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时期，是统一与战乱交织的时期。西晋和隋虽然统一了全国，但时间不长，更长的是频繁的朝代更迭和分裂，战乱不断，流民迁徙。这种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反映在金银器制作业上就是这时期金银器皿很少，但小件便携的首饰和金花饰物却大量出现。如湖北鄂城西山铁矿工地吴墓中出土的镯、钗、戒指、项链等金器共47件，北京顺义县大营村西晋墓中出土手镯、臂钏、指环、戒指等金银器14件，而最多的是南京郭家山的东晋墓，共出土金钗、各种金花饰等129件，窥其可见一斑。
这时期，虽然社会动荡不安，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存生活中，互相学习、相互影响和融合的趋向日甚。这时在北方地区的墓葬中出土了较多的既具中原汉文化特色，又有北方游牧民族风格特点的金银器饰。同时，随着中西交通的开通，西方的金银器皿随之输入中国，这在北朝时期特别突出。具有西亚特色的金银器最早发现于山西大同北魏窖藏中，器物有海兽纹曲沿银洗等。以后较有名的还有河北赞皇南邢郭村东魏司空李希宗墓出的金戒指和银杯、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中出土的鎏金刻花银壶等。这时期西方传入的金银器对以后唐代金银器皿的造型、装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由于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加上此时期战乱不断，人民生活动荡不安，所以人们崇信佛教，希冀从佛教思想中求得一份安宁，求得一份解脱。所以佛教艺术在金银器上也有所反映，如在江苏镇江东晋墓和辽宁北票县冯素弗墓中都出土有金佛的形象，河北定县北魏佛塔废址上还出土了供奉的金银器物，这时候新出现的忍冬、莲花、飞天等也都是佛教艺术中常见的装饰题材。
总之，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时期的金银器既承继秦汉时期的传统，又兼收并蓄，汲取了不同民族以及西方国家金银制作工艺的精华，厚积待发，为大唐盛世金银器皿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玉作搔头金步摇
金步摇是魏晋北朝时北方鲜卑贵族中非常流行的一种冠饰。据《晋书》记载，魏初，鲜卑慕容部莫护跋率部众人居辽西，随宣帝讨伐公孙氏，因功拜为率义王，始建王国于棘城之北。莫护跋见燕代地区流行步摇冠，十分喜欢，于是也开始敛发戴步摇，因此被其它部族称为“步摇”，后渐音讹，遂称莫护跋部为“慕容”，可知“慕容”称号的由来。
“步摇”开始时应是一种妇女首饰的名称，《续汉书·舆服志》有记载：“步摇”以黄金为山题（山形饰件），其上有花枝鸟兽等装饰，行走时因有摇颤，故称之为“步摇”。以后，男子也始戴步摇。据《汉书·江充传》，江充就常戴步摇冠，冠用单层丝织品制成，走动时会摇动。西汉时的步摇冠与三国时燕代地区的步摇冠应有源流关系。
鲜卑贵族喜戴步摇冠，除了有文献记载以外，也有出土的实物资料可作资证。如在辽宁北票、朝阳等地曾多次出土“花蔓状”“花树状”的冠顶金饰和缀有金花的饰片，应就是鲜卑慕容部贵族从燕代地区袭用过来的步摇冠韵冠饰。下面，我们来看两例完整的步摇冠的形制。
1981年，内蒙古达茂联合旗西河子公社前河大队发现一金饰窖藏，内有4件金步摇冠饰，两件为牛头鹿角饰，另两件为马头鹿角饰，前二者比后二者精致复杂。牛头鹿角步摇饰通高17．5厘米，最宽处10．5厘米，每件重92克和89克。牛面、角范铸而成，耳、眉、鼻部均嵌饰白色料石。脸框边缘和鼻梁有焊饰的小金珠组成的联珠纹，脸部两侧还用金丝掐成联弧纹，弧圈内原嵌蓝、自、绿等颜色的料石，但大部已脱落。额头另开四圆孔，镶插双角双耳、两耳作桂叶形，耳尖部绕成一环，悬桃叶金叶各一片。角由一根分出两支，分插于额顶的两个孔眼内，上分四个枝干，枝干上还有分叉，每个枝叉的顶端都圈成一环，悬挂桃叶金叶一片。从整体来看，角枝形如一枝枝叶繁茂的花树，行走时有如风摆花叶，十分潇洒。该金饰窖藏位于大青山一带，可能是北魏六镇起事时，鲜卑贵族在仓皇外逃时埋下的。
金步摇与冠帽的结合分法，可从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的金步摇冠窥见一斑。
冯索弗墓中的金步摇冠饰是笼在某种冠上的花饰，通高26厘米，顶花高9厘米。上面为六枝顶花，每枝绕有三环，每环各穿一桃形金叶。枝干铆接在一仰钵形座上，下面穿过一空体扁球，与十字匀叉的梁架相连。金片窄长条，十字交叉，上有针眼，当是附于冠上的梁架。十字的一面较短，是冠的前面。与冠饰同出的还有一件压印人物纹山形金饰，应是冠前的“帽正”，高6．8厘米，宽6．5厘米～8．4厘米。饰片上的压印图案为：中间为一高坐座上的佛像，后有火焰状背光。左右有立侍两个，佛像周围为锯齿和忍冬花纹带。饰片背面有以细金丝穿缀的圆形小金花，横排9行，每行7个～11个花，摇动作响，这使戴金步摇者行走时不但有花叶摇动，而且还有声音相伴，感觉甚是美妙，也显得尊贵华丽。
金步摇虽然美观豪华，却只有鲜卑贵族们才能享用。上述墓中出有金步摇的墓主冯素弗就是非等闲之辈。他是十六国时期北燕天王冯跋之弟，立国时的第二号统治人物，《晋书》有传。据载，他本长乐信都人，后随父移居昌黎长谷，后与其兄冯跋等一起，推翻后燕政权。他先后在北燕任受范阳公、侍中、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大司马、辽西公等官爵，其墓中出有“范阳公”“辽西公”“车骑大将军”“大司马”四颗金、铜质印章，可作为史载的实证。
鲜卑金步摇的出土，充分说明了汉族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史实。
二、西风东渐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既是政治纷争，朝代频繁更迭的时代，同时也是中西交往、经济文化大交流的时代一这时期，中国和西方各国的使节、商人往来不绝，有些西方人士甚至还在中国定居下来，或做官，或经商，或贡献。随着中国丝绸等物品的源源不断输出，西方的奇珍异宝也开始输入中国。近几十年来，我国各地不断出土了东罗马（拜占庭）和阿拉伯金币，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和萨珊金银器首饰，罗马、萨珊和伊斯兰的玻璃器，以及中亚的“波斯锦”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就金银器而言，这时期出土了许多西方式样的器物，主要有长沙黄泥塘3号东晋墓中的多面金珠饰和小金饰，湖北公安东晋墓中出的多面金珠，南京象山7号东晋墓中的嵌金刚石金戒指，大同南郊张女坟107号北魏墓中的刻花银碗，大同小站北魏封和突墓中的鎏金银盘，大同南郊北魏建筑遗址中的八曲银洗和刻花银碗，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夫妇墓中的波纹银碗和戒指，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中的鎏金银壶和青金石金戒指，广东遂溪出的南朝后期的银碗，宁夏固原隋史射勿墓中的金戒指，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中的金项链、金手镯和金银高足杯，西安沙坡村唐代遗址中的粟特文大角鹿纹银碗，西安何家村唐代时期的带把银杯银碗，呼和浩特士默特左旗毕克镇隋唐早期的金冠饰片、嵌青金石金戒指、高圈足银杯，甘肃靖远北滩出的东罗马鎏金银盘，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约8世纪的鎏金银壶、鎏金银盘、小银壶、银勺、椭圆形银杯，等等，这些金银器物大部分来自同时期的波斯萨珊朝，也有一部分来自东罗马（拜占庭），少部分来自古代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