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商道核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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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 市场经济以义取利(8)

一说起“无为而治”,人们一般都会认为这是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主张。就连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也说:道家“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君倡而臣和,主先而巨随,如此则主劳而巨逸”,于是他指斥儒家“博而寡要”(《史记·太史公自序》)。初一看,有道理,实际上不无偏颇。其实“无为而治”乃是中国古代管理哲学各家各派的共同理想,只要能达到“治”的效果,既然可“无为”,又何乐而不为呢?儒家有主张“有为”的一面,也有主张“无为”的一面。孔子曾有言:“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由此可见,“无为而治”同样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管理行为方式。所谓“无为而治”,其实就是管理行为中的“最小——最大”原则,即如何以最小的行为来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在这一点上,儒道两家认识是一致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对什么是“最小”,各家各派在理解上就殊异了。道家所理解的“最小”是道法自然,因而主张以清静无为达到无为而治;法家所理解的“最小”是“君主集权”,因而主张以专制手段达到无为而治;而儒家的“最小”就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道德教化即价值导向来达到无为而治。在儒家看来,老板的言行举止都具有示范的意义,故老板应该实行象征性管理。只要搞好个人道德修养和对员工的道德教化,就可以上行下效,员工就能自觉地按照组织的价值准则去行动,“垂衣裳而天下治”。儒家认为,老板应该实行“分级管理”,“任官得人”,集众人之长而又免去众人之劳,用人得当而又充分信任员工,敢于放权而又善于抓住大事;老板还应实现“自动化管理”,“行其所无事”,巧于使民,惠而不贯,为而不为,实行“不管之管”,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管理极致。当然,相对于道家“无为无不为”,什么都没做什么都做了来说,儒家旗号的老板还是要“劳”一些的。“主劳而巨逸”——司马谈的指责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这里的“劳”并不是具体管理事务的“劳”,而是道德修养上的劳。这表明儒家老板应多在自身修养上狠下功夫。

日本超级富翁堤义明是一位自觉运用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老板,他眼膺荀子的学说。他不仅自己学习和研究荀子的学说,把它应用到现代工业社会,而且还向继承家业的儿子灌输荀子的思想。人格比金银更重要,这是堤义明经商的准则,同时也是西武集团才能充分体现的独特思想。堤义明曾多次被评为世界首富,钱多得用不完,但他从不在大庭广众下摆阔炫耀,也不与人争财斗富。堤义明特别注重人格教育,他有一句名言:“没有经过教育的人,他只能算是一个动物,而不是一个符合群体社会要求的政党人,当然没有可能成为有益于人群的老板”。他在企业经营上,一贯采用温和的策略,将“感谢、奉献”视为发展事业的宗旨,因而他的事业无论扩展到哪里,哪里的政府和民众都会给予热情的欢迎和支持。这在日本的企业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还是举两个小例子吧。

1976年,堤义明代表日本体育协会到奥地利出席冬季奥运会,顺便到欧洲各地考察观光旅游事业。堤义明上飞机后,公司里有人开玩笑说,祈求上天保佑老板旅程愉快平安,我们都自动参与不吸烟运动。这明明是一个玩笑,可在第二天,人事部征求全体职员的意见,竟无一人反对,公司发布了一项新条例:全体职员为老板外出的安全顺利而祈祷,从即日开始大家不再吸烟。第三天,公司里没有人再吞云吐雾了。第四天,连接待外来访客的贵宾室的烟灰缸也不翼而飞了。西武国土公司成了日本第一家全体职员及来客一律不再吸烟的企业。堤义明回到公司后初时还很奇怪,弄清原委后,他把各部门老板召集到一起说:“既然是大家的决心,我倒认为是公司里团结一致的最佳表现,值得维持下去。但是如果是你们只想讨好我,才施高压手段禁止职员吸烟,那就不对了,应该取消这种命令。”一个企业有这样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市场竞争中必定无往而不胜,而这一切与堤义明人格修养对西武职员的感召力分不开。这不正体现了儒家“无为而治”的思想精髓吗?堤义明常对西武国土公司的职员们说,我最大的心愿并不是要扩大公司,而是希望能够与了解我的职员一起工作。在堤义明“感谢、奉献”精神感召下,绝大多数职员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工作,任劳任怨,想方设法实现优质服务,提高经济效益;他们中有人为社会、为民众而工作,有人为工作而工作,但很少有人为金钱而工作。有位记者采访西武铁道前社长小岛正治郎,以为小岛一定很有钱,便问:“你有多少财产”?出乎他意料的是,小岛说:“我没有什么财产,不过我觉得在西武工作,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有一次这位记者在一家西武饭店门前看到一位年轻男子在门口扫地,当记者得知他就是这家饭店的老板,不由惊讶不已,他以为是人手不够,老板才亲自上阵。然而老板的解释是,并不是因为人手不够,只是刚才看到门口有点脏乱,所以就顺便打扫一下。饭店里的工作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最空闲的大概就是他,他觉得老板最适合做这些打杂的事情。堤义明后来接受这位记者采访时说,在西武职员的心目中,扫地、捡垃圾也是工作,能为公司做这些事,是自己的一种荣幸。他们用很实际的行动表达了对公司给予自己酬劳的感谢,同时也以此向公司、向社会、向民众略表自己的奉献之意,这正是西武的良好传统和作风。我们不难看出,堤义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人瞩目的成功老板,缘于他感谢社会、奉献民众的坦荡胸怀,缘于被他感染的人们用同样的“感谢、奉献”精神给予他的巨大回报。

堤义明用“感谢、奉献”战胜了自己,也战胜了他的10万职工,同时也战胜了整个日本,而这也正是“无为而治”的最佳范例。

美国行为管理科学家利克特(R.Likert)在其“行为管理支持关系理论”中指出,企业老板与其员工之间要相互支持,即老板要考虑员工处境、想法与希望,支持职工实现其目标的行动,使职工认识到自己的价值。由于老板对员工的支持,因而激发员工对老板的信任感,工作中采取合作态度,支持老板的管理。这样,企业凝聚力增加,老板通过“无为而治”就能达到理想的管理绩效。

“性相近,习相远也。”人性是可塑的,人皆可以当尧舜。既如此,以德服人者.必然令人心悦而诚服。

卖货与识货

人们通常认为孔子是圣人,似乎不食人间烟火,遑论市场经济,这是误解。哲学是各门科学的总和,精于哲理的孔子在商品交流频繁的春秋时代,具有精明的商品意识。他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对好玉的处置,孔子当即说卖掉它,并且要卖给识货的人。这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屯积居奇固然可取,但更重要的是加速商品交换,盘活资金,获取更大的利益。可见,孔子并不迂腐,深诸货币流通的规律。

在现代商品社会,商品未进入交易之前,只是一个符号,唯有与货币等价交换,才能体现商品的价值,老板才可能获利。这情形同股市投资者相仿,股票持有者无论账面上获利多少,若不进行交易,则毫无利益可言。曾有股民张道达持有“深发展”若干股,在牛市时盈利数十万,却持股观望,未能及时抛出。后来熊市出现,数十万盈利皆化为泡影,反而亏损。还有一位药材商,适值1998年华中洪灾,急需抗菌素,他乐观地认为价格看涨,迟迟不肯售药。结果其他药商捷足先登,抢占灾区药市。待冬季来临,药品滞销,该药商存货过多,过了有效期,蚀财甚巨。惜售,是商场上的通病,常使业主错失良机。孔子迫不及待卖掉好玉,值得我们借鉴。

但好货未必能卖好价,孔子深谙其道,主张要等待识货者。在商品交流过程中,持货者的自信和耐性十分重要,常常有同行业商家在价格上达成默契,坚持最低保护价。但若有商家沉不住气,率先打出降价牌,结果导致竞相降价,损失在所难免。我国近年来的彩电、VCD价格大战正是这种情况。长虹电器自信品牌优势,以技术为保证,加上完善的售后服务,降价幅度最少,市场占有率未见衰减。可见,卖者自信,买者识货,是维持市场秩序的基本条件。有家涉外宾馆旁边的古玩店金古斋,门可罗雀,生意寥寥,老板终日喝茶养神,似无事可干。有人耽心他难逃关门厄运,老板却说:“我的货,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的确,他的古玩多是珍品,一月中只卖掉一件,盈利可维持半年房租。可见,古玩老板最耐得性子,等待识货人。当然,这和货币流通理论相悖,但商品经济是灵活多样的,对一些特殊商品而言,能有识货者上门,卖个好价,远比流通过程重要。孔子对好玉的态度,可作借鉴。

虚虚实实好管理

东汉末年,羌兵在西南地区骚扰当地的百姓,抢夺牲畜和粮食。朝廷任命大将虞诩为武都太守,镇守边关。

当虞诩率领3000兵马从长安出发,走到陈仓崤关时,突然被一万羌兵拦住了去路。虞诩因不熟悉地形,不敢硬拚。他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并放出口风:等附近的汉军一到,再合歼羌兵。果然,羌兵不敢贸然进攻,分兵到村庄抢东西去了。

虞诩乘羌兵分散之机,命令部队全速前进,日行200里,还规定宿营时,每个士兵挖两个灶头。有人不解地问虞诩:“从前孙膑用减灶的办法打败了庞涓,而将军却用增灶的办法对付羌兵,行吗?兵法上说,为防不测,日行军不要超过35里,而将军却让我们每天急行200里,这是什么道理呢?”

虞诩说:“敌众我寡,走得慢了容易被敌人追上;走得快,敌人就对我们捉摸不定。敌人见我们烧饭的灶头每天都在增加,必定认为武都郡的援兵到了。我们的兵多且行动迅速,敌人就不敢轻易出击。孙膑用减灶伪装软弱,以引诱敌人上钩;我们用增灶来显示强大,目的是吓退敌人。这是由于处境不同啊!”

事情正如虞诩所料,羌兵以为援兵到了,没有发动进攻。虞诩趁机率领汉军进入武都郡的赤亭。羌兵这才发觉上当了,忙集结部队,把赤亭团团围住。面对来势汹汹的羌兵,虞诩心生一计,下令守城的汉军不准用强弓,只用小弓射箭。羌兵误认为汉军弓力很弱,便蜂拥而上。待到羌兵冲到城下时,虞诩令汉军用强弓放箭,羌兵顿时乱作一团,汉军乘势出击,大获全胜。

赤亭一战,羌兵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从此再也没有骚扰武都郡一带。

明朝时,皇帝派御史韩雍到江西考察。当时,皇帝给远在江西的一名宦官发了一份诏书,地方官误以为是给自己的,所以打开了封志。误拆封志的地方官知道自己惹了祸,连忙向韩雍请教解救的办法。韩雍想了想,让地方官宴请那位宦官,然后由他出面将此事化解。

次日赴宴之前,韩雍让手下人伪造了一个封志,把诏书装了进去,然后送给他特意找来的一个邮卒,自己则怀揣真封志去赴宴。当宴会进行到面红耳热的时候,事先安排的那个邮卒拿着假封志进来,并把它交到韩雍手里。

韩雍从容地拆封,打开诏书看了一眼,脸色一变,斥责邮卒说:“诏书不是给我的,你怎么如此马虎!”在给诏书套封志的时候偷偷地“调包”,将诏书套进怀中的真封志中。这一切都没有被宦官和其他人发现。在宦官看诏书时,韩雍大骂邮卒失职,并向宦官表示歉意。宦官见御史大人如此认真,反过来为邮卒开脱,大家接着饮酒,欢歌达旦。这件麻烦事就这样被搪塞过去了。

做事应该顺其自然

世界上有些事情,越是急切地想解释明白,越说不明白,所以就不应急于表白,或暂时不表明,时间长了,头脑冷静之后,或许自然清楚,千万不要因为急躁反而加深误解或造成怨恨;世上有很多人,你越是急切地想拉他跟随自己,他越是不月民吠,那就不如让他自由发展,这样也许他慢慢觉悟过来,自然顺从你,千万不要因勉强而增加他的逆反和固执。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能操之过急。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可见,一个人做事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得到相反的效果。所以说,时间放长一些,等头脑冷静下来再处理,往往效果更好。

公元前613年,楚庄王即位。即位三年,从不过问朝政,日夜沉浸在田猎游乐与酒色歌舞之中。

即位三年,也没有发布过一个号令。他只规定:“有人敢向我进谏者,斩首无赦。”因此三年来也很少有人进谏。大夫伍举见朝政日益腐败,就冒死进宫见楚王。只见楚王左抱郑姬,右搂越女,周围排列乐队,正在调笑听音乐。庄王笑问:“你是来喝酒的,还是来听音乐的?”伍举说:“都不是。有件事我不明白,特来请教。”伍举说:“附近大山有只美丽的大鸟,三年不飞,也不叫,不知是什么鸟?”庄王说:“这不是一只平凡的鸟。三年不飞,飞必冲天;三年不叫,叫必惊人。你去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过了几个月,庄王荒淫无度的生活更加严重。大夫苏从入宫进谏。庄王问:“你没有听到我的戒令吗?”苏从说:“我身居高位,怕死而不敢指出君主的过失,那是不忠。杀身以明君,是我的愿望。”

楚王听了,幡然起立,即令撤去歌舞,临朝听政。

于是,楚王把在这三年中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几百人清除、处死,把忠于职守、清正廉明的几百人提拔重用,任命伍举和苏从主持国政。楚庄王亲政后,政治清明,百姓高兴。就在这一年,兴兵灭庸(今湖北竹山):庄王六年起兵攻宋,获胜,缴获战车五百乘。从此,楚国的势力迅速向外发展。

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故事,说明了凡事不能操之过急。如果在别人根本不愿服从的情况下,倒不如暂时放纵他,以免使他更加专横和固执。楚庄王的大臣伍举和苏从就是在成竹在胸、腹有宏图的情况下,劝谏楚庄王,而使楚庄王成为诸侯的一代盟主,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

人适其位位得其人

儒家重视人才的作用。《论语·泰伯》说:“舜有巨五人而天下治”,孔子将其视作无为而治的典型,但前提有“五人”的辅佐。但“伯乐难觅”,千里马虽有又何益焉,还需讲求识才之道。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作为企业老板,首先要有一双伯乐的眼光,把人才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任人唯贤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此语出自《贞观政要》第十七篇,意谓一个国家要治理好,必须任人唯贤,用其所长,否则难以治理好国家。人才对企业兴衰的决定性影响,我们已反复提及。怎样识别人才?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不为耀眼的文凭和浮夸的口舌所惑。怎样用人呢?“用人所长”,“适才适所”,根据个人的特点,把每个人都安排到最能发挥他最大潜能的位置,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其实归结到一点,就是任人唯贤。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妨把儒家用人之道与企业管理的结合点作一个全面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