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要有“先予后取”的义利统一观念。先予，就是在调整顾客需求、购买动机的基础上，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通过媒介广告将产品的相关信息告诉顾客，同时加强售前、售中和售后的相关服务，以最大限度的努力来刺激和满足顾客购买产品的需要。这些对企业而言是“利他”的，不过，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利己”也难以实现。
道德和利益的统筹
孔子曰：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第十四》
儒学重义，自无疑问，但若以为他们主张不要利或忽视利，那就是天大的误会了。
以义统利
儒学主张“以义统利”的管理原则，在义与利即道德和利益的关系方面，孔子要求将义放在第一位，事不得已，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子曰：见利思义”《论语·宪问》。
孔子把义看做是人的立身之本，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应该“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义以为上”（《论语·季氏》）。
孟子也主张先义后利，非义不取，他强调：
“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孟子·万章上》。
当然孔子也不反对谋取私利，因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正当的利益该取而不取，也是不义。孟子就说过：
“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好其道，则舜受其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膝文公下》
不合道义的即使一筐饭也不能接受，合乎道义的即使像舜继承尧的天下也不过分。这话准确地表述了孔子“以义统利”思想的内涵。
老板需处理好企业盈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为企业提供了所需的原料、资本和人力资源，使得企业能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同时企业的盈利必须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社会发展做贡献，不能为了追求短期利益如污染环境，从而损害社会利益。在这里“义”和“利”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老板需处理好与商业伙伴的关系。企业处在残酷的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相互间的理解支持和合作显得尤其必要。但要获得这种理解、支持与合作，必须靠企业的“投入”。而这种投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利他，应属于“义”的范围，只有将这个“义”处理好了，才能为企业赢得经济效益这个“利”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老板需处理好企业盈利与顾客利益的关系。追求利润需占有市场，而是否占有市场的重要标志即是否拥有顾客。离开了顾客，企业的经济效益又从何谈起。所以说“顾客就是上帝”。此话不假，只有企业的产品、价格、质量、外观以至售后服务为顾客所称许，企业才能真正在商品交易过程中，从顾客那里去取得“利”益。因此，企业要有“先予后取”的义利统一观念。先予，就是在调整顾客需求、购买动机的基础上，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通过媒介广告将产品的相关信息告诉顾客。同时应加强售前、售中和售后的相关服务，以最大限度的努力来刺激和满足顾客购买产品的需要。这些对企业而言是“利他”的，不过，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利己”也难以实现。
精神统物欲
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以言诗已矣。”《论语·八佾第三》
孔子认为，先有白底然后画画，企业不但有物质追求还要有精神追求。
松下幸之助的话证明了孔子《论语》的智慧，而《论语》精神也确实值得企业界重视。现今社会，物欲横流，道德素质大大降低，很多老板眼里只知道挣钱，而忘了人还应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就此而言，现今的企业界应该以涩泽荣一为榜样，重视孔子的“尚德”精神。古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创建一个公司的目的确实是为了盈利，但盈利也得讲究手段，讲究道德。西方许多成功企业家创办的公司均是以赚钱为特色的，但他们并非只为赚钱而赚钱，在经营管理公司的同时，他们也注重价值意义及人文关怀，在这样的一种理念指导下，他们的公司深具道德形象，蒸蒸日上。
人们总认为孔子讲德重在人格修养，旨在修身，殊不知孔子的这些准则精神对企业界同样适用，只要肯用心地研究采纳，对企业管理及营销一定大有裨益。经营事业者，本身即应该有庞大的道德理想及深刻的人文关怀。只有把企业生产经营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统一起来，才能赢得社会的满意与消费者的信任，才能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才能使企业更好地生存发展。
社会是人的集合体，一切管理既是对人的管理，也是通过人才能完成的管理。因此，只有使人始终产生旺盛的士气，高扬的热情，管理才能卓有成效。管理的激励功能就是研究如何根据人的行为规律来提高人的积极性。
人的行动是由需求决定的。马斯洛认为，人是一种有着强烈的需求的动物，这些种种需求（动力、刺激、愿望、欲望等）便构成了所谓“动机”。而激励则是诱发动机的重要原因，通过激励促使其完成自己的内心需求，便成了人类工作的最大动机。
在完成了有价值的任务或者困难的任务后，那种喜悦感难以言喻，它比什么都重要。“工作所得的报酬就是工作本身。”
只有在一个集体中，当你在完成工作后，上司或同事都夸你“做得不错”，那也是很激励人的。
对于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工作、重要的工作，其执行者就会有种自豪感和使命感。
当被授予相应工作的责任和权限后，自己就会自觉自主地采取行动。
当工作的成绩、成果得到公正评价后，或许晋升机会就来了。
所以职员的工作动机主要取决于公司的政策及经营和工作条件，取决于与同事、下属和上司之间的人际关系，取决于薪金报酬等各个方面。
孔子也很重视激励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孔子比较重视物质上的激励，即“和谐以利”的思想，包括“王者富民”、“以人为利”、“助民获利”、“不争民利”、“济民扶困”等内容，它们为老板提供了多方面的激励。
和谐就得“利人”，要使人获得利益的激励。孔子认为，如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广泛给人以恩惠，周济众人，就是一种圣德，他希望国家制定政令措施能够“因民之利而利之”。因为“小人喻于利”，所以先儒基本上都主张通过“利民”来争取民心，激励民众为统治者效力。
据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在《行为管理学》研究显示，按时计酬的员工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30％，而受到充分激励的员工其能力可发挥至80％～90％。也就是说，对于同样一个人，其受到激励后发挥的作用是未受激励前的3倍或4倍。
如大使旅馆采取的“成功分享体制”就是这样一种独具特色的收入激励手段。它的做法就是把员工的酬劳与公司的经营绩效联系起来。它大胆地让所有员工分享重要的营运成果，甚至连兼职人员也能“分享”。员工每天都能看到昨天公司对顾客情况调查的结果，以及旅馆的住房率和清洁评分。当旅馆的住房率、顾客满意度以及清洁度达到季目标——该公司所属旅馆90%都能达到——员工就可以拿到按其每小时工资以及按工作时数计算而非按职位计算的红利，第一线员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100美元的红利。大使旅馆与其他公司的“利润分享”不大一样，它适用于所有人员，而非仅限于监督管理人员。这种激励机制有效促进了旅馆员工的责任心和积极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大使旅馆获利能力比希尔顿、喜来登等高级连锁酒店平均高出13％，成长速度比整个旅馆行业高10倍以上，而顾客对大使旅馆的评价比著名的马里奥特公司还要高，其满意度为62％，而后者也才53％。
孔子虽承认私利，并且要求统治者帮助民众获利。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曰第二十》
但是孔子也更看重“义”：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宪问第十四》
义然后取。《论语·宪问第十四》
“苟为后义而先利”，就会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
在现在，很多企业与商家为了眼前的利益，常常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老板不是常常看到：每年的“五一”、“国庆”大假，人们出去旅游常常被骗吗？游客关于旅游服务的投诉越来越多，市场上的假货盗版光碟、书籍越来越横行了，这一切扰乱了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消费者权益与知识产权难以得到保障。因此，老板提倡重视商品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与知识产权，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大力弘扬孔子传统的“诚信”“重义”的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君子行义”的道德传统应该大力弘扬，三国时期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凤雏”庞统有过一番言语，可以好好学学。
据《反经·是非》记载：
“庞统好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于才，时人怪而问之。统曰：‘当今天下大乱，正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则声名不足慕也。不足慕企，而为善少矣。今拔十失五，尤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代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
庞统品评人物，大多是褒奖多于实际的才能。他认为当时天下大乱，礼崩乐坏，恶人太多，所以他努力振兴风气，弘扬道义，如果不称赞他们，为善者就更少了。现在提拔10个人，就算其中5个不合格，还能得到一半。而他们可以能够尊崇，使之声名远扬世代教化，能使有志者自己奋勉向上，这也是件好事。
庞统在这里其实是强调了道德激励的作用。在现代管理中，激励可以分成外在和内在两种形式。前者有福利、晋升、授衔、表扬、嘉奖等，后者包括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增强责任感、成就感、使命感等；前者偏于利，后者偏于义；前者立竿见影，但日落西山则无影可显，而后者则是内化到心灵，历久而弥新，只不过激励过程需时较长。所以现代老板应充分注重道德激励的作用。笔者在强调老板自身修养，“民为邦本”，重视员工人格和价值观，“有道则民归之”，“得民心者得天下”，都可理解成道德激励的范畴。
激励他人行动的秘诀是：让人自愿地努力而不是被强制的行动。要让对方体会到他的作用和存在的价值，委任相应任务时要承认他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或不可缺少的。工作中应该注意：不能动辄用命令的形式来强迫他行动，要多与下属商量，让下属体会到他存在的重要性；提高与下属的共同意识；让下属参与管理计划，当他执行自己曾参与计划过的事情时，肯定会更加热心；正确评价下属的工作，多夸奖，多奖励。
孔子“义利统一”、精神统物欲的思想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既重视物质刺激，也重视精神的作用，两者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现代企业老板充分认识到两种形式的重要性，合理运用激励机制将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一股合力，那么企业的发展就有希望了。
物质利益与进取动力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这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第四》
孔子也是非常重视“利”的，更多的时候，“重利轻义”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要求他们以仁义为重，不与民争利。孔子就十分痛恨统治者为私利去搜刮民脂民膏，驱赶民众打仗，他称之为“苛政”。
“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
孟子把陷民于饥寒的统治者骂为“率兽而食人”《孟子》。他还说：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爱人者，人恤爱人”。《孟子》
这些话无不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告诫统治者以民为本，重义轻利，体现孔子王道政治的基本要求。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第二十》
千里马喜欢伯乐，员工也希望有好的老板。尊重人的价值和劳动的价值，激励其最大的潜能，是公司长盛不衰的不易法宝。
孔子普遍认为人的伦理道德价值应高于物质、经济的功利价值。但是孔子也是主张“利”的，他们认为，利益是义的内在基础，无利亦无义；忽视利，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易》传说：“利，义之和也。”
所以孔子的义利观实际上是一种以精神生活为灵魂，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价值观。其精神实质在于，在人的感性欲求中注人道德理性的调节因素。孔子认为，老板应该“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第二十》
给予人民实实在在的好处。因为只有“足食”“足兵”，才有“民信之”（《论语·颜渊》）；要和定民众，其首要工作就是爱“富民”、“利民”、“惠民”，统治者应“博施于民而济矣”《论语·雍也》。
但是富民、利民本身也还不是终极目标。对于统治者而言，富民是为了和民，维持其磐基永固和长治久和；对于企业经营者，则是维持企业的长久繁荣的重要保证。
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敢于改革和创新，如果听说厂里有什么重要改革，他总要亲临第一线，搬到厂里去住，直到改革的完成。福特善于招揽和信用人才，从1910—1920年，整个汽车行业人士一致认为，福特汽车公司的生产和行政管理人员是汽车行业的精英，他们辛勤耕耘，成功建立了世界第一条汽车流水装配线，自此福特才真正开始财运亨通。福特对其同僚及下属既热情又严格。他信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信条，特别是对勇于革新有发明成果的职员更是青睐有加，慷慨奖励，他常常将发明者拉到一旁，塞上一叠钞票说“这算不了什么”，他还宣布要根除那些“挂闲职”的人和雇用的亲属，暗示晋级加薪的机会均等，于是汽车行业的杰出人士闻风而来。在他们的拼命工作和积极探索中，大规模生产的装配线生产方式和管理方法终于“浮出水面”，这种“流水装配线”当时称为“福特制”，钱财也如流水一样流进了福特的腰包。
福特从开办工厂以后，工人的工资就比其他汽车公司要高一些。他为了和顿好工人，还为员工开设了医院、学校、食堂和商店。1913年，福特公司还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出于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计划在一周后使普通工种的工资额提高百分之百，实行5美元工作日，将9小时工作日改为8小时工作日，并限制解雇工人等措施。福特的“利润分享原则”引起了全国人才的大流动，各地的职员、农民、工人都涌到福特公司。
当然老板明白，福特此举实质上是降低了生产成本，实现更多盈利，因为一来公司可获得劳动力市场的“精华”；二来提高了流水线生产速度，职员们为高工资所激励，也很少有怨言，默默地为福特公司的利润猛增而奉献出他们的体力和才智。看来，福特是深谙“和谐以利”的道理的。
不过，在现代管理中，激励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大体而言之，分为外在与内在。前者包括福利、晋升、嘉奖、授衔等；后者包括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强责任感、胜任感、成就感等。前者偏重于利，后者更重于“义”。前者有显著成效，但不易持久；后者激励过程需要一段较长时间，但一经激励，不仅会提高效果，且能持久。所以孔子重义轻利的主张对现代管理仍不无启发意义，实际上，现代许多成功的企业老板已经很少把物质奖励作为激励的惟一手段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了道德、价值观等因素的激励功能。如果两者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企业的管理应当会变得很容易、很有效，因为你已经把广大职员紧紧团结在了你的周围。
义利统一的管理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第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