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世纪以前，在科雷斯、艾根坎特和波伊特斯打仗的人，都是英国乡绅领导的农夫。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当强大的西班牙舰队侵略英国海岸的时候，它雄伟的军队是由乡绅、农夫与庄园主组成的。它的舰队由弗朗西斯·德拉克率领的那些海岸船只组成，他是一个海军低级文士的儿子，也有的说他是农民的儿子。在随后的一个历史时期，查理一世尝试一种改革，如果实施失败，可能会比东方专制统治更糟，他遭到了英格兰乡村士绅的反对，而追随他的是农场主和农民。赢得布伦亨胜利的主力差不多都来自一个阶层，他们还在滑铁卢协助打败了欧洲的征服者。爱尔兰和苏格兰军旅在英格兰战役中享有同样的光荣。除了爱尔兰和苏格兰英勇的军团以外，1 600名来自经常遭受暴风雨袭击的斯凯小岛的士兵固守在滑铁卢战场。
现在他们当中的幸存者所剩无几。招募来的那些强壮的人都被编入了各个部队，他们参加了在印度、半岛和低地国家的各类战役，这些人现在几乎完全不在那里了。他们要么从爱尔兰移居到美国或各殖民地，要么在工业城镇谋生。在苏格兰高地，你会看到他们凋敝的家园——败屋废墟、断垣残壁，可是那些人已经离去并且永远不会回来了。高地的地主们首先想要在他们的小农场放牧羊群，而当他们发现这样做费用太高，就转而养起鹿来。现在许多富有的人炫耀他们在苏格兰的鹿苑。他们很少了解：为了他们今天的快乐，这个民族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一个美国运动员拥有从一个海洋到另一个海洋的鹿苑——从德国海岸到大西洋——这是另一种“民主的胜利”。
在苏格兰低地，情况是一样的。在这儿，农业劳动大部分由机器来承担。现在我们大量的食品从外国进口，从俄罗斯，尤其是从美国遥远的西北部。而当他们反对我们的制造业以保护他们自身时，我们便让他们的农产品免税地进入我们国家。英国工业最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伴随着对农业的破坏。每年都能看见以前大片肥沃的土地长满荒草。因此，农场主带着农民离开，只有那些能力欠佳的人留了下来。村落与村庄的屋舍被拆毁，以致他们无处容身。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贫穷率！如果什么时候发生战争——整个欧洲现在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我们将不得不在海上为我们的食物而战，但是陆军和水手从哪儿来，却没有人能告诉我们。
我们在苏格兰高地找不到他们，因为那些峡谷中已没有人烟。我们在爱尔兰找不到他们，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去打仗，那里的乡村人口在50年间已从800万减至500万。我们在英国各地也找不到他们，因为那儿的农民已放弃了他们原本追求的生活。城镇人口激增，就业更加艰难。我们被驱赶到城镇和城市，但是在那里我们又能做什么呢？人们制造出机器，它能纺出一种平滑的丝线来——人们在精神活动方面比体力活动更加卓越。在极热的空气中，人们能忍受8小时或10小时工作着。但是这些却不能代替强壮的苏格兰高地人或者强健的英国农民去保卫国家，或为他们出产在外国的食物而战。城市人可能非常聪明，他们像海绵一样善于吸取知识，但他们不能过艰苦而持久的野外生活。
贝多博士是一个成功的自然科学者，很多年前他对大不列颠岛人的身高和体形做了一个特别的研究。在报告中，他极力主张必须在体力和精力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保持国民的身体素质。他说：“强健的体魄在文明社会中并不像前文明时代一样受到普遍的尊重和享有崇高的价值；自从英国成为一个国家以来，在所有的时代，他们在其他民族中的地位主要是由他们个人强大的力量与健壮的体魄所决定的，而当我们在这方面不敌别的民族时，我们就不仅仅在军事上，而且在商业上，甚至在科学上遭受极大的损失。”
贝多博士证明英伦三岛上的人体格的退化主要是由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的这一现实所决定的，这一退化是一种遗传，也是一种进步。所谓的进步即是这样：商业社会中的人，他们高收入的结果是喝酒很多，抽烟很猛，而他们的后代也常常染上肺结核或者梅毒，这就会引起进一步的退化。“如果我们做一个实验，”贝多博士说，“仅仅进行一次赛跑，我们就会发现：赛跑无论在哪里都能最大限度地增进体格的发展，并且能够极大地增强精力与道德活力。这样奥德或彭加泊的居民在胆量和干劲方面和弱小的孟加拉人相差无几，因为他们身体结构相同。说到家庭，我已指出，总的来说，苏格兰、北阿姆伯兰、坎伯兰、约克郡和康沃尔的部分地区，都是英国优秀而高大人种的出生地。我想他们在能力和干劲方面给全国人带来的好处也是被公认的。”贝多：《论英伦三岛人的形体与形象》，另见贝多博士在《社会科学协会》1857年与1861期上的同样主题的论文。摩尔根博士也发表了《论城乡人口中所显示的人种退化问题》的论文。
当大城市可能成为冒险精神的中心时，它们并不意味着也会成为健康和活力的中心。的确，工业城镇和大城市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种族体格上的危机。已故的沙夫茨伯里爵士，在一次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议上说：“快速的现代城市正汲取着乡村的力量和生命线。”已故的卡隆·金斯利过去常哀叹他在大城市的街上看到许多年轻男人和女人都过于矮小，而且通常都发育不良、瘦弱苍白。波尔顿的弗格森博士，是一个负责任的工厂外科医生，他认为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不节制，这就是说，过多的体力支出是由于工厂工人需要长时间地坐着。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吸烟和咀嚼烟草；母亲们没有奶水来喂他们的孩子，只好用茶和咖啡来替代。
关于城市还有一些情况值得一提：人们是友善而富有同情心的；他们不仅要求快乐也需要文化。与他人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都会给他们带来益处。科学和文学中心都在大城市。“人，”格斯里博士说，“在拥挤的城市社会中竭力想达到最好的状态。他的智力被磨钝了，就像金银失去了它们的光芒——城市的空气因为充满烟雾和肮脏的水汽而黯然失色。最富天资的花在它们最适合生长的环境中生长，但又很难成熟。当脸颊失去它红润的色彩，四肢不再富有弹性，男子汉的额头只剩下苍白的思想。当守夜的人在周遭巡视时，看到学生们的灯光一直持续到深夜。”
统计资料证实，通过改善环境卫生，近年来城市长寿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伦敦的死亡率更是低于很多欧洲大陆的城市；然而，居民呼吸到的纯净空气比乡村更少了，只有大量的烟和雾。一般说来，死亡是与人的生活离得最近，也是最大的事。用法尔博士的话来说：“人们住得越来越近，但人们的生命越来越短。”目前，据说在英国，如果有100人住在乡村，就有199人住在城市。
约翰逊博士，尽管是里克费尔德人，但他也喜爱伦敦和城市生活。他以在波尔特法庭工作为荣。在他心情最好的时候，他就会说到博斯威尔，“来，先生，让我们沿着弗里特街散步”。“为什么，先生，弗里特街有非常生动的景象，但是我认为汹涌的人潮还是在查林克劳斯”。他说：“伦敦，对一些人来说无足轻重，但是对一个需要精神愉悦的人来说，伦敦是个好地方。”有时他说：“城市是我的组成部分。这儿有我的朋友，有我的书和我的快乐……当一个人对伦敦感到厌倦时，他一定是厌倦了生活；因为伦敦能提供生活中的一切。”乔舒亚·雷诺兹爵士和约翰逊一样喜爱伦敦，“一直是这样，”马隆说：“在英国，它是唯一可能发现令人愉快的社交活动的地方。”尽管雷诺兹在里士满有一个别墅，他也很少整晚上待在那里。在他看来，每个人的脸都是一道风景，因而他不会为任何一种郊外的风景而牺牲伦敦的激动。
伦敦人查尔斯·兰姆出类拔萃。在性格特点上，他实质上是属于大城市的。他在伦敦出生并在那儿度过了他的少年和成年时代。他爱伦敦的街道，它的声音和它的气味。他常深情地漫步于旧书摊，并凝视商店的橱窗。他的整个知识和社会生活深植于伦敦。他不仅承认他是伦敦佬，而且以此自豪。当华尔特·索特爵士说，“如果我一年不曾看见石南花，我觉得我就会死去”时，查尔斯·兰姆则说：“我必须看见弗里特街，否则我将会忧闷悲伤不已。别相信说假话的诗人。”他又说：“他诱惑人离开令人激动的街。我将在那里建立我的居所。”一次，华兹华斯说服兰姆到他在西莫兰德山上的家去拜访他，兰姆去了，他很喜欢那次访问，但是他并不高兴，直到他回到了伦敦和“那又香甜又安全的街衢”。
在他回来后写给华兹华斯的信中，他说：“在我的生命中，那一天将像一座山一样突出。弗里特街和斯坦德永远是很好的生活地方。”“我不能留在斯凯德生活，”在另一次写给华兹华斯的信中，他谈到了他的伦敦情结，他说：“那里的一切仿佛活在我的脑中，我出生的房子，那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伴随着我的忠诚的狗（只有在知识上才超越它），还有那旧书橱、旧椅子、旧桌子，我晒过太阳的广场，我古老的学校，这些都是我的女主人。没有你的山难道我就不充实吗？”
一位高地长官在访问伦敦期间，伦敦给他印象却是如此不同。他是他们当地的骄傲，并且习惯了别人的奉承：“当人们在伦敦看见他时，该对莱瑞德有多么好的印象啊！”天啊！他在伦敦没有引起一点轰动，在伦敦，这个重要的官员和出租车司机、马车夫一样引不起关注。当他回到他苏格兰的幽谷，他是怎么描述这种感觉的呢？“噢，”他说，“当我在那里时，伦敦正处于一种非常混乱的状态，强大的伦敦既庞大又缺乏热情，忙碌而有明显的混乱，这就是伦敦给我的头脑留下的最强烈的印象。”德国人诗人海涅则和那位海兰德长官的看法不同。“我已看到，”他说，“我已看到了，并且仍然很吃惊；在我记忆里那些石屋子的遗迹依然深刻，还有那在石屋与石屋之间奔流的小溪以及生活在那里多情的人们、他们所有可怕的爱的冲动、仇恨和饥饿。我指的是伦敦。送一个哲学家到伦敦，但是，为了你的生活，不要做一个诗人！送一个哲学家去那里，并且将他放在戚普塞街的角落，他在此将比他从雷普西克晚期所有有关公正的书上学得更多。当人类生活的滚滚巨浪向他呼啸而来包围着他时，新思想的海洋便也在其中得到升华，永恒的精神浮出水面就会使他失去光泽。社会和谐所隐蔽的大多数秘密将会突然暴露；他将听见世界脉搏跳动的声音，并且很明显地看到它……这所有的事物绝对真实，这庞大的一致性，这个像机器一样运转，在快乐中透着忧虑，这言过其实的伦敦，窒息着人的想象力并且撕碎着人的心。”
出生并成长在这种环境中的伦敦人，却并没有这样的感情。他们对它们非常熟悉，因而对它们没有印象。如果他们出生在农村，他们或许变得更快并且更聪明，但是他们的头脑不会得到永久的推动；虽然他们在自己的轨道上或许会更完美，但除此之外他们微不足道。他们对生活中的人所知不多，更何况那些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因此主要社会政治活动没有在伦敦形成。他们通常来自于各省。已故的科布登先生过去常说，在反对谷物法协会的讨论中，最大的困难是唤醒伦敦。伦敦人太忙于他们特殊的生意而不能看得很远，也不能给热心的乡下人以帮助。
像别的大城市一样，伦敦吸引着全国各地富有进取精神和精力充沛的人士。它是才智、法律、商业和投机的中心。在所有的这些部门中，我们发现从农村来的人占据了要津：我们的首相大部分来自农业地区。近代的大法官和一位司法部长来自贝尔法斯特，已故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来自爱丁堡。这位克雷根帕托克的学生最后也被吸引到伦敦，并且在他在查尼·沃克的房子里创作了一部又一部书。卡莱尔参与建造的大英博物馆，后来的伦敦图书馆，是伦敦最吸引他的地方。即便是劳尼斯布兰克，要不是他在大英博物馆研读《通告》——唯一一家拥有这本书完整版的图书馆，他也写不出《法国革命》。从乡村走出来的人经营着伦敦的报纸，坐着法官席，写着书，管理着铁路，并且成为大城市各公司的首领。从温廷顿时代直到现在，他们一直广泛享有城市的荣誉和尊严。来自乡村的人，见奥瑞治的《伦敦公民和他们的统治者》。由于他们资助教育、注重家庭关系并注意各联合会和城市的影响力，因而，较之伦敦出身的人，他们中有更多的人成为市长。来自乡村的人——他们接触泥土，往往具有来自大地的新鲜气息——他们通常是最热爱伦敦和城市生活的人。他们爱它，因为它资源丰富，价值多元，社会自由并且生活变化多端。如果不住在乡村，他们会不时地回到那里，对它进行造访。年轻人在假日休闲时，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们或许会骑着自行车和三轮车走遍大都市周遭大约96千米以内的乡村，如此可以保持身体健康，这种享受，甚至胜过生活在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