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种解释是凡言赐黄金者才给金，而只言金不言黄者，是以钱代金。《史记》《汉书》中，赐金说法不一，有说“黄金若干斤”“金若千斤”，也有说“若干金”者，故晋灼有注曰：“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谓钱也。”颜师古也注曰：“诸赐言黄金者，皆与之金。不言黄者，金与万钱也。”此说似乎比较合理，但仔细研究比较，也可发现漏洞不小。一是尽管说“金”和“黄金”不一样，但称黄金者也有二十多万斤，约占全部赐金量的百分之三十。二是《史记》《汉书》中记同一赐金事，却有“黄金”和“金”互见者，如刘邦赐金予陈平等，可见“金”和“黄金”并无绝对区别。称“金”固然是“一金与万钱”，但称黄金者也不一定都用真金。《汉书·王莽传》记平帝聘王莽女儿之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钱二万万”即是一个例子。可见言“黄金”者也有用钱代替的。
第二种解释不管怎样，揭示了西汉时期言“赐金”者有不用黄金而用钱赐的例子的事实，它说明西汉时期黄金拥有价值尺度的职能，举凡赏赐、馈赠、财产等都用黄金来计值。所以，如果以此来理解史书中关于西汉赐金巨量的记载，也就不觉奇怪了。而事实上，西汉见于记载的皇室用金达四五百吨，这无论是从黄金的蕴藏量，还是从当时的开采技术来看，都是不可能的。
三、三朝“元老”
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在分封异姓诸侯王的同时，还分封其亲属至各地为诸侯王。诸侯王国待遇很高，“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封地大的王国“跨州兼郡，连城数十”。而诸侯王国中最大的则要算是齐国了，即“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刘肥的封国。齐国“齐带山河，膏壤千里，宜桑麻”，并有渔盐之利，故在齐国前三代国王即悼惠王、襄王、文王统治期间，政治稳定，经济比较发达，至汉武帝时，齐都临淄已成了“人众殷富距于长安”的天下名城了。这些文献有较多的记载，考古学上也能充分证明。
1978年至1980年，山东考古学者对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的齐襄王陵墓作了调查、试掘。经测量，该王陵封土在历经千百年的风吹雨淋后，仍高达24米，直径达250米，占地约24亩。规模之大，仅封土这一项，就需用土四十万方以上。试掘中，发现了王陵南北墓道两侧的五个随葬坑，出土了总计1．21万百余件遗物，有陶器、铜器、铁器、银器、铅器、漆器、骨器等等，真是琳琅满目，充分显示了齐国极其丰富的物质生活。
在丰富的随葬物中，银器共出土了131件。既有生活用具、车马器，也有漆器银扣等。其中最重要者为银盘和银盒。
银盘共3件，最重要的是一件刻有“三十三年”年款的银盘。该盘直口、折腹，外底微凹。纹饰錾刻，为满地装，口沿、内外腹各饰有六组龙凤纹图案，内底饰盘龙3条。纹饰线条流畅，疏密适宜，纹饰上进行了鎏金处理，使纹饰和盘胎形成一黄一白的对比色。更能说明问题的还在于盘上錾刻的四组铭文，其中有“三十三年”等字样。
“三十三年”银盘是各随葬坑中唯一有纪年的器物，那么“三十三年”到底是哪一年呢？考古学家们根据随葬坑中出土的遗物多具西汉初期特点，有些尚保留某些战国晚期的遗风判断，随葬坑的年代当在西汉初年。但遍查汉初汉帝和齐王的在位年数，均不到33年，而往上推一点，则发现秦始皇有三十三年纪年，故推测刻铭三十三年即指秦始皇三十三年，即公元前214年。
但是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即秦始皇三十三年刻铭的银器为何到了齐国国王的陵墓之中，盘上四组刻铭为何刻工不同，为何多次刻出呢？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根据银盘造型、纹饰、铭文书体及内容综合分析，认为这件银盘应是战国时期三晋地区制造，秦灭三晋后，把它九十九，是我国古代最重的黄金器物之一。金兽造型生动，形状似豹，通身满饰錾凿的斑点状花纹。豹身蜷曲匍伏，瞪目俯耳，颈部有颈圈三道，头、颈间有一环钮。体内中空，内壁刻小篆“黄六”二字。
类似金兽这样的铜豹（有的称虎），在河北满城二号西汉墓、北京大葆台一号西汉墓和江苏常州的汉墓中也有发现，可见豹是当时人们比较喜欢的一种装饰图案，含有避邪压胜的作用。从豹颈有项圈来看，西汉时期已经能驯豹供人驱使。
金兽作何用途，意见不同。一种说法是席镇，即古人喜欢席地而坐，为免起身时把席子带起，所以在四角要置镇压之。另一种说法是压邪之器，《说文》有“镇，博压也”的说法，以动物为形作器，镇魔压邪，入墓为镇，古来有之。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合理，即金兽颈、头间有环钮，说明系仿权器制作而成。盱眙东阳出秦铜铸石权，也有环钮，重量也很重，达三万克以上，所以金兽当为兽形金权，兽身内壁的“黄六”二字刻铭也说明了这一点。“黄”字当指黄金的质地，“六”字当指序列，即此兽为成套权器中的第六权。据湖南长沙和左家公山楚墓中发现的权衡器，分别有环权10件、9件，环的重量以倍数递增。而若按楚汉量制每斤为250克计，此金兽约重36市斤，由此推算，此套的第一件权器当为一斤。
这件豹形金权用巨量黄金铸成，不同于一般的铜石权，应是用于国库的衡器，同时它又有避邪压胜、作为镇库之物的效用。金豹权除实用价值外，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它安静慵懒、憨态可掬、栩栩如生，令人顿生爱抚之心。
四、金银缕玉衣
《后汉书·礼仪志下》记：皇帝葬以“金缕玉匣”，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葬以“玉匣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
但玉衣形状如何，如何穿缕，史书却无详细记载，注家也无具体的注解。过去在汉墓中也曾出土过一些玉衣遗存，却因散缺，无法了解全形及整个情况，令人遗憾。直至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两具完整的金缕衣以后，人们才第一次对文献所记及实际用法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同时也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按《后汉书》记：皇帝才能享用金缕玉衣，而刘胜才是诸侯王，岂能僭用之？据研究者分析，“玉衣”作为殓服，可能在战国末期就已具雏形，西汉、东汉时得到盛行。至三国后期，魏文帝曹丕认为此乃“愚俗所为”，下令禁用，故魏晋时期开始墓葬中就不见玉衣。在西汉时期，玉衣用金缕还是银缕的等级制度尚未定制，因而王侯一级也可用金缕玉衣。《后汉书》中关于使用金银缕玉衣的记载，当系东汉时期的制度。
两汉贵族喜用“玉衣”作殓服，一是可能因为它是身分等级地位的一种标志，二可能是因为古人相信使用金银玉石作殓服可以使尸体不腐、灵魂不灭，因而池们除用玉衣外，还在胸背、七窍处置塞许多玉器。但事实上，玉衣并不能保全尸体，如河北满城刘胜墓的玉衣内尸体几乎腐朽无存，仅剩了几枚牙齿珐琅外壳及一些粉末状骨渣。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金缕玉衣，外观和人形一样，分头部、上衣、衣裤筒、手套、鞋五部分。头部由脸盖和罩构成，上衣由前片、后片、左右袖筒组成，鞋裤、手套均左右分开。玉衣的各部分由长方形、多边形、梯形等形状的玉片组成，玉片之间用金丝加以编缀，故称“金缕玉衣”。《汉书·霍光传》注引《汉仪注》：“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缀之，以黄金为缕。”刘胜的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块玉片组成，所用金丝重约1100克；窦绾的玉衣全长1．72米，由2160块玉片组成，系用织带、丝带和金丝编缀而成，所用金丝重约700克。
金缕的方法，经清理过程中的分析研究，是非常复杂多样的。金丝一般4厘米～5厘米，形状粗细不一，可分四种：第一种截面呈圆形，粗的直径0．5毫米，上衣多用这种金丝，细的直径0．35毫米，用于手套上。第二种金丝呈扁条形，两端搓尖，直径较第一种粗，用于裤筒的穿缀。这两种金丝占多数，可能是从金片上剪下细条，再加工而成的。第三种金丝，用厚0．1毫米～0．2毫米的薄金片剪成宽1毫米～2毫米的细长条，然后再拧成麻花状即成。第四种为合股金丝，是由12根很细、横断面直径为0．08毫米～0．14毫米的金丝拧成，既柔软又结实。合股金丝加工方法为拔制，即用小变形量，多道次及多次中间退火的方法制成，可见汉代时已掌握了抽拔金丝的技艺。金丝的含金量，据有关方面检测，达百分之九十六。
金丝穿缀方法，是由里向外穿过玉片四角或周围的小孔，然后在“玉衣”的表面右拧盘结。金丝穿结的方法因不同部位、牢固度的不同而用不同形式。
最常用的是交叉式，即两根金丝穿插邻近两片玉片的四个孔，作斜线交叉式。另外还有3根金丝交叉穿插邻近玉片的6个孔。
套联式是在穿孔前，把两根金丝套联于一起，然后穿插于玉片的4孔把玉片缀联于一起。
并联式方法简单，仅用于玉衣的转折处。即两根金丝平行地穿过4孔，然后在玉衣外表拧成盘结。
结联式仅用于三角形玉片之间或三角形和方形玉片间的联缀，如通过3个孔编缀，则把一根金丝的一端结于另一根金丝的中部，使两根金丝产生3个线头，一分别穿过3个孔进行联缀；如通过5个孔线头，则把1根金丝缠绕于另外两根金丝的中部，使之形成5个线头。
除了上述穿结方式外，还有极少数3个线头的金丝是采用剪开法或焊接法制成的，以穿过3个孔进行编缀。
金缕玉衣虽反映了汉代统治阶级腐朽没落之思想，但也表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和工匠们的智慧技巧。据按现有工艺水平推算，西汉时制作这样一件金银缕玉衣，约需一名工匠加工十年的功夫。
满城汉墓两具金缕玉衣的享用者刘胜和窦绾都是西汉王朝的皇亲国戚。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武帝刘胜的庶兄，被封为第一代中山王，在位共42年。此王生活腐化，乐酒好内，自称“王者当日听音乐声色”，政治上反对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政策。窦绾是汉室外家出身，可能与景帝母亲窦太后有亲属关系。所以从刘胜夫妇的身分和等级来看，是有资格享用金缕玉衣的。
自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最早出土完整的两套金缕玉衣以来，在河北定州中山怀王刘修墓、河北定县中山孝王刘兴墓、山东临沂刘（可能是列侯）墓、河北邢台南曲炀侯刘迁墓、广州南越王墓等墓葬中也出土了西汉时期的金缕玉衣、玉面罩等。至于汉代皇陵中各代皇帝皇后是否也穿有金缕玉衣，由于汉代皇陵尚未发掘，目前尚是一个谜。
五、中医神具
西汉中山靖王（封地在今河北省境内）刘胜夫妇墓葬的发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引起了上起中央、下至普通百姓的广泛关注，曾作为进行阶级教育的典型教材。
刘胜夫妇墓凿山为室，规模宏大，随葬品众多，有名的有金缕玉衣、铜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特别是墓中出土的一些医疗器具，是前所未有的重要发现，反映了两千多年前我国在医术和医疗器械方面的先进水平。这些医疗器具包括“医工”铭铜盆、铜药匙、铜滤药具、金银针、银灌药器等。
针有金针4根、银针5根，它们就是古代医书中屡见不鲜的“九针”，是针刺医术（针灸）的器具。年代较早的《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经》两部分。《素问》中提到九针源于南方，“九针最妙者，为其各有所宜”，即说明针形不同，功用也不同。《灵枢经》重点讲述九针的长短、形制和主诊。
金针由于保存完好，可以识别，而银针已残损，不能辨认类别。金锋针1根，通长6．5厘米，柄部扁方体，中间圆柱体，锋部0．4厘米处作三菱形，此与《灵枢经》中所记锋针“取法于絮针，甬其身，锋其末”相符合。锋针主要用于出脓血等。金毫针两根，通长6．6厘米，柄长4．8厘米，呈扁方形，上端约三分之一处有圆孔一个，锋部收尖。《灵枢经》谓毫针“其如蚊虻喙”，恰与此针相合。毫针用法是“主寒热痛痹在中也”。另金针一根，通长6．9厘米，柄作扁方形，上端约三分之一处有圆孔，中部作圆柱形，末端钝尖，形如半段米粒，《灵枢经》谓是针“锋如黍粟之锐”，故此金针可能为钅是针，作点刺之用。又，有银针1根，上部已残，身断面作圆形，末端圆钝无锋，据《灵枢经》：“圆针甬其身而卵其锋”，故此银针可能为圆针，作压穴位之用。
银灌药器有一套两种。一为带长流的扁圆壶，在与流相对的口沿处有活动钮连接壳身与壳盖，长流无盖。此壶高2．7厘米，宽6．4厘米，长12．6厘米；另一作圆锥漏斗形，共两件，漏下口偏斜而扁。高5．2厘米，口径3．8厘米。此两器的用途，据《金匮要略·杂疗方》所记医疗方法，应是为假死病人灌药而用，可灌药于喉、鼻中、耳中、口中，后世也有类似之物和类似的用法。
同出的“医工”铜盆可能是隔水蒸药之用，而铜匙用途是挑取药末，滤药用具则是底部有滤眼的铜滤具。
铜盆上有三处刻铭“医工”，《汉书·燕王旦传》有“医工长”，颜师古注“医工长”，本注“主医药”，可见“医工长”为主持医药事务的官名，而“医工”则是普通医药人员的称呼。
刘胜是西汉景帝之子、武帝的庶兄，景帝时封为中山王，“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生前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这套金银铜医疗用具出于他的墓中，当说明中山王国宫中有宫廷医生可随时侍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