津战役，共产党军队几十年走过的沟沟坎坎，他记得一清二楚，最后说：“现在蒋介石只剩下160多个师了，其中比较强的只有一个广西部队第7军，但比较在东北被歼的新6军新1军还弱（这才是老天有眼呢，半年后桂系第7军就败在了45军的枪口下）。其余的部队都是些破烂不堪的。如果我们再打三四个漂亮仗，干净全部消灭国民党匪军是无疑问的。”
第二个问题是讲和平问题。他说：“为什么蒋介石现在闹和平呢？就是养好伤再来打我们。”“如果我们这次整训整得好，政策纪律加强了，思想问题解决了，就等于消灭了蒋介石，打了个大胜仗。国民党那破烂队伍，只须几仗的问题。”这种极其轻蔑的口气，要是叫白健生听了，他可能压根就不会做什么“划江而治”的美梦了。邱会作下边说：“什么叫和平？真正的和平就是像长春郑洞国投降，北平傅作义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条‘军队改编’。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和平谈判。”由此可想而知，后来的长沙起义在邱会作这样的高级将领心目中占多大的位置，算个什么东西了。难怪肖劲光后来也有那一句话：枪一响，程颂云伪起义就完蛋了。在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邱会作说：“中国势力的增长，能决定世界大战的问题。民主力量越发展，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小，我们有的同志怕三次世界大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就像狗一样，你越怕他，他越咬你。你如果把眼睛一瞪，尤其手上拿上一根棍，他就不敢来了。如果你打上几棍，他就会嗷嗷叫地往后窜了。”如果邱会作的报告要让秘书起草，恐怕上面就不会有关于狗的比喻了。那一定是把狗换成纸老虎。因为毛主席三年前就讲过了，你邱会作偏要把纸老虎改成狗，难道你比毛主席还高明？不带讲稿，随想随说，当然就顾不了那许多了。也就因为这样，这报告才有个性，才会新鲜，才会让人想听。
第三个问题是针对部队存在的家乡观念、怕再打仗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讲的。“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回家看看’。同志们，你也回去我也回去，你们全师1万多人，4000多是南方的，9000多北方的，若都回去行吗？应该将‘回家看看’变成‘不应该回家看看’。当然，同志们的家庭困难，政府一定优待。师政治部和政府交涉帮助解决。一次不成再次、三次，总能解决彻底的。”“有的同志讲，就想活到胜利这边，不想活到胜利那边，事实上就是对战争厌倦畏缩。同志们！为了推翻反动阶级，即或牺牲了又有什么关系？况且住战斗中只要组织得好，机动灵活，勇敢沉着，也不一定死。你们部经过了多少次战斗，到现在不是还都活着吗？”“有的同志极端的平均主义，说‘哪个同志又有老婆又有孩子，我连个对象都没有’。‘革命给大官革的。大官吃好的，走路还坐小汽车’。这些人，总是嫌自己的官小，没想想自己对革命有多大贡献，只要同志们努力，党的眼睛是亮的。哪个同志能为党服务，忠心耿耿地为革命，就能负大的责。林司令员还不是由排长二点二点地干上去的吗？”“还有的人说：‘兵都不如一个狗，天津某家的狗都吃油炒饭。’同志！你为啥不想想无数的劳苦大众、被压迫的阶级兄弟们，从早干到黑也吃不饱，也穿不上呢？，为什么不同情他们呢？看着狗吃油炒饭就觉着很好，我看你还不如去当孔二小姐的狗去呢，她的狗比吃油炒饭的狗还享福，每天喝牛奶，吃腊肉。如果你去当孔二小姐的狗，可能又觉着吃油炒饭的狗可怜了。这是十足的忘本，是非常要不得的。要知道我们革命干什么？就是要打倒狗吃油炒饭，就是要打倒给狗吃油炒饭的人的生活。”
邱会作这一阵子骂的，也算是够狠的了。可是大家听了不仅不会想不通，反而被首长这么骂一骂，浑身顿感轻松多了。这就是战争年代，这就是经常打胜仗、很少打败仗的部队。最后他说：“这些落后的现象也不单怪你们，过去钻山沟，打游击，领导对你们学习关心不够，教育不够。领导上也要负责任，往后你们努力学习还不晚。现在全国革命快胜利了，党的事业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个人的前途和革命的前途是一致的。”
优点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毛泽东在党内提倡并培养成的优良作风之一。对此重要性的认识，部队各级领导有个通俗的解释，就是：优点不说跑不了，缺点不说不得了。
在政治整训中，军、师、团三级党委，均有一份关于反无组织无纪律的《决议》，对本部在战斗以及其他工作中，所发生的违犯纪律现象以及存在的问题，层层检讨，层层批评，不给缺点留死角，不给问题留有隐瞒过关的缝隙。从这里又可以看出，共产党军队里的这一套就是和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可以看出，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最后战胜国民党。这里摘录一些45军军、师、团三级党委在整训后期形成的关于反无组织无纪律的《决议》，决议里那种对自己的缺点不回避，对自身的问题敢揭露的精神，确实是让人觉得这样的军队怎么会不一天天壮大，怎么会不经常打胜仗？
45军军党委在决议中，首先检讨了自身曾一度对反无组织无纪律重要性认识不足、指导不力后，对本军所存在的问题，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是在作战指挥方面，“纵队（军）指挥无能，充分表现游击习气，在屡次战斗中纵队指挥上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尤其是锦州战役，没有通盘计划与组织，是一种边打边看的指挥方法。就使我们在解放东北的最后战役中，所起的作用不够。”“在天津战役中，还有133师之39团及134师之40团，依然发生作战不积极、违抗命令的问题。”“134师以老部队自居，因而就产生自满，‘从上到下充满着，特等作战军’的思想。对这种思想，领导上是长期麻痹的。”其次，是关于本位主义。“锦州战役133师弹药库不交公而被炸。天津战役，军、师都有怕吃亏的思想，而私自动取了火箭炮弹和炮兵装备。这就是局部利益破坏了党的整体利益。锦州、天津两战役中，损坏群众工具物品几千件，以及去年秋季行动，全军平均每天动员大车30辆以上。攻坚战固然需要动员一些群众的人力物力，但如果我们更有组织性，更有群众观点，就可以少损害一些群众利益。”第三，在军阀作风方面。“表现在内部是打骂讽刺。在秋季战役中，因打骂造成自杀自伤事件12起，私自枪杀解放过来的兵4人，天津战役，又发生自杀4人，自伤5人，因打骂造成逃亡更不胜枚举；表现在与友邻部队的关系上，缺乏诚恳的照顾。锦州战役曾发生与友邻争抢缴获，天津战役中也有变相现象。表现在军民关系上，对人民对地方缺乏虚心态度，因而对人民生命不负责任，仅天津战役中就撞死4人伤2人。对政府蛮横不尊重。”第四是关于经验主义。“对本身当前情况不加分析研究，自以为是，也不认真领会上级精神，结果是与上级相抵触或完全违背。如纵队不执行控制机场命令，就不是从总部的作战意图出发，而是从局部的顾虑伤亡出发，提出自以为积极的相反的建议。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对上报告也自然报喜不报忧，锦州战役小荆山失守，纵队不向上报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天津战役缴获物资，135师报告马虎，又在没得到批准的情况下，便自行处理。军党委在天津战役中撤掉一个团长和一个团副政委，仅事后做了报告，但事前缺少请示。撤职与委任权应经更高一级的组织事先批准。这种独断专行的倾向是与今天必须集中统一相对立的。”
这些批评够尖锐的了，军党委的姿态也是够高的了。上行下效，各师、团党委的《决议》，对本单位所存在的问题，点得也就更具体，更深刻了。
133师党委，检讨自身在作战指挥上的官僚主义时指出：“锦州、天津突破，师、团两级未到最前面亲自反复看地形，突破口前进道路选择不适当，未实地精细组织战斗，盲目攻击。遭受失利时，又无顽强决心与研究经验和及时具体帮助下级想办法，形成无指挥。执行命令不坚决，借口客观情况，擅自更改命令，如主攻蓝家屯命令，借口情况不明，没有执行。辽西追歼战不愿过河，更改路线，迟疑不进，贻误战机。397团在天津突破时，团长曾冠民、副政委张连仲贪生怕死，再三反抗师的攻击命令。”在执行政策方面，“天津战役中私自动取仓库武器弹药。去年秋冬战役，共损失群众门板、镐、锹等4132件。”“瞒上不瞒下，阳奉阴违，违抗上级统一清理家务的命令，埋伏烟土100余斤（去年12月已交出）。在锦州战役中缴获的弹药、汽车不愿交军里。”
134师党委，在《决议》中检讨“以老部队自居，以主力自居的骄傲自负的思想”，“尤其是在热河发展极端严重，干部思想极端混乱。自上而下私作生意，无组织无纪律地随便结婚，破坏法令，违犯纪律则有架起机关枪收烟，生产偷税，武装种大烟，目无组织，以至严重脱离群众！”
135师党委的《决议》中说：“天津战役前，对政策曾有严格要求与明确规定，部队中政策纪律执行大有进步，普遍做到缴获归公，原封不动，宁饿着肚子也不吃敌人的饼干。但师、团则发生私动仓库炮弹，上报物资数不确实，未经批准即行分配。405团擅自出卖收缴麻袋3000余条。”“锦州战役没有执行打掉北大营西南角堡垒命令。兄弟师突破后没有主动援助，站在一边消极观战。锦州战役中部队伤亡较大后，对404团泄气软劲，表示姑息同情，以至在辽西歼廖耀湘兵团战斗中，动作不够积极，缺乏死打硬拚的战斗作风。经去年秋后，进行自上而下地检讨，尤其是杨柳青及天津外围战后，严格纪律，枪决了畏缩不前、临阵脱逃的副连长王贵民，故在天津战役中有所转变。但在整个部队中未得到更深的贯彻，仍然发生了如403团突击营长康文庆执行命令犹疑不决、404团对撕宽突破口命令贯彻不力，团的领导仍缺乏不顾伤亡死打硬拼的精神。”
至于团级党委的《决议》，对党委“一班人”身上的毛病和营连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检讨得更详细更具体，例如团里领导生活中多开支十块八块钱，营里领导有的用金圆券买纸烟，连里领导动手打向导等等，都进行了批评与帮助。
政治整训时尚在45军任军长的黄永胜，于整训前军党委扩大会上作动员报告时指出：“我们人民军队建军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从政治上着手来建军，这也是区别于任何反动军队建军的基本之点。而这次整训又是以整思想为主，这不仅符合我们人民军队建军的特点，也适合我们军队今天的情况。”“天津解放以后，部队中生长着一种危险的倾向和情绪。虽然这不是全部的，但在一部分同志中发展着，一部分正在萌芽。说得更明显一点，这种情绪的本质就是政治动摇，不准备将革命进行到底。如不能及时克服，不仅对完成今后任务有妨碍，对整个革命胜利与人民事业来说，也是一种有害的危险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