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李昊回到长沙，把陈达的话给程潜作了汇报，程才有点放心，又把陈明仁找来商量，决定把314师改为保安第4师，程杰团仍编到别的师去，叫陈达另保一个团长，扩编一个团。程潜下了手令，要李昊再去一次。陈明仁也接着说：“陈达如果听命，就把部队带回岳麓山，否则桂军会采取行动。”李吴临走时，陈明仁又补充一句：“万一出了问题，还是要向岳麓山这边靠。”第二天下午，李吴和29军参谋长刘云楷、绥署政工处长谢一中，一块去见了陈达，向他传达了程、陈的指示。陈达还是坚持要陈明仁把调过河的那个师撤回去，他才肯回原驻地。至于桂军会从南面打过来，他不太相信，认为这是陈明仁吓他的。陈达最后让副师长祝凯和李昊等人一起回长沙，向程潜复命。几个人到长沙天已晚，约好第二天一早去见陈明仁。可是第二天一早，他们去1兵团的路上就听到有飞机的轰炸声。等一见到陈明仁，陈便大发脾气说：“陈达抗命，叫他开回原驻地，他就是不听，现在白长官已派部队在打他了。”李昊赶紧说：“陈达是愿意听命的，这不，现在派副师长祝凯来复命。”陈大声说：“现在迟了！”
结果是白崇禧派了四个团并有飞机配合，猛攻314师，陈达带的两个团，全被打散了，大部份武器装备，被桂军收缴。
知道情况后，程潜说：“陈达个性倔强，只知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现在白崇禧派兵打他了，可恨！可恨！使他受一点教训也好。”颂公显然是非常痛心，而又无可奈何。陈明仁也说：“白长官是不容陈达抗命的。现在事已至此，我爱莫能助，是无法挽救的了……”不过，李默庵是不太相信陈明仁的这些表白的，他怀疑这是陈明仁玩的手段，是陈明仁要白崇禧派部队来打陈达的。
宪兵10团“通匪案”
国民党内，宪兵是宪兵，警察是警察，不是一回事。全国的宪兵统归宪兵司令部管辖。到1948年底，一共还有20多个宪兵团。宪兵司令是张镇。其中10团驻在长沙。团长是姜和瀛。姜是张镇的人，他到长沙上任时，正是程潜回湘主政没有几天。姜团长一次在宴会上碰到了熟人陈采夫。那天姜喝得多了一点，大发议论，谈到上海接收大员的贪污横行，军官要钱怕死，士兵挨饿受冻，军队毫无斗志等。说者是酒后失言，听者却是句句心中有数。原来陈采夫早是共产党的人了，他正在按地下党军事策反小组刘寿棋的指示，成立一个“进步军人民主促进会”，把一批思想倾向进步的国民党中上级军官团结起来，配合程潜的和平运动。已经发展的有：第1兵团参谋长文于一，湘东师管区司令蔡杞材，补充团长刘鸣球，警察局长刘人奎等。所以，陈采夫听了姜和瀛的一通牢骚后，便开始做姜的工作。同时，姜和瀛受到唐星、马子谷等人的影响，不久就正式答应陈采夫愿意参加“进步军人民主促进会”。地下党给他的任务是收集有关内部的情况，做更多人的工作，希望站到和平的立场上来，并且要掌握好部队，不仅要本团官兵参加起义，还要以宪兵团的特殊有利条件，保护起义人员的安全。
姜和瀛正式接受地下党的领导以后不久，又介绍了该团副团长孟文楷、2营营长刘元凯、营附赵冠湘、5连连长余性宽、6连连长曾昭荣、通讯连长钟时霖、1连连长王铺寰、2连连长任贤等人参加了促进会。同时，姜和瀛还采取一些有效的办法，把本团的一些坚决反共的军官调离长沙。程潜也对宪兵10团表示关心，先后批发光洋2000余元，改善官兵的生活。一次张镇到长沙视察，很严肃地对姜和瀛说：“你在长沙工作搞得不好，听说你在团里不搞反共，还和陈采夫来往很密。他是个危险份子。唐星也是个军人政客，一天昏天黑地。你却这样胡闹，要小心点！”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营附赵冠湘一天和副团长孟文楷口角，动手打了孟，在团里引起了公愤，纷纷要求给予惩处。赵是姜调来的，不能偏袒，但两个人都是他介绍加入“民主促进会”的，这件事若处理不好，会影响到整个组织。姜先说服赵，接受处分，赵也表示接受。可是处分报到宪兵司令部以后，复电是给他撤职。赵想不通，扬言不干了，要去广州做生意。姜考虑这个人心胸狭隘，放他去了广州，可能告密。于是决定先把他押起来再说。但是赵被押期间，运动看守和他一起逃脱，然后跑到白崇禧那里，告了密，说宪兵10团团长以下全部赤化，在长沙的全体官兵集体加入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
白崇禧一听，这还了得，立即命令陈明仁缉获姜和瀛（姜当天出发去了邵阳一个连队），就地枪决，将在长沙的副团长以下连长以上军官全部扣押。这时，唐星等人在白面前周旋，说宪兵团是老蒋的嫡系，一定要慎重，如果是诬告就不得了，所以还是交给陈明仁来办这个案子，陈子良对白长官无二心，一定会认真负起这个责的。白觉得是这个道理，便把审理此案的大权交给了陈明仁。地下党又通过关系事先给陈打了招呼。同时，也通知在押的孟文楷等人，审案时大家一口咬定是赵冠湘对处分不服进行的诬告。
陈明仁审案时，绥署、省署、1兵团、警备司令部以及白崇禧的代表都到会旁听。问被告，大家众口一辞，而且个个镇定自若。问原告，赵冠湘因为自己也参加了组织，心有点虚，回答问题时，躲躲闪闪，也说不出更多的所以然来。最后结案时，陈明仁宣布此案为诬告，判赵冠湘以拘捕法办，其他人员无罪释放，宪兵团继续开展工作。案卷最后报到白崇禧那里，白闻言大怒，认为一个小小营附，竟敢无中生有，弄得长沙城里风风雨雨，胆大包天，不杀不足以正军纪，于是下令把赵冠湘给枪毙。
“备忘”勿忘
在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条件日趋成熟的时候，省工委认为有必要请程、陈两将军，进一步以书面的形式，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明确表一次政治态度。余志宏第一次和程潜会面长谈时，就曾说出了这个意思，过后不久，省工委负责人欧阳方，让余志宏正式通知程星龄，并请其向程潜、陈明仁转达省工委这个意见。程潜得悉，欣然同意，并委托程星龄起草了一个《备忘录》。初稿经与余志宏协商修改后，交给地下党员程岑华誊正，然后请程潜审阅并签字盖章。开始是以程、陈两人的名义写的，后因陈明仁怎么说也不在上边签名，最终还是算程潜一个人的态度。《备忘录》心情恳切，态度明朗，颂公坦诚的心地和对和平的强烈愿望，跃然纸上。
“潜自参加同盟会迄国民党，从事革命凡四十余年，服膺三民主义始终不渝。近十余年，坚决反对蒋系独裁政治。去年返湘以后，更站在人民利益立场，坚决反对战争，力主和平。只以自身力量尚弱，既不能明揭主张，更难放手措施。数月以来，处心积虑，应付环境，凡实际是以打击反动力量以及解除人民痛苦之处无不悉力以赴。例如二五减租，停止征兵征粮、停止使用金元券自本省始，至于暗中保障革命分子活动，相当开放舆论与群众运动，皆荦荦大端，所给予反动势力军事上、经济上之打击至为重大。而潜亦以是遭受压力更为强。忻所幸迅已获得全省人民一致热烈拥护，虽反动分子多方阻挠，多方逼胁，卒难动摇。此次桂系大军退湘境，白崇禧即极端疾恶本省一切和平措施，遂不惜越权要挟，改组本省省政府，态度横暴，而后果必然一反本省过去措施，势将完全违犯人民利益，致引起全省人民公愤，迫使白亦放弃原定计划，此即人民力量积极支持进步措施最为显著之例。本省军政机构，原由蒋所一手安排，”而军政干部更多系历年所卵翼之人物，兼之本省封建色彩亦颇浓厚，自十六七年以来，一直培养反共环境，一旦谋予转移，诚非易事。曾深思熟虑，认为调整人事健全机构，在蒋系束缚与桂系压迫之下决不可能，如贸然行动，势必引起狂澜，决非潜所能抵抗；计唯努力直接为有利于人民之措施，期以转移风气，借人民自觉造成力量，反而影响政治干部，数月以来确已略收效果。当前咸感大势所趋，莫能阻抑，潜对于军政干部潜穆默化尤未稍懈，除少数极顽固分子仍不异自趋绝境而外，大都追随革命潮流不致阻抑。论者或指责本省军政机构散弱无能，自是事实无可讳言，惟以本省过去环境，如其果有健全机构与人事，则不出两种形态：一为蒋系之工具，一为封建性的团结，此两者皆属反革命之壁垒，如其坚强则潜所遭阻力以更大或至一筹莫展。兹幸其散弱无能，乃得乘隙增强人民力量，凡潜有所措施多获得社会人士密切联系与直接赞助（甚至往日担任特务工作之张严佛、肖作霖、李肖白、王永康、任建冰等，近数月来亦协助和平措施甚力）。除极少数参与机要人员外，军政机构几于置身事外，此种现象近一两月来日益显著，亦即证明进步力量之日益强大。数月以来派员与贵方不断接触，至为融洽，惟以环境逼胁，每或事与愿违。至于维持治安，沟通人民情感与理解，借以获得今日局势，多荷贵方协助，衷心感谢，匪可言宣。 既受本省人民之重托，又值烽火迫近本省之际，如何避免战祸，如何减少人民痛苦，如何保持本省元气，实属当前唯一要务。
“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谈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具体进行办法，极望双方指派军事代表立即成立军事小组，俾能详细商决，并密切配合行动。就本省当前军事形势论，留驻省内军队除桂军外，大部份所能切实掌握者，另附详表备查。凡可掌握之军队，大部均已集中长沙附近，而桂军多已开赴湘南、赣西（留住长沙者仅约一团）。本省军队数虽然不少于桂军，但战斗力则远逊于桂军，不得不极力敷衍桂系，一俟时机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势力。在潜揭明主张之前，如何配合行动，全权由军事小组商决。在揭明主张以后，短期似有设立联合指挥机关必要，一以整编本省现有武力，一以配合贵方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凡此均得联合指挥机构商决实施。本省现有武力番号甚多，内容不实而指挥又未能统一，此皆蒋系凌乱作风。在本省揭明主张以前实无法调整，一俟揭明主张以后，甚望贵方于以彻底整编。惟数月以来官兵待遇极其匪薄；尚能协助维持社会治安，而于部中更不乏明达之人暗中拥护潜之主张，不无微劳。倘能汰弱留强，重予教育，则以土著，关系于今后地方绥靖工作，乃至扫荡西南，尚可效劳一二。又本省反共历史垂二十年，思想落后，固由局促山地昧于大势，亦由蒋某多方欺骗，多方利诱威迫，造成积重难返之势。兹以贵方大军逼近，或多惶惑，经潜直接间接多方解释安慰，除极少数顽固分子或已逃亡外，大都明了贵方宽大作风，尚能镇定矣。甚望贵方大军抵达之日，更能予以事实上之证明，则全省人民聿甚。此亦潜职责所关，思虑所及，合并提备参考。”
地下省工委书记周里，让地下党员赵连生编了一担双层皮箩，自己亲自把《备忘录》连同省工委给上级的工作报告放进皮箩的夹层里，再让老赵把接口外精心地编织好，从外边看不出半点破绽。然后，党组织选派地下党员黄人凌和张友初，担负往武汉送递的重任。黄人初化名王必文，并从长沙市城南区的区公所弄了一张“国民身份证”，职业是“商人”。张友初身份是挑皮箩的“脚夫”，他是一位工农出身的老交通员，对岳阳等长沙武汉之间的党的地下联络点都很熟悉。两人临出发前，周里再一次嘱托他们：“文件重如山，路上千万小心，一定要安安全全送到汉口。”
经过道道风险，黄人凌和张友初在岳阳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第二天便从岳阳乘小船出湖口过长江，第三天便平安地抵汉口，把《备忘录》等原封不动地交到了华中局组织部长钱瑛手中，并很快经王首道、肖劲光等人转给了党中央。6月30日，毛泽东看了《备忘录》后，一边电示林彪，令第四野战军先头部队继续前进，陈兵湘鄂边境，以减轻桂系对程潜的压力；一边选调吉林省副主席袁任远（湖南慈利人）和华北军大总队长李明灏两人，辞去现任，前往武汉，参加和平解放湖南的工作。7月4日，毛泽东又亲笔复电程潜：
“颂云先生勋鉴：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面洽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问题。为着迅赴事功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
四、拨云驱雾
自程潜、白崇禧先后去了邵阳、衡阳以后，长沙城内的政治空气似乎轻松多了。
7月22日上午9时，湖南省政府代理主席陈明仁，在省府礼堂召集各厅、处留职人员训话：“今天我可以明白而负责任地告诉各位，希望大家安心工作。等到那一天不能安心工作的时候，自然有个打算。我有把握，长沙当然没有问题，要是没有把握，本人自然会把各位送到安全区域。……老实讲，如果我有决心守长沙，我敢说长沙什么时候都没有危险。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是湖南人，祖宗坟墓所在，不会光凭个人的意气，使长沙市50万人民遭受浩劫，生命财产蒙受损失。这就是说，如拿个人的意气守长沙，就会变成四平街第二。那时守四平街是9个营，敌人拿30多万人打，49天把四平街打光了，……可是我不能凭意气使长沙变成焦土，……使人民生命财产有所损失，总要使长沙市不能听到枪声。”
陈明仁的许诺，似一阵清风拂过湘江两岸，顿时给燥热的古城带来几分千金难买的凉爽；如一股清泉从人们心头流过，顿时给那50万颗躁动不安的心，以几丝春天般的慰藉和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