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细小处劳累形体而丧失大局，在近处奴役自身而损害远处，如果老板事事躬亲入微，这样不但精神萎靡，而且得不偿失。提纲而治详，执一而驭万，明法度而集大众，立制度而拘规格，得枝节而失根本，正群体而去全民，这不是最好的老板方法。
老板人要求考验自己，问自己困难的问题，然后不管气氛和情境，做正确的事。
在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中，孔子很少谈到无为的德行。并不是孔子不谈无为，而是他的思想和实用的老板学，与老子的哲学教导君王如何修身治国、处上待下的君学有所不同。
孔子谈得最多的是臣学，也就是指导作为员工怎样律己，怎样办事。他谈的与怎样使天下富强安乐，怎样达到美好境地大致相同，所以很少涉及无为之道。但是，孔子也认为过，以道理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众多的星辰都环绕着它转动。得到群星环绕烘托，位居中央，本身就是名誉，就是地位。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明德慎刑，以德为本。老板实行仁政，群臣百姓自然就会自动围绕着你旋转，拥护爱戴你，自然国泰邦兴。以此类推，身为老板在工作上于必要的规章制度、科学管理之外，遇事以身作则，处处不忘以德感人、以德聚人，又何愁人心涣散，众叛亲离呢？
孔子又认为，多么崇高啊！尧舜的天下，不是依靠武力夺取而来的。伟大啊！尧这样的君主！多么崇高啊！只有效法天地才能伟大。尧的恩德多么广大，以致于百姓不知道用怎样的言辞来表达对他的尊敬和称颂。尧的功绩多么崇高啊！他制定的礼仪制度多么辉煌啊！孔子又认为，天认为了什么？四季更替，万物成长，天认为了什么？天，无为、无生、无有，不自为、不自生、不自有，所以认为它公正；天，无所不为、无所不生、无所不有，所以认为它伟大。
孔子也高度赞扬虞舜，是因为虞舜治理天下时施行无为而治的政策。舜接受尧的禅位之后，将共工流放到幽州，将三苗流放到三危，将治水不成的鲧杀死在羽山之下。舜这样做，是无为吗？而且，在古代，天下洪水泛滥，人民颠沛流离，生活困苦不堪，又怎么称得上是无为呢？
后人之所以称赞舜无为而治，就在于他禅位于禹，禹完成了舜许多未竟事业。比如，禹带领百姓开渠挑水，疏通江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过13年的努力，禹终于治理好了全国的水患，为社会的安定、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天下人都称赞禹是个伟大的贤人。在人事治理上，禹命稷主持司农，教导百姓种植五谷的方法，使全国的农业得到发展；命契为司徒，主持教化，亲和百姓；命皋陶为大理，职掌刑法；命垂主持工务，勉励天下工匠勤劳工作；命益主持基础建设，开辟道路航程；命伯夷为秩宗，主持礼乐仪式。这样，天下的贤明之士都各安其位，才能都得到最大限度的使用，尽心尽力地服务于天下，作为君主的舜自然而然地无为而治了。
二、做事是经商的本质
姜子牙回答周文王老板如何展开工作这个问题时认为，要安详稳重而心气平静，要宽柔有节而胸有成竹，要善于听取意见而不固执己见，谦虚谨慎而正直，处事公正而不怀私心。
老板应做到公、正、明、大。老板能公，他的心自然没有私欲；老板能正，他的心自然不存偏见；老板能明，他的心自然没有隐情；老板能大，他的心自然深涵广博。老板自己的心同于常人的心，让它与万物同体，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行，这样就基本做到了公正明大。人心之所以无法和天地一般大，就在于存在私欲。抛弃私欲，心中就只有一个公字了。
人类是过群体生活的，每一个个体的努力，都会影响到社会的进步；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也是社会康乐的基石。个体与社会，具有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这是人类的一项特质，老板该如何发挥这项特质呢？首先必须认识身为万物之灵的神圣，并仔细而冷静地观察事物的真相，培养判断与应变的智慧，同时，彻底思考并了解做老板的价值与真谛，不断鞭策自己，朝向全人类的福祉。而为了充分发挥人类休戚与共的这项特质，就要做个正直的老板，以公正无私的胸襟，来实现做老板的真实意义。
孔子高度评价正直的行为。他认为，老板在于正直，不正直的老板也可以生存，那是他侥幸地免于祸害，老板应该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放在邪恶的人之上，这样老百姓才会安定。卫国大夫子鱼是一位正直的官员，当时，奸人弥子瑕为卫灵公所重用，子鱼多次诤谏不得果。临死前，子鱼叫儿子不要在正室为他办丧事，以此为尸谏，希望卫灵公斥退弥子瑕而任用蘧伯玉。这样为道义而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观点，是最难得的。另外，按原则办事，不徇私情，不私下请托，也是正直品格的表现。
狄仁杰曾任唐高宗李治时的大理丞。一次，有两个武官误砍昭陵（李世民陵墓）的柏树，按律应削职为民，而唐高宗意气用事，下令将二人斩首。狄仁杰认为二人所犯不是死罪，不该杀头。李治十分恼火。狄仁杰反驳认为，犯颜直谏，自古以来认为很难。臣以为，如果遇到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自然很难；但若遇上唐尧、虞舜那样的贤君，其实很容易。现在，按照法律来认为，二人并未犯下死罪，陛下却下令斩首，这是使大唐法令失信于天下。如果因一棵柏树而杀害两名武官，后代将如何看待陛下。臣所以不敢接受这样的命令，是担心使陛下陷于不道的境地。高宗听了，冷静下来，认为狄仁杰言之有理，于是收回成命，同意按法令将两名武官削职为民，流放到岭南。过了几天，高宗提升狄仁杰为侍御史。
北宋时，钱若水任同州观察推官，正值一富户家女奴失踪，女奴双亲上诉知州，知州命录事参军审理。该录事参军曾向富户借钱而不得，怀恨在心，于是借此之机捏造罪名，诬陷富家父子数人共杀女奴而沉尸水底，遂失其尸而不得，理当处死。富户不堪严刑拷打之苦，只得屈打成招。知州复验，皆以为实，欲以证据确凿而结案。惟独钱若水不为现象所迷惑，他吩咐暂时不要结案，暗地里派人四处寻访女奴。10天后，找到了女奴，富户父子得以释放。当富户父子前去拜谢时，钱若水竟闭门不见，且移功于知州，把自己摆在局外人之列。知州欲向朝廷奏报钱若水之功，他也不接受。在他看来，为官决狱但求狱事正，人不冤死，而论功求赏则非其本心。宋太宗得知钱若水如此贤能，于是授其为枢密副使。钱若水身居高位，依然不改当年正直作风。
伤害老板形象的，莫过于私心莅事，私心断事，私心处事。平常人可以有私心，他的私心只局限在一人一身而己；老板不能有私心，有私心就失去了公心。理天下大事的人，首先要以大公无私来应付天下。澄清己心来审理，平静己心来论事，公正己心来待人，宽大己心来应物，镇定己心来处变，这是老板人物的无上心术。
在大道理上谈论大公无私容易，在实际中做到大公无私困难。生活中，真正能舍己为别人，舍己成就别人的老板有多少呢？公正就会无私，无私就会宏大。私心为己的人，常以人为私，常以物为私，但最后往往身与物相违，人与己相违，心与理相违，事与行相违。大道之行，以天下为公。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三无私？孔子回答认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按照这三条去做，是三无私。舍己为人，别人就信服；舍己为国，国家就信服；舍己为天下，天下就信服。历代的圣君贤主，清官廉吏，无不以牺牲精神服务于国家，服务于民族，服务于人类。人生当以服务为目的，不以索取为目的。为朋友服务，就会得到朋友；为社会服务，就会得到社会；为国家服务，就会得到国家；为人类服务，就会得到人类。这是永恒的道理。
三、正人是管理的真谛
范仲淹当宰相时曾经办理过这样一件事：他挑了一批精干的官员，到各地去检查看看那里的官员是否称职，不称职的就在名册上画一个圈，结果有不少官员的名字被圈起来了。他的手下知道范仲淹要把画了圈的人都免去官职，就劝他认为，您勾掉一个人的名字是件容易的事，可您知道，这一笔下去，他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认为，一家人哭，总比千家万户哭要好。原来，那时官风败坏，一人当官，他的子孙跟着当官，而且当官的只知道敲诈勒索百姓，不管百姓死活，范仲淹就是不让这样的人再当官，白拿钱粮，尸位素餐。这些人习惯白吃白喝，一没官当，他们一家人当然要哭了。但在他们管理下千家万户的百姓都不哭了。范仲淹的公正得到了人们的广泛称赞。
《吕氏春秋·贵公》中认为，阴阳气候，甘露时雨，不择物而变，不私物而降，这才是公的气象。刘宝楠解释认为，治天下必先公正、公平、公开，公则使老百姓高兴。公则天下太平，太平来自公。成事在公平，失事在偏私。
世间最可怕的事，就是不公平。成事在于以公平服人，不公平就难以服人。张南轩认为，从政需要公平心。心不公平，好事也会办成坏事。让人觉得公平，首先在于平其人之气，平其人之情。人心之所以难平，就在于气的干扰，就在于情的牵挂。诸葛亮有句名言，我的心像一杆秤，不为他人所轻重。诸葛亮一生的功业，全都体现着公平二字。《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这样评论诸葛亮，为政开诚布公，公正尽忠。对时世有用的人，就是仇人也奖赏；违犯法令、怠慢国家的人，就是亲人也要诛杀。认罪后肯悔改的人，从轻处理；死不认错，还狡辩的人，虽轻重罚。善没有成绩不赏，恶没有坏果不贬。严刑峻法，天下却没有人怨恨，这就是他用心公平正直的结果。诸葛亮堪称治世的良才，能力与管仲、萧何在伯仲之间。
马谡同魏国大将军张邵在街亭作战，他由于违反诸葛亮的指挥，大破蜀军。诸葛亮于是拿下马谡，把他杀了。他亲自祭奠，并且抚养他的孩子，对待他们像自家人一样。蒋琬认为，现在天下没有安定，而你杀了有智有谋之人，难道不可惜吗？诸葛亮哭着认为，孙武能够取胜天下，是因为他用法公正。现在四海分裂，战争刚开始，如果废除了军法，用什么讨伐敌人呢？
当初诸葛亮认为马谡才智权术超过常人，对他非常器重。刘备死前对诸葛亮认为，马谡言过其实，不能大用。诸葛亮没当成一回事，任马谡为参军。到现在把他杀了，人们都认为，马谡是丞相平时熟知的人，到他打败仗，流泪把他杀了，而且抚恤他的后代，真是为政没有私心啊。
张释之在西汉文帝时官任延尉，典掌刑狱。有一次，文帝车骑出行中渭桥时，有一人从桥下跑出，惊吓了皇帝所乘的舆马。文帝当即命令侍从骑士逮捕此人，交付廷尉治罪。张释之受理此案，犯人供称自己是本县人，行至此地，闻听皇上驾到，过往人众禁止通行，便藏于此桥下。时已至久，以为车骑已过，刚出来就撞上了皇帝的车骑，便匆忙跑开，廷尉依律定罪，奏报皇上，一人违禁，罚金四两。文帝大怒，认为此人惊吓车马，几乎伤了自己，廷尉只判罚金，这是轻君重民。张释之则据理力争，法律是天子与臣民共同遵守的，依法所定就是罚金，如果重判，则使民不信法。若当即将此人诛杀，也就罢了。既交付廷尉审理，则当依法定罪。廷尉本身是天下公乎的象征，廷尉不公，天下执法者就会轻重法令，百姓将手足无措。望陛下慎察。文帝权衡利弊，诚服称赞道，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人为万物之灵，最富情感。人与人之间，既有亲疏之别，又有朋仇之差。这种差别原本无可厚非，但若引之于法，循私枉法，就难免受众矢之的了。诸葛亮等人深明大义，理智处事，情怨是情怨，公法是公法。老板能如此，确实是至高无上。
老板不能做到公正，原因是无法端正自己的内心。内心端正了，处事就没有偏私。端正自心，首先要端正自身，自身端正了，家庭就能端正，国家就能端正，天下就能端正。
《大学》认为老板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于修身，修身的根本在于正心。孔子认为，自己率先端正了，天下还有谁不敢端正？傅玄认为，老板立德的根本没有比‘正心’更重要了。心正而后才能身正，身正而后才能让左右的人正，左右正而后才朝廷正，朝廷正而后才国家正，国家正而后才天下正。反过来认为，天下不正要从国家建设做起，国家不正要整顿朝纲，朝廷不正要整顿文武百官，左右不正，当老板的就要从加强自身修养做起，自身不正要从修心做起。修养的对象贴近，所带来的影响、效果越久远。大禹、成汤肯责备自己，所以国家兴旺，显得生气勃勃。这是大端正！端正了自心，就端正了自身；端正了自身，就端正了别人。
《论语》中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句话也是告诫老板必须品行端正，谨慎从事，以身示范。
当今社会，老板乃世人的榜样，他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喜怒哀乐，直接影响到部属和群众。如果他自身的行为规范、得体，即使不制定任何法令（规章）制度，人们也能自然地效法他的行为，走正道，做正事。然而，如果他自身的行为不正，胡作非为，即使制定严格的法令、法规，人们也不会执行。
在我国农村，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群众看干部的什么？群众看干部如何认为，更重要的是看干部怎么做。上梁不正下梁歪。做老板的念歪了经，做歪了事，部下和百姓自然是以歪就歪。相反，做老板的要使部下听命于己，要取信于百姓，建立良好的老板形象，应先自己规规矩矩，扎扎实实地做出个样子来。
曹操当年在军中能享有较高的威望，大小将士都乐于为他卖命，对他惟命是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从自己做起，以此使将士心服口服。在寿春城大战袁术后曾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曹操班师回府时，路经一带麦田，曹操传令大小将校，不得践踏麦禾，违者处斩。事也奇巧，曹操的坐骑受惊乱跑，踩坏了大片麦田。事情发生后，曹操不愿践踏自己制订的法纪，便找来行军主簿，要他依法处治自己，主簿不敢，曹操深明大义，认为，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于是抽剑就要自刎。众人再三劝认为后，曹操于是采取了个折衷的办法：割发代首。三军见此，哪个还敢拿鸡蛋去碰石头？这样看来，先做出样子对老板树立威信，取得成绩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