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萨珊王朝，存在于公元224～651年，约相当于我国三国至唐初时期，其统治地区大致在今日的伊朗和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是我国的西邻。魏晋隋唐时期，萨珊与我国北方政权和隋唐都有密切往来，许多波斯萨珊人纷纷来到中国的洛阳、大同等，他们带来了许多金银器，甚至还就地制造。就器形和纹饰而言，中国出土的萨珊金银器属于所谓“东伊朗组”，即萨珊帝国东部地区制造的金银器。萨珊人以善铸金银器而闻名，他们的习惯制作方法是锤压法，器物呈多曲形，纹饰是锤揲方法打出的浅平的浮雕纹，然后多用繁复细腻的阴线刻画细部，纹样较拘谨，纹样多联珠纹、带翼动物及麦穗纹圆框即“徽章式纹拜”。
东罗马，又称拜占庭帝国。公元330年，罗马皇帝从君士坦丁移都拜占庭（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不久，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帝国史称“东罗马”。东罗马帝国存在于公元385年至500年。从此，希腊、罗马文明借以继续，同时渗入东方文明，形成了所谓的拜占庭文化传统。中国从东汉起便通过丝绸之路与罗马帝国交往，罗马人喜爱中国丝绸是有名的，为求中国丝绸，甚至不惜同东邻国家大动干戈以通商路。罗马的金属工艺也非常有名，他们惯用铸造加雕琢加工金银器，人物、动物均高浮雕或另铸后再镶嵌，少用阴刻线，另外采用贴包金技艺，金层较厚。纹饰为多神纹饰或系列神像纹样，间隔柱饰，桂叶、动物、神坛等物，细密的联珠和葡萄间缀禽鸟动物纹样也较流行，典型器物为高足杯、盘等，其内底往往凸起，而外底凹进。如山西大同曾出几件典型的东罗马鎏金戏婴葡萄纹铜杯和神像动物鎏金铜杯等，时代为4～5世纪。
古印度与中国的经济文化关系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得到加强。我国各地出土的魏晋时期的多面金珠、凹雕宝石可能来自古印度西北部即巴基斯坦，而青金石饰则可能来自阿富汗、巴达克山。
下面按时代先后介绍几件典型的外来金银器。
北魏
1981年9月，山西大同市小站村发掘出一座北魏墓葬，墓中出鎏金银盘、高足银杯等随葬品，其中鎏金银盘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与波斯萨珊王朝经济文化交流关系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该盘已残，高4．1厘米，直径18厘米。盘圆形，中央为一狩猎图，外围刻有旋纹三道。狩猎图部分鎏金，中央为一中年猎者，面颊清瘦，深目高鼻，连腮长髯，直而不卷。头戴半弧形冠，边饰联珠。冠后有两道三曲飘带。耳悬垂珠，颈挂珠链，上身似裸露，腕套珠缀手镯，腰系革带，右腰系箭筒，足穿半长统靴。猎者两手横执一矛，矛尖已刺人身前一野猪头部。其身前身后另还各有一头野猪，正从高高的芦苇丛中窜出，来势凶猛。猎者来不及拔出矛头，只能转脸后顾，抬起右腿猛踢来自身后的野猪。银盘的来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应来自波斯萨珊王朝。此盘图案系锤压凸纹，再加刻画，此为波斯萨珊之习惯技法；图案主题为狩猎纹，也是萨珊人大量使用之内容；猎者深目高鼻，连腮长髯，为典型伊朗人种。猎者的身分，据学者根据岩刻、钱币上的萨珊国王图像对比，认为是萨珊第四代国王巴赫拉姆一世（在位年为公元273～276年）。此盘有可能做于巴赫拉姆一世在位时，制成后由波斯传至龟兹或焉耆，最终为北魏所得，再由皇室赏赐给墓主封和突的。另外，也不排除从波斯直传至京城平城，后赐给封和突或封和突直接得自寓居洛阳的胡商或侨民的可能。墓主封和突为鲜卑人，主要活动年在北魏孝文帝时（公元471～499年在位），即北魏政治经济文化鼎盛时期。据墓志记载，封和突生前官职为屯骑校尉，典宿卫骑兵，并兼领都牧令，掌管国家畜牧业尤其军马的畜养，地位身分较高。公元501年封和突卒于洛阳，过三年（公元504年）始归葬于原籍代郡。
北周
1983年9月，在宁夏固原县南部北周李贤夫妇墓中出土的一件鎏金银壶，也是一件比较重要的波斯萨珊银器。
银壶高37．5厘米，鸭嘴状流，长颈，上腹细长，下腹圆鼓，颈腹间和高圈足上下皆有焊接的联珠纹饰，颈、底座均有十数道凹槽，把手两端皆有兽头铸接壶腹，把上端铸一深目高鼻戴冠之胡人头像，壶腹表面有锤揲出的三组男女相对的6个人像。有人认为表现的是帕里斯（Paris）的审判、掠夺海伦（Hellen）和回归的场面。
从壶把左侧起为第一组，左侧男子右手执盾，左手持短矛，左侧女子披斗篷，前胸裸露，左手托一物，右手抬起，食指指向自己。第二组，左侧女子与第一组同，但左手食指指自己，右手于腹部持一物，而右侧男子左右手各持相同的一物，但右手举向女子。第三组右侧为男子，裸体披斗篷，戴帽，左手抓住左侧女子的右手，右手托着女子下颌。女子右腿抬起，左手放于右膝上。第三组人物头发、衣纹用细线刻画，线条流畅，衣服质感松薄柔软。人物像下刻海兽追鱼、鱼跃水面之纹饰，形象栩栩如生。
李贤墓的这件银壶的制作者，有学者认为是哒占领时期波斯工匠或客居此地的罗马人所造，制作时间约在五六世纪之交，制作地点应在中亚两河（锡尔河和阿姆河）以南、伊朗以东的地域范围内。
墓主李贤，据墓志铭记，原出拓跋氏，历仕北魏、西魏和北周，官至北周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泾、秦、河、渭、夏、陇、成、幽、灵十州诸军事和原州刺史，是西魏、北周间的显赫人物，《周史》《北史》有传。李贤所管辖的州郡无一不是在中西交通线上，这就为他获得银壶、玻璃碗、镶宝石戒指等名贵的西方艺术品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李贤生于北魏景明三年（公元502年），卒于北周天和四年（公元569年）。
隋朝
隋朝金银器中最重要的要算是1957年于西安城西梁家庄李静训墓中出土的金项链和金手镯。
金项链周长43厘米，由28个嵌有珍珠的金球组成。上端中央为凹雕驯鹿的蓝色珠饰，两侧各有一金钩连接方形青金石和金球链。下端为一中嵌红宝石、周镶珍珠的圆形金饰珠，两侧为内曲方形金饰及嵌珍珠圆形金饰各1对，金饰中心均嵌蓝色珠饰，内嵌一大块青金石。此项链用料非凡，做工精致考究，色彩纷呈，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金手镯两件，椭圆直径为5．5厘米～7厘米，分四节，各以方形嵌青绿玻璃珠饰的小节相连，开口处有一对钮饰，一端为花瓣形扣环，上嵌小珠6颗，另一端为活轴。
据考证，金项链所用的多面金链珠及其焊珠工艺，蓝珠上的凹雕工艺以及青金石和环状珍珠宝石垂饰，似原产于巴基斯坦咀叉始罗地区和阿富汗地区。而金手镯与五世纪末印度阿旃陀一号窟壁画中观音菩萨的手镯相似，其形制可能源于西部印度。
墓主李静训系19岁的女孩，于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卒于汾源之宫，同年十二月葬于长安县。其曾祖父是上面提到的北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李贤，总领西北十州军政大权，其父李敏为隋左光禄大夫岐州刺史。李氏家族为西北望族，势力强大，李静训幼时又为外祖母周皇太后所养育，所以她的墓中能出如此名贵的舶来品，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萨珊金银器对唐代的影响
如前所述，唐以前，波斯萨珊的金银器就已传入中国，到唐初输入更多。例如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发现的八楞鎏金银杯。同时，中国的金银匠人也开始模仿制作，当然也可能有伊朗匠人在中国制造。所以中国从唐代开始，金银容器开始较多地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使金银器制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与以前波斯萨珊金银器传入中国，逐渐影响中国，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公元651年萨珊帝国灭亡，以后一直到安史之乱（公元756年）这一百多年时间中，萨珊金银器仍继续有输入和仿制。一般讲，中国制造的仿制品，器形和萨珊的大致相同，但花纹的风格，常是中国化的。如西安何家村窖藏中的刻花银杯，器形是萨珊式的，但花纹是唐代中国式的狩猎纹。猎人的衣冠和面貌都是中国型，底子是鱼子纹，花纹布满器表，不像萨珊式图案分隔成不同单元，这可能是中国匠人的仿制品。
安史之乱（公元756年）以后，中国的金银器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有些萨珊器形（如八楞带柄杯、高足杯、带柄壶、多瓣椭圆盘等）已放弃不用或很少用了，常见器形只有碗、盘、盒等，花纹也以缠枝花、团花、花鸟纹为主。尽管如此，我们仍可看出多曲形器形、徽章式纹样等萨珊金银器的特征对中国金银容器制作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