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与利即道德同利益的关系方面，儒学主张重义论，要求将义放在第一位，事有不得已，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儒学的重义论往往被理解为不要利或忽视利，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孔子的义与利概念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义利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包含相互转化的。在低层次上，求取不合理的个人利益属利，求取合理的个人利益（义取）则属义。在中层次上，单从个人利益出发属利，求取公共利益如惠民、富民、利民等则属义。在高层次上，谋取公共物质利益而忽视人们道德精神的培养属利，或属不甚完美的义；既重视公利又重视公德，如富而且教，足食而存信，则属义或更完美的义。由此可见，利益始终是义的内在基础。无利则亦无义；忽视利则义便没有生命力，故《易》传说：“利，义之和也。”利是义之和即义的生命力的保证（“夫和实生物”）。所以说，孔子并不是一般地否认利或忽视利，它反对的只是谋取不合理的个人利益而已。孔子虽然承认义与利的统一，但仍认可义与利相对立的一面，并将义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如将利放在第一位，则义利将两败俱伤，求利反而无利有害，如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将义放在第一位，则义利将两全其美，求义而利在其中：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义之必利”。《孟子》
孔子的义利观实际上是一种以精神生活为灵魂，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价值观。其精神实质在于，在人的感性欲求中注人道德理性的调节因素，以便全面地保证人们的生活质量。“先义后利”、“先利思义”、“见危授命”的精神可以在当代和未来的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巨大的救弊补偏作用，因而也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搞市场经济当然更不能不言利，现代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言利，但决不能唯利是图，见利忘义。
以儒学为主之中国文化优良传统中的善群利物、公而忘私精神，既表现了高尚情操，也表现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它体现了对立面统一的真理：个体利益的获得和感性欲求的满足，必须依靠确认自己的对立面群体和理性，在与自身对立面的统一中才能加以实现。如果取消自己的对立面，用开手枪的方式去直接获取，则往往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孟子以仁德为“天爵”，为和宅；老子谓“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无私故能成其私”；王夫之云：“夫孰知之义之必利，而利之非可以利者乎？”都是这一辩证法思想的生动体现。利己主义和感性主义乃是否认对立面，取消矛盾，以简单化和直线化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思想。正是它取消矛盾的企图，给其本身带来了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和实际矛盾。它要求人们的价值观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上达到统一，但统一于利己主义的价值观恰恰意味着人们价值观的分裂。有多少种不同的个人利益，就有多少种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利己主义通过分裂人们的价值观，人为地造成人际冲突和社会矛盾，这是其最大的弊病。
进取的义利动力
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志士仁人不会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会勇于牺牲生命而成全仁德。
一个人立身处世，首先要解决立志问题。一个人的志向，相当于他前进的探照灯，指引他前行。“将相本无种，奇迹在人为”。没有人天生是个做富翁或者做政治家的材料，往往是瞅准一个目标“咬定青山不放松”，锲而不舍最终取得成功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军队统帅的位置可以不要，但一个人的志向却不能强迫他改变。孔子甚至认为，志向比生命更重要。孟子也说：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他强调“尚志”。那什么是尚志呢？
“行仁义罢了。居位于仁，行定由义，是为志向高尚”《孟子》。
可见他也是把立志看得比生命更重要的。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同样强调树立明确高尚的志向的重要性。他说：
“人之为事，必先立志以为本，志不立则不能为得事。”《朱子语类·卷十八》
在他眼里，立志是成就事业的前提。
可以想象，一个人胸无大志庸庸碌碌走完一生，岂不是对人生的一种亵读。不过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或许他们会觉得胸无大志活得轻松些，他们也有“志”，只不过是“淡泊明志”罢了。在这里并无强调都要立志有多少钱的意思，只是想说，人活着总该有一点梦想，因为希望总是沿着梦的轨迹生长。不过，许多淡泊明志的人曾经一度也是很有志向的，只不过碰了点钉子，就灰心丧气了，转而才淡泊起来。但作为企业家，他必须胸怀大志，必须有自己的经营理念、自己的奋斗目标，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是否能带领一个企业在市场上生存下去。
松下幸之助说过：“钟情于金钱吧！”这的确是他的经验之谈。松下幸之助的人品读者都很了解了，这话也并不影响他个人“经营之神”的形象，实际上，“义”与“利”是并行不悖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行了。企业家哪能忌讳谈钱呢？老板今天讲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发展经济的问题，老板的企业家就是要敢于坦率直言：“老板就是来挣钱的，就是要成为大企业”！
华歌尔内衣服饰总经理琢本幸一先生回首往事时说：“我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因为我有50年的经营计划一直激励着我。”琢本先生在太平洋战争中参加了印巴鲁之战，终于在1946年得以活着回到日本，身无分文进入妇女服饰业，1949年他略有小本钱后又进入了拥更大市场的妇女内衣世界。当时日本女性还没开始用胸罩，但原本先生认为，日本女性终有一天会像欧美女性一样使用胸罩，于是开始尝试制造。刚开始，百货公司都不愿意经销这一商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琢本选择了进取。在1950年元旦，刚满30岁的他订立了自己的人身规划，预计以每10年为一个单位，在未来50年之间立下长期性的经营计划。即1950年（30岁）国内市场的开拓，1960年（40岁）国内市场的确立，1970年（50岁）海外市场的开拓，1980年（60岁）海外市场的确立，1990年（70岁）称霸世界。
除了琢本幸一本人，有几人会相信这项计划能够实现呢？可是琢本先生却并没有吹牛，他不仅为自己立下了宏伟的志愿，同时脚踏实地，开拓进取，终于一步步地实行他的计划，在内衣服饰行业获得巨大成功。
你想成为富翁吗？你也不妨试试看，以10年为一个单位，设立一个自己能达到的目标，然后朝这个方向前进。相信你只要勤奋工作。抓住机遇，就一定有个成功的未来。
香港首富李嘉诚从小就有大志。他15岁时父亲病逝了，全家五口人的生活重担便压在了他的肩上。他聪明过人，勤学好问，但父亲的去世使他不得不放弃了钟爱的学业，到一家店打工。他并没有满足于三餐温饱，而是边打工边孜孜不倦地借读富家子弟读过的书，他的知识在日积月累，他一直在寻找契机。后来他到一家塑料公司当销售员，由于他工作勤奋，经营有方，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老板极为赏识他，先后连续提升不到20岁的李嘉诚为业务经理、厂长乃至总经理。然而李嘉诚并不以此满足，他胸怀大略，志存高远，他的座右铭就是“生当作人杰”，认为与其依附别人，不如自己闯天下。1950年他借了8000美元办起了长江塑胶厂，他信奉：“处事识为先，预测是经营决策的前提，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他在经营中主张审时度势，以变制胜，成为香港经济界中的一匹黑马，最终成为香港首富。
怎么样，或许你的基础（经济基础和知识基础）比李嘉诚当年好些，有超越他的志向吗？“大梦谁先觉”，谁先立志并且勇于进取，成功青睐那些志存高远锲而不舍的年轻人。
孔子对于自己的3000名弟子中，有像子贡那样通晓人情事理、有智慧、有远见、能正确预测物价变动、巧妙地引取，后来成为大老板的弟子，感到非常高兴。
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比孔子年轻31岁，卫国人。是人所皆知的辩才，才华横溢的典型。他次于子路，是《论语》中登场第二多的人物，有积蓄钱财的才能，拥有相当可观的财产，后来担任鲁、卫的宰相。“家为千金所累”，后被齐国没收。相传子贡曾劝阻齐国伐鲁，游说于吴、越、晋之间，使互相牵制，因有“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两霸越”的传说。可见其能量之大。
子贡是孔门弟子中相当出名的人，但对于他出任鲁、卫的宰相，仍有人持疑问的态度。孔子死后，他在孔子墓旁筑室服孝，整整服了3年丧。这在孟子《膝文公·上篇》有记载。之后，他到了齐国，在齐国开儒学之道统。他在孔子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一直向世人传播孔子之道。
在汉代的《论语》，有所谓的《齐论语》，被认为是子贡弟子所著述。
孔子的弟子大多很贫穷，不谈赚钱的话题。但是子贡相反，他对买卖非常热衷，长于理财。
子贡巧妙地运用市价行情，一旦预测物价将会上涨，他便收购大量货物，看准机会再卖掉，赚到一大笔钱。虽然他很有钱，但他仍然很谦虚，从不傲慢待人。这就是儒商的风度。除此之外，因为子贡有时也会疏忽，便向孔子请教。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苦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第一》
的确，虽贫穷，而不卑屈、不谄媚，保持自己的人格，坚定自己的信念，这样很了不起。另外，虽然有钱，却不傲慢，这样也非常好。
孔子认可子贡适当的商业行为，他的弹性制度可说是对灵活经营方式的一种激励。如果，像这样的经营方式能够大力推广，而且也受到国家最高老板的认可的话，必能刺激工商业以及国家经济的繁荣。
仁性管理效益扩张
孔子主张实行仁政、德政，认为具有仁德就是做人的最高准则，是人的和身立命之本。作为一个企业也应该有其道德准则和追求，这样才能有强大的凝聚力。而一个企业的道德和价值追求，又主要取决于该企业的老板，所以首先要求领导要有仁德之心，要是“仁者”。因为“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他所选拔和任命的人才能够担负起管理和企业的重任。“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对人的好恶皆合于道德原则。其所以如此，就在于仁者不盲从于众人的好恶舆论，而是亲自考察。对任何一个考察对象，孔子都“听其言而观其行”，而不是“听其言而信其行”，从而做出独立的判断。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在《论语》中，孔子强调一种主观能动性，这与孔子学说作为一种人世哲学是相符合的，以行为主体姿态出现在社会上的人在判别事物的好恶对错的情况下，需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被舆论所左右，具有自己的判断力和独立性。
在现代社会的管理工作中，作为行为管理的主体，即管理人同样面临这样一个挑战：面对激烈的竞争中，如何做到不被社会假象所迷惑，能够理清整个企业的发展脉络是至关重要的。而作为老板体的基本构造要素——人的素质，则是企业生存之本，怎样正确判断和使用这种人力资源就更为关键了。《论语》为这种情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老板的职能主要是对整个机构的运作进行协调，对员工进行引导和评估，所以在考察这方面的要求就更为突出一些。通过亲自考察了解真实情况，发现存在的弊端，这无疑是较佳的途径。
花旗银行总裁约翰·瑞得在接受《财富》杂志访问的时候曾讲到，他经常同其主管国际方面业务的帕姆·弗拉海蒂飞往比利时和整个欧洲，又从伦敦飞往香港和整个亚洲，接着又飞往南美。在每一个停留点，他们都考察花旗银行在做什么，哪些业务同消费者业务有关，以及这些有关的业务怎样才能成为新业务组合的一部分，同时考核业务人员的业绩。通过这种在世界各地的巡回考察，确定了11个国家作为开拓消费者业务主要的国家，从而纠正了以前一些错误的看法。
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曾讲道：
“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在不同范围内有不同的表现。仁爱在家庭中表现就是要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在社会中的表现就主要指统治者要贵民、重民、爱民。孔子认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得天地之灵气而生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应该是互助互爱的。只有这样，人际关系才能和谐，社会才能得到和宁与发展。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老板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建立以人为本的人性管理模式。因为在整个企业的运作状态下，人是最关键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仁爱”思想成为企业老板，特别是日本企业家必须具有的基本道德素质。日本企业界提出了“人即资本”的命题，这其实就是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引申出来的。目前在“企业即人”已成为日本企业界的流行语，以人为本的观念已深深植根于各个层次企业老板的头脑中。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经营就是营造人，“制造松下产品前，先制造松下人”。可以说，以人为中心，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起来，是日本企业界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