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伯·罗宾逊先生提到，一个年轻的女士，一个乡村办事员的女儿，读了《柯丽娜》和《苔尔芬》以后，深受影响。当这些书的作者斯达尔夫人，来到伦敦时，这个年轻的女士就叫住她，然后跪伏在她脚下，恳求做她的仆人侍候她。这位男爵夫人，也就是这位作家和蔼地规劝她，并且果断地指出这种举动的不妥之处。她说：“你也许认为，能够周游欧洲，观赏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壮观的景色是让人羡慕的命运；但是，和这种命运比较起来，家庭的快乐更为坚实，而且它所具有的幸福也更加持久。你有一个父亲，而我没有。你有一个家庭，而我没有。我四处漂泊是因为我不容于自己的家庭。你应该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足，一旦你了解我的命运，你就不会羡慕了。”克拉伯·罗宾逊：《论文与通信集》。值得欣慰的是，这个年轻女士回到家中，恢复了正常。她情绪逐渐稳定，干活也勤快了，过着非常充实、受人尊敬的生活。
一切贵在明智、适宜和幸福——只要能使家庭生活充满阳光，没有什么事是微不足道的——将一切有益的事情做得完满：如果年轻的女士们对这些道理都铭记在心并且付诸实践，几年前记载于某本书里的哀叹，“一切都是虚空，我的白马王子又是一个草包，我要出家当修女”，我们听到的机会就要少多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无论是单身还是已经结婚，都可以既帮助家庭，又可以对科学事业作出贡献。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萨莫威勒太太就是这样的例子；当然，有人认为她的心理能力和智力水平都是与众不同的，不能作为代表。我们已经对单身男女的生活做了描述，然而，更为重要的话题，关系到世上的夫妻们，毕竟婚姻才是这两种性别的人通常的归宿。男人和女人基于不同的观念和感受缔结了婚姻关系。举凡这世上的夫妻，为爱情而结婚者有之，为追求美而结婚者有之，为金钱和地位结婚者有之，为了寻求安慰而结婚者也有之。一些人结婚，完全是出自本能的驱使；另外一些人则是出于自己的想象；只有极少的人具有判断力，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理智行事。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对女人，婚姻都是人生中的头等大事——既可能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也可能让你遭受惨痛的不幸——然而，要说到欠缺深思熟虑，还没有什么比得上结婚这件事的，尽管双方都发誓要“无论如何，至死不分离”。或许，这来自一个流行很久的惯常想法，那就是爱情是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热情；或者，这决非理智的举动，而是受本能的驱使；或者，这是一种冲动，只能听命行事，不能被控制和引导。因此才有诸如什么“婚姻就是博彩”或者“婚姻是天定”等等说法；尽管太多事例的结局表明，如果没有理智的引导，他们的问题就只能在“另一个地方”解决了。
极少有人和自己初恋的情人结婚。最好是等到心智、情感和性格都已经成熟，人们才去谈婚论嫁。斯达尔夫人曾经谈道：“一见钟情式的爱情，缺乏深沉的内涵，而且很难持久；男女互相吸引，如若是建立在彼此性情相投的基础上，这种情形就更为少见。”然而确实它又时有发生，尽管这样的爱情并非建立在彼此的德行之上。虽然如此，初恋的影响力还是不容忽视。丁尼生在一首诗里告诉我们，一个少年“对一个少女的纯洁的激情”是一个多么精明的控制家——尽管通常她年长于这个少年——而且在少年的男性启蒙的岁月里，它还是力量强大的监护者：
为他抵御人性的卑劣，世俗的粗鄙；
教授他崇高的思想，以及优雅的言谈
还有谦卑礼让和对名望的追求，
对真理的热忱，和所有做人的道理。
蒙田说：“有人宣称，也许一对眼瞎的妻子和耳聋的丈夫之间，才可能存在幸福的婚姻。说这话的家伙真是一个深谙个中三昧的人。”或许是照搬了蒙田的理论，柯勒律治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说：“最幸福的婚姻只能来自一个失聪的男人和一个瞎眼的女人的结合，这是我唯一能够想象和描绘的。”（A阿尔斯顿：《柯勒律治的信件、谈话录和回忆录》。《洛威尔公民》中说道：“电报的发明者莫斯和电话的发明者贝尔，他们的妻子都是聋子。所以无须再多作评论只需看看，当一切都安静下来，一个男人都完成了什么。”）由此看来，最好是柯勒律治的妻子又聋又瞎。其实她非常有耐性，从不抱怨；长期供养着她的，是她在克斯韦克的姐夫绍雷，而不是自己的丈夫。而她的丈夫经常在高门山的吉尔曼的家里独自快活，向他的崇拜者发表长篇大论。柯勒律治还有一个更富有哲理的观点：“对一个男人来说，若要在婚姻生活中幸福，除了有一个家庭的伴侣外，他还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伴侣；对一个女人来说，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她热爱、荣耀和尊敬的丈夫。”
说起蒙田，他可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爱人。他在爱情上也许有先天缺陷，他自己承认对婚姻没有丝毫兴致。如果允许自由选择，他就不会结婚，即使他的结婚对象是智慧，并且它也同意嫁给他。但是为了取悦他的父亲，也遵循人生的通常做法，他还是结了婚。事实上，他的婚姻是一种传统式的婚姻，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种婚姻在法国都很普遍：它符合习惯，令人满意，然而除此之外，它什么也没有向我们证明。
有人结婚是为了追求美。如果美表现为外貌体态的健康，它总具有非凡的吸引力，而当它体现为不凡的品位和素养时，就更是如此。这世上美的威力无比强大，而且女性美比男性美更富有力量。在众多上天的馈赠中，美无疑是女人们最为渴望的一件，它仿佛就是她们的所有地位、影响和能力的主要源泉。即使是明智如斯达尔夫人这样的女士也承认，如果能够拥有美这个唯一的长处，即使是完全放弃在文化方面的杰出成就，她也心甘情愿。
同时也应该承认，对婚姻的幸福来说，美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除非内在的灵魂和外在的容貌和谐统一，否则即使是最漂亮的脸蛋，时间一长，也会让人提不起兴趣；就像一道美丽的风景，每天都观赏，也会变得索然无味。流于表面的美不能持久；它像五月的花朵，终究会凋谢。只有极少的男人会在结婚一年之后，还认为自己的妻子美艳动人：自此之后，善良的心灵和和敏捷的头脑就成了主要的吸引力。结婚20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心地善良、德行高贵的女人，对她的丈夫来说，就具有更大的魅力；即使在她往日最有魅力的时候，也无法与之比拟。如此看来，男人或许最好是从他知心的朋友中，选择一位做自己的妻子。
悦人的外表对男人，比之于女人，意义要微小得多。“男人的外表，”蒙田说，“无非是一种不太可靠的保障；当然有时也是值得考虑的因素。”他提到自己曾被一伙抢劫犯抓住，就因为他长得英俊，他们的头领把他释放了。那些相貌俊美的男子，即使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突出之处，也是人群中的天然领袖；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专属他们的指挥权力”。培根在自己的随笔《论美》中也指出：“奥古斯特·恺撒、泰特斯·维斯潘辛、爱德加四世、亚西比德、波斯的伊斯迈尔这些人不仅具有崇高的精神，也是他们时代最俊美的男人。”柏拉图“眉毛浓密”，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角斗士；演讲起来天花乱坠，甜似蜜糖，据说还在摇篮里时，就曾有一只蜜蜂呆在他的嘴唇上。索福克勒斯、亚西比德，还有伯利克里，无论外表的魅力还是头脑的智力，都是远近闻名的。
无疑外表的魅力能够为一个男人带来便利。这样的人备受仰慕，更易于在社会上立足。一定时期内，他能够获得公众的注意和尊敬；为了和对手们竞争，他必须永葆青春；假如失败了，就会被认为很愚蠢，令人厌烦，甚至被赶出社交圈子。威尔克斯是公认的长得最丑的男人；他说，如果能和那些漂亮女人谈一个小时，他就能和欧洲最英俊的男子平起平坐了。关于美的话题，大众的观念总是基于传统的。在黑人中，白皮肤就是不祥之物；反之亦然。风俗习惯在每一件事上都左右着我们。哥伦地亚贝拉马的当地居民普遍患有大脖子病，后来大脖子竟被尊为美的象征。以致后来当罗伯特·斯蒂芬森率领一队英国人经过此地时，整个村子都在叫喊：“快来看啊，那些难看的外地人——他们居然没有大脖子。”
相貌对一个女人的美来说，并非就是一切。外表的魅力甚至可能是一种不利因素，阻碍自己将注意力转向理智和道德；对那些在上天面前失宠的人们，这种理智和道德正是他们一生中不可缺少的依托。凭借可爱的外表，女人可以获得暂时的虚荣；然而，如果不能通过心灵和智慧的帮助，她们就无法保持这种良好的印象，从而被当作外观漂亮，但是内心空空的首饰盒。美的意义在于表达。外表的美能够悦人眼目，却不能打动人们的心灵。关于美，通常的要求是年青和健康；最高的要求是表达得优雅、动人。培根爵士认为：“超凡的美总有那么一点奇特的地方。”确实如此，在美的力量中，我们经常能够感到某些偏离常规的因素。比如笛卡儿，他就对斜视的女人特别感兴趣。在治疗斜视的手术刚被发明不久，巴黎的一个男子就去接受矫正，最后成功地治好了斜视。他原以为自己的情人会更喜欢；但是看见他现在的样子以后，由于接受不了这么大的变化，她立刻就拒绝了他。她最初喜欢和愿意接受的特点，现在都消失了，婚姻也就此告吹。——罗素：《自然体系和女性伦理学》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互相爱慕，我们对此并不十分清楚。然而可以确信，表达远比单纯的美重要。
然而，为了将两个人结合起来，仅仅美还不足以成事。蜜月是一月之蜜，不会持续太久；倘若要关系持久而且快乐怡人，夫妇之间还需要更稳固、更合理的条件。当亲吻和快乐都已经结束，夫妻俩势必堕入日常家居的樊笼。男人每天要做工，女人要干家务，将家里整理得干净舒适。爱的火焰不应该在炉灶边熄灭。女人们的家居安排，和男人们的做工动脑一样重要，都需要夫妻俩各自尽心竭力。一种说法认为，在英国，舒适就是家庭的神明——换句话说，家庭的舒适在英国备受推崇。这种观念可能和英国恶劣的气候有关，人们必须经常待在家中。但是舒适并非仅仅意味着温暖的房间、漂亮的家具以及优越的居住条件；它还意味着居室的整洁、良好的气氛、有秩序和克勤克俭。舒适是人健康成长的土壤；而它根植于美德；由于忽视了这些重要的条件，在那些曾经互相爱慕的男女之间，纠纷和悔恨时有发生。
毫无疑问，男人经常犯错误，女人也不例外。他们的功过大致相抵。就是最伟大的男人也有其不光彩的一面，这一点惟有他们的妻子清楚。世人只看到了这些伟人的智慧与成就，但对他们的脾气、弱点和缺陷就知之甚少。只有他的妻子时刻关注着这个男人，是男人——不是智者、政治家、艺术家或者作家。他在外的名声和她有何关系？她的生活、她快乐的中心难道不是家庭？伟人总是被自己的事业所吸引，心无旁骛或者陶醉于对过往历史的沉思，或者痴迷于当前事业的竞争；他只需花费些许的兴致，为妻子做点事情，就能让她体会到日常的幸福，但这对他来说，都是为难的事情。或许，对他的情感被分散，妻子不能毫无怨言地容忍下去；她嫉妒他花在其他事务上的时间，仿佛都是从她身边偷走的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过于苛刻的妻子往往会造成痛苦和遗憾。在评论埃里·谢费尔的妻子时，格罗特夫人说，无论对她还是对埃里·谢费尔，所有的不幸在于，她不能容忍自己丈夫的情感被分散；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朋友或者亲戚，甚至是谢费尔在艺术上的追求，她都视为敌人。“很多情况下，”格罗特夫人说，“这都招致了痛苦。可怜的谢费尔夫人犯了令人遗憾的错误，她不仅要求自己的丈夫爱她胜过一切，而且要求除了她，丈夫谁也不能爱。同样的遗憾也发生在为数不少的其他妇女身上。”针对以上的评论，格罗特夫人补充道：“其实谢费尔夫人只需多一点理解，就可以有一个欢乐的家庭，同时自己也会快乐。她缺乏自律的精神；也缺乏判断力，不知道该从这样一个拥有众多朋友、崇拜者和门徒的丈夫身上，取得多少注意力。正因为缺乏这些，我不得不遗憾地说，很多人因为她的存在都感到痛苦；而且她过于贪婪，希望能够独占她那杰出丈夫的所有时间和思想。——格罗特夫人，《埃里·谢费尔的一生》
在挑选自己的人生伴侣时，想象是一个不太可靠的指导者，它仅凭本能行事。诗人“在埃及的眉毛下欣赏海伦”，为了自己的爱人，他赋予她天使般迷人和女神般崇高的特征。但是，很快他就发现，她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甚至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别人。诗人们总是过早地结婚。丘吉尔在17岁结婚，莎士比亚是18岁，雪莱19岁。或许济慈的一席话表明了年轻诗人们的心声。20岁时，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我能肯定，对女人我没有一种正常的心态。我渴望能够从容地对待她们，但是做不到。难道是因为她们和我少年般天真的想象相差太远的缘故？还在学生时代，我就把一个漂亮的女人当作圣洁的女神；在我心中有一个温暖穴巢，女人在上面栖息，尽管她自己并不知晓。除了她们的真实面目，我现在无权期望知道过多。我曾经认为她们比男人富有灵气，现在我发现我们彼此没有差别。比较之后，伟大也就变得渺小。”洪顿勋爵：《约翰·济慈的生活与信件》〔1867版〕。
诗人总是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这和他实际生活的真实世界相去甚远。一个已经被理想化，生动美丽；另一个非常现实，充满艰辛。对前者他心中无比渴望，但从不作认真的考虑；后者则更加真实，充满了烦人的顾虑、困难和生活中的琐碎细节。由于思慕理想中的女人，他甚至难以和一个真实的女人恋爱。他认为，凡是不符合理想标准的，都不值得考虑。但丁对碧亚翠丝，彼特拉克对劳拉，塔索对雷欧娜亚，他们的爱情大多是理想式的。但丁忽视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沉醉在对碧亚翠丝的梦幻之中。彼特拉克甚至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女儿住在一起；塔索则长期被关在疯人院里，就因为他那永远消逝的爱情。
但丁对碧亚翠丝的爱，虽然发生在大约600年前，但至今仍然被推崇和同情。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少女不求回报的爱情。少年最终成了天才；而他的爱情故事，对现在学习意大利诗歌的学生来说，仍然是被迷恋的对象。《新生》被一些人认为开了现代浪漫主义的先河。然而，蕴涵其中的证据表明，它细致地刻画了一个灵魂的真切体验，同时忠实地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即使但丁不是天生的情种，至少爱情是他生活的开端。“在我记忆的篇章中，”他说道，“关于此前的生活，很少能够读到；而只有醒目的红字标题耸然而立——新的生活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