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无为而治”，人们一般都会认为这是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主张。就连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也说：道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倡而臣和，主先而巨随，如此则主劳而巨逸”，于是他指斥儒家“博而寡要”（《史记·太史公自序》）。初一看，有道理，实际上不无偏颇。其实“无为而治”乃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各家各派的共同理想，只要能达到“治”的效果，既然可“无为”，又何乐而不为呢？儒家有主张“有为”的一面，也有主张“无为”的一面。孔子曾有言：“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由此可见，“无为而治”同样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管理行为方式。所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管理行为中的“最小——最大”原则，即如何以最小的行为来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认识是一致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什么是“最小”，各家各派在理解上就殊异了。道家所理解的“最小”是道法自然，因而主张以清静无为达到无为而治；法家所理解的“最小”是“君主集权”，因而主张以专制手段达到无为而治；而儒家的“最小”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道德教化即价值导向来达到无为而治。在儒家看来，老板的言行举止都具有示范的意义，故老板应该实行象征性管理。只要搞好个人道德修养和对员工的道德教化，就可以上行下效，员工就能自觉地按照组织的价值准则去行动，“垂衣裳而天下治”。儒家认为，老板应该实行“分级管理”，“任官得人”，集众人之长而又免去众人之劳，用人得当而又充分信任员工，敢于放权而又善于抓住大事；老板还应实现“自动化管理”，“行其所无事”，巧于使民，惠而不贯，为而不为，实行“不管之管”，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极致。当然，相对于道家“无为无不为”，什么都没做什么都做了来说，儒家旗号的老板还是要“劳”一些的。“主劳而巨逸”——司马谈的指责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这里的“劳”并不是具体管理事务的“劳”，而是道德修养上的劳。这表明儒家老板应多在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
日本超级富翁堤义明是一位自觉运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老板，他眼膺荀子的学说。他不仅自己学习和研究荀子的学说，把它应用到现代工业社会，而且还向继承家业的儿子灌输荀子的思想。人格比金银更重要，这是堤义明经商的准则，同时也是西武集团才能充分体现的独特思想。堤义明曾多次被评为世界首富，钱多得用不完，但他从不在大庭广众下摆阔炫耀，也不与人争财斗富。堤义明特别注重人格教育，他有一句名言：“没有经过教育的人，他只能算是一个动物，而不是一个符合群体社会要求的政党人，当然没有可能成为有益于人群的老板”。他在企业经营上，一贯采用温和的策略，将“感谢、奉献”视为发展事业的宗旨，因而他的事业无论扩展到哪里，哪里的政府和民众都会给予热情的欢迎和支持。这在日本的企业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还是举两个小例子吧。
1976年，堤义明代表日本体育协会到奥地利出席冬季奥运会，顺便到欧洲各地考察观光旅游事业。堤义明上飞机后，公司里有人开玩笑说，祈求上天保佑老板旅程愉快平安，我们都自动参与不吸烟运动。这明明是一个玩笑，可在第二天，人事部征求全体职员的意见，竟无一人反对，公司发布了一项新条例：全体职员为老板外出的安全顺利而祈祷，从即日开始大家不再吸烟。第三天，公司里没有人再吞云吐雾了。第四天，连接待外来访客的贵宾室的烟灰缸也不翼而飞了。西武国土公司成了日本第一家全体职员及来客一律不再吸烟的企业。堤义明回到公司后初时还很奇怪，弄清原委后，他把各部门老板召集到一起说：“既然是大家的决心，我倒认为是公司里团结一致的最佳表现，值得维持下去。但是如果是你们只想讨好我，才施高压手段禁止职员吸烟，那就不对了，应该取消这种命令。”一个企业有这样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市场竞争中必定无往而不胜，而这一切与堤义明人格修养对西武职员的感召力分不开。这不正体现了儒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吗？堤义明常对西武国土公司的职员们说，我最大的心愿并不是要扩大公司，而是希望能够与了解我的职员一起工作。在堤义明“感谢、奉献”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职员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工作，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实现优质服务，提高经济效益；他们中有人为社会、为民众而工作，有人为工作而工作，但很少有人为金钱而工作。有位记者采访西武铁道前社长小岛正治郎，以为小岛一定很有钱，便问：“你有多少财产”？出乎他意料的是，小岛说：“我没有什么财产，不过我觉得在西武工作，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有一次这位记者在一家西武饭店门前看到一位年轻男子在门口扫地，当记者得知他就是这家饭店的老板，不由惊讶不已，他以为是人手不够，老板才亲自上阵。然而老板的解释是，并不是因为人手不够，只是刚才看到门口有点脏乱，所以就顺便打扫一下。饭店里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最空闲的大概就是他，他觉得老板最适合做这些打杂的事情。堤义明后来接受这位记者采访时说，在西武职员的心目中，扫地、捡垃圾也是工作，能为公司做这些事，是自己的一种荣幸。他们用很实际的行动表达了对公司给予自己酬劳的感谢，同时也以此向公司、向社会、向民众略表自己的奉献之意，这正是西武的良好传统和作风。我们不难看出，堤义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人瞩目的成功老板，缘于他感谢社会、奉献民众的坦荡胸怀，缘于被他感染的人们用同样的“感谢、奉献”精神给予他的巨大回报。
堤义明用“感谢、奉献”战胜了自己，也战胜了他的10万职工，同时也战胜了整个日本，而这也正是“无为而治”的最佳范例。
美国行为管理科学家利克特（R．Likert）在其“行为管理支持关系理论”中指出，企业老板与其员工之间要相互支持，即老板要考虑员工处境、想法与希望，支持职工实现其目标的行动，使职工认识到自己的价值。由于老板对员工的支持，因而激发员工对老板的信任感，工作中采取合作态度，支持老板的管理。这样，企业凝聚力增加，老板通过“无为而治”就能达到理想的管理绩效。
“性相近，习相远也。”人性是可塑的，人皆可以当尧舜。既如此，以德服人者．必然令人心悦而诚服。
卖货与识货
人们通常认为孔子是圣人，似乎不食人间烟火，遑论市场经济，这是误解。哲学是各门科学的总和，精于哲理的孔子在商品交流频繁的春秋时代，具有精明的商品意识。他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对好玉的处置，孔子当即说卖掉它，并且要卖给识货的人。这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屯积居奇固然可取，但更重要的是加速商品交换，盘活资金，获取更大的利益。可见，孔子并不迂腐，深诸货币流通的规律。
在现代商品社会，商品未进入交易之前，只是一个符号，唯有与货币等价交换，才能体现商品的价值，老板才可能获利。这情形同股市投资者相仿，股票持有者无论账面上获利多少，若不进行交易，则毫无利益可言。曾有股民张道达持有“深发展”若干股，在牛市时盈利数十万，却持股观望，未能及时抛出。后来熊市出现，数十万盈利皆化为泡影，反而亏损。还有一位药材商，适值1998年华中洪灾，急需抗菌素，他乐观地认为价格看涨，迟迟不肯售药。结果其他药商捷足先登，抢占灾区药市。待冬季来临，药品滞销，该药商存货过多，过了有效期，蚀财甚巨。惜售，是商场上的通病，常使业主错失良机。孔子迫不及待卖掉好玉，值得我们借鉴。
但好货未必能卖好价，孔子深谙其道，主张要等待识货者。在商品交流过程中，持货者的自信和耐性十分重要，常常有同行业商家在价格上达成默契，坚持最低保护价。但若有商家沉不住气，率先打出降价牌，结果导致竞相降价，损失在所难免。我国近年来的彩电、VCD价格大战正是这种情况。长虹电器自信品牌优势，以技术为保证，加上完善的售后服务，降价幅度最少，市场占有率未见衰减。可见，卖者自信，买者识货，是维持市场秩序的基本条件。有家涉外宾馆旁边的古玩店金古斋，门可罗雀，生意寥寥，老板终日喝茶养神，似无事可干。有人耽心他难逃关门厄运，老板却说：“我的货，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的确，他的古玩多是珍品，一月中只卖掉一件，盈利可维持半年房租。可见，古玩老板最耐得性子，等待识货人。当然，这和货币流通理论相悖，但商品经济是灵活多样的，对一些特殊商品而言，能有识货者上门，卖个好价，远比流通过程重要。孔子对好玉的态度，可作借鉴。
虚虚实实好管理
东汉末年，羌兵在西南地区骚扰当地的百姓，抢夺牲畜和粮食。朝廷任命大将虞诩为武都太守，镇守边关。
当虞诩率领3000兵马从长安出发，走到陈仓崤关时，突然被一万羌兵拦住了去路。虞诩因不熟悉地形，不敢硬拚。他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并放出口风：等附近的汉军一到，再合歼羌兵。果然，羌兵不敢贸然进攻，分兵到村庄抢东西去了。
虞诩乘羌兵分散之机，命令部队全速前进，日行200里，还规定宿营时，每个士兵挖两个灶头。有人不解地问虞诩：“从前孙膑用减灶的办法打败了庞涓，而将军却用增灶的办法对付羌兵，行吗？兵法上说，为防不测，日行军不要超过35里，而将军却让我们每天急行200里，这是什么道理呢？”
虞诩说：“敌众我寡，走得慢了容易被敌人追上；走得快，敌人就对我们捉摸不定。敌人见我们烧饭的灶头每天都在增加，必定认为武都郡的援兵到了。我们的兵多且行动迅速，敌人就不敢轻易出击。孙膑用减灶伪装软弱，以引诱敌人上钩；我们用增灶来显示强大，目的是吓退敌人。这是由于处境不同啊！”
事情正如虞诩所料，羌兵以为援兵到了，没有发动进攻。虞诩趁机率领汉军进入武都郡的赤亭。羌兵这才发觉上当了，忙集结部队，把赤亭团团围住。面对来势汹汹的羌兵，虞诩心生一计，下令守城的汉军不准用强弓，只用小弓射箭。羌兵误认为汉军弓力很弱，便蜂拥而上。待到羌兵冲到城下时，虞诩令汉军用强弓放箭，羌兵顿时乱作一团，汉军乘势出击，大获全胜。
赤亭一战，羌兵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没有骚扰武都郡一带。
明朝时，皇帝派御史韩雍到江西考察。当时，皇帝给远在江西的一名宦官发了一份诏书，地方官误以为是给自己的，所以打开了封志。误拆封志的地方官知道自己惹了祸，连忙向韩雍请教解救的办法。韩雍想了想，让地方官宴请那位宦官，然后由他出面将此事化解。
次日赴宴之前，韩雍让手下人伪造了一个封志，把诏书装了进去，然后送给他特意找来的一个邮卒，自己则怀揣真封志去赴宴。当宴会进行到面红耳热的时候，事先安排的那个邮卒拿着假封志进来，并把它交到韩雍手里。
韩雍从容地拆封，打开诏书看了一眼，脸色一变，斥责邮卒说：“诏书不是给我的，你怎么如此马虎！”在给诏书套封志的时候偷偷地“调包”，将诏书套进怀中的真封志中。这一切都没有被宦官和其他人发现。在宦官看诏书时，韩雍大骂邮卒失职，并向宦官表示歉意。宦官见御史大人如此认真，反过来为邮卒开脱，大家接着饮酒，欢歌达旦。这件麻烦事就这样被搪塞过去了。
做事应该顺其自然
世界上有些事情，越是急切地想解释明白，越说不明白，所以就不应急于表白，或暂时不表明，时间长了，头脑冷静之后，或许自然清楚，千万不要因为急躁反而加深误解或造成怨恨；世上有很多人，你越是急切地想拉他跟随自己，他越是不月民吠，那就不如让他自由发展，这样也许他慢慢觉悟过来，自然顺从你，千万不要因勉强而增加他的逆反和固执。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操之过急。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可见，一个人做事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所以说，时间放长一些，等头脑冷静下来再处理，往往效果更好。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即位三年，从不过问朝政，日夜沉浸在田猎游乐与酒色歌舞之中。
即位三年，也没有发布过一个号令。他只规定：“有人敢向我进谏者，斩首无赦。”因此三年来也很少有人进谏。大夫伍举见朝政日益腐败，就冒死进宫见楚王。只见楚王左抱郑姬，右搂越女，周围排列乐队，正在调笑听音乐。庄王笑问：“你是来喝酒的，还是来听音乐的？”伍举说：“都不是。有件事我不明白，特来请教。”伍举说：“附近大山有只美丽的大鸟，三年不飞，也不叫，不知是什么鸟？”庄王说：“这不是一只平凡的鸟。三年不飞，飞必冲天；三年不叫，叫必惊人。你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过了几个月，庄王荒淫无度的生活更加严重。大夫苏从入宫进谏。庄王问：“你没有听到我的戒令吗？”苏从说：“我身居高位，怕死而不敢指出君主的过失，那是不忠。杀身以明君，是我的愿望。”
楚王听了，幡然起立，即令撤去歌舞，临朝听政。
于是，楚王把在这三年中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几百人清除、处死，把忠于职守、清正廉明的几百人提拔重用，任命伍举和苏从主持国政。楚庄王亲政后，政治清明，百姓高兴。就在这一年，兴兵灭庸（今湖北竹山）：庄王六年起兵攻宋，获胜，缴获战车五百乘。从此，楚国的势力迅速向外发展。
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故事，说明了凡事不能操之过急。如果在别人根本不愿服从的情况下，倒不如暂时放纵他，以免使他更加专横和固执。楚庄王的大臣伍举和苏从就是在成竹在胸、腹有宏图的情况下，劝谏楚庄王，而使楚庄王成为诸侯的一代盟主，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人适其位位得其人
儒家重视人才的作用。《论语·泰伯》说：“舜有巨五人而天下治”，孔子将其视作无为而治的典型，但前提有“五人”的辅佐。但“伯乐难觅”，千里马虽有又何益焉，还需讲求识才之道。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作为企业老板，首先要有一双伯乐的眼光，把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任人唯贤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此语出自《贞观政要》第十七篇，意谓一个国家要治理好，必须任人唯贤，用其所长，否则难以治理好国家。人才对企业兴衰的决定性影响，我们已反复提及。怎样识别人才？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不为耀眼的文凭和浮夸的口舌所惑。怎样用人呢？“用人所长”，“适才适所”，根据个人的特点，把每个人都安排到最能发挥他最大潜能的位置，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其实归结到一点，就是任人唯贤。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妨把儒家用人之道与企业管理的结合点作一个全面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