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商道核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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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市场经济以义取利(6)

按照儒家的学说,作为一个老板,自己首先要“正”,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谓“正”就是一切行为都要合符“礼”的规定,用今天的话来说,必须要遵守党纪国法,按规章制度办事,不能假公济私,以权谋私。孔子还说:“克己复礼为仁’,只要自己克制自己的私欲,按照“礼”的规定行事,就算是合乎仁了。这样你就有感召力和号召力,你的意图就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这就是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相反,如果老板、老板“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因为自己失去了威信,失去了号召力。由此看来,老板的行为是否合符“礼”的规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老板、老板对职工除了要有仁爱之心、尊敬之心,还要教育职工树立社会公德,遵纪守法,遵守工厂和车间的制度。通过道德教育,通过企业理想、企业精神、职业道德的教育,提高职工的道德自律和行为自控;通过厂规、纪律实行他控,自控和他控这两个东西,在企业管理中是缺上不可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存在有人的道德自律、行为自控能力的差别。这是因为人的文化教养的不同、人生观的不同、价值取向的不同、追求目标的不同,因而必然存在差别。为了达到一个企业内部的和谐、协同和行动的一致,除了通过道德的自律、自控之外,就必须要用纪律进行他控或强控。古代的“礼”,具有自律和他控的功能。在今天,进行他控的就是纪律,由纪律规定职工在生产过程中的行为规范,当然这样的他控也是应该以道德的自律为其基础的。

总之,儒家“礼”的这个范畴以及由这个范畴所规定的行为准则,其中具有许多合理的成分,这些合理的成分不论对于一个公民,还是一个职工;不论对于整个社会,还是对于一个企业的老板来说,都有许多值得吸取和借鉴的东西。

“动之以情”和“悟之以理”

企业经营和人生经营是相通的。不企业还是人生,只求独善其身,便无法真正地求发展。不存仁心者,便无法认真地经营事业。

若是由孔子来看,所谓的经营,实际上便是一种掌握人心的过程。由于老板皆是有感情的人类,只要“动之以情”,常常能收到极好的管理效果。

“悟之以理”是经营管理中的教化活动。

即使在同一个经营情况下,由于人的不同,而能悟出各种不同的道理。一个贤明的老板,先修身,再以道理教化员工,以理来使役员工。在儒教文化圈里,日本是首先成为先进国家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他们一个共同特点是有效地利用了儒教文化社会秩序中的合理成分,把经济发展的理论,用本国传统文化(即儒教文化)消化吸收,合理使用外国援助和本国的人力物力,从而获得经济发展的成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还有一个不约而同的主导思想,是道德,强调了人的因素,不仅仅是人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人的质量,也就是现实的文化水平问题。经营老板的文化素质固然重要,而企业员工的文化素质也是不容忽视的。

孔子在《礼记·仲尼燕居篇》中说:“制度在礼。文为在礼。行之其在乎人。”这里所说的“礼”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源。法、理、情的经营法则,便是孔子礼的表现。施行时必须合于道理,适乎人情,如果三者中欠缺任何一样,便不能成礼。

严格执行制度,上下有序

孔子崇尚周礼,把周朝礼仪视作神圣加以维护。后世不少人对此大加攻击,认为孔子维护旧制度,属保守顽固。殊不知,在周天子失去羁约,诸侯竞逐的混乱局面下,维护最高原则对于安定天下显得有多重要。今天,人人都懂没有安定的社会,就谈不上发展。回顾孔子对周礼的维护,使人感到孔子渴求安定平和的愿望十分符合大众心理。现代老板无论从事何种行业,莫不希望运转有序。确立严密的管理制度,是达到有序运行的保证。严格的规章制度就如同孔子所坚持的周礼,一招一式、一举一动,都应有明确规定,使员工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把松散的群体结构成精密的机器,统一行动,统一意志,达到有序运转,产生最佳效益。著名的“泰勒工作法”把工厂流水作业过程分解成若于机械式动作,员工按“最简单原则”进行操作,减少一切多余动作,成为现代工业生产的楷模。这样做,似乎限制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但却为人们接受,因为高效益必然要牺牲个人的自由,这是显而易见的。

国有国法,行有行条,家有家规。自然界受进化法则支配,人类社会有规章制度约束,事物由无序到有序,均不能脱离规章制度的羁束。老板一旦确立了规章,便应严格执行,不可废弛。日本东芝电视工厂规定员工入厕不得超过3分钟,看似不近情理,但却保证了生产流水线畅通运转。孔子坚持祭祀乐的等级规矩,看似迂陈,却是引导人们有章可循,确保了社会稳定,可谓用心良苦。儒学能成为中国国学,历代统治者奉若神明,与孔子的严格等级,执法不苟,作风严谨的精神大有关系。如今,儒学在东南亚受到欢迎,被人们应用于政治、经济、外交诸领域,足见其实用价值。老板能从中悟到某些诀窍,为我所用,必大受裨益。

拿出一套合理化的人事管理体制

没有合理化的人事管理体制,企业就会失去秩序化的管理,甚至乱作一片。当企业发展到相当规模,要延续和创造辉煌,必须解决管理体制,特别是人事管理体制问题。

企业管理体制上的问题不同于事务性问题,事务性问题不会影响大局,同时也容易解决;而体制上的问题,则往往带有全局的性质,而且如不及时解决,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个问题上,李嘉诚深谋远虑,费了很多心血。

李嘉诚摈弃了家族式管理,而钟情于东方民族的老板族氛围。西方经济学家探索日本经济起飞奥秘时发现,日本企业的家族氛围浓郁,其商业文化带有厚重的儒家文化特色。这可能正是日本经济创造了奇迹的重要原因。

李嘉诚觉得中日同属东方文化体系,日本企业的经验也值得借鉴。李嘉诚少年时接受的教育,是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他的公司内部,自然带有儒教色彩。

李嘉诚善于吸收新事物,又绝不人云亦云,他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说:“我看过很多古圣先贤的书,儒家一部分思想可以用,但不是全部。”

他又说:“我认为要像西方那样,有制度比较进取,用两种方式来做,而不是全盘西化或是全盘儒家。儒家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短处,儒家在进取方面是很不够的。”

在对儒家思想的运用上,他吸收了宽厚为怀的“仁爱”思想,并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整合。例如,日本的一些企业,在新员工报到的第一天,通常要做“埋骨公司”之类的宣誓。李嘉诚从不苛求员工做出终身效力的保证,他是通过一些对员工有益的事,让员工觉得公司值得效力终身。所以,在长实的发展过程中,并非没有跳槽的,但公司行政人员十分稳定,流失率极低,可以说微乎其微。

李嘉诚说:“要吸引及维持好的员工,要给他们好的待遇及前途,及有受重视的感觉。当然,还要有良好的监督和制衡制度,这是一定要有的,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个制度,不能山高皇帝远。否则,一个好人也会变坏。”

李嘉诚对员工既宽厚,又严厉。长实的员工道:“如果哪个员工做了错事,李先生必批评不可,不是小小的责备,而是大大的责骂。他急起来,恼起来时,半夜三更挂电话到员工家,骂个狗血淋头的也有。”

李嘉诚的骂,不是喜怒无常的“乱骂”,总是“骂到实处”。当然,也有骂错之时。一旦骂错了人,他也会知错就改。往往在他冷静后,便会向被批评者赔礼道歉,说明道理。

一般而言,在长实公司,越为李嘉诚看好的职员,所挨的批评越多、越严厉。他们经受过李嘉诚一段时期的“锤打”之后,通常又能升职和加薪。

汇集中西方文化精粹的李嘉诚既有重情义、讲仁德的一面,又有拼强手、抢先机的另一面,这种中西融合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在很多老板中并不多见。

在李氏王国的管理上,李嘉诚曾多次声称,他素来不主张古老的家族性统治,而更看重西方公众公司的那一套,即公司首脑由董事股东选举产生,而非父传子承,这样方可保持活力。他说,如果他的儿子不行,不会考虑让他们接班。只要事业能发展,他不会在乎是家庭内还是家族外的人执掌大权。

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子承父业乃天经地义。李嘉诚的观念分明已经超越了时空和民族,充分显示出他冷静而又理智的一面。确实,商场来不得半点感情用事,将家族事业发扬光大,这才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谁来老板并不重要。

李嘉诚常说:“惟亲是用,必损事业。”

惟亲是用,是家族式管理的习惯做法,这无疑表示,对“外人”不信任。这样一来,必定会严重挫伤外人的积极性,不利于事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内地开放后,不少潮州老家的侄辈亲友,想来李嘉诚的公司做事,都遭到他委婉拒绝。

在长实系有他的亲戚,更有他的老乡,但他们都没因这层关系而获得任何照顾,都是靠自己打拼。

对此,李嘉诚说:“我老是在说一句话,亲人并不一定就是亲信。一个人你要跟他相处,日子久了,你觉得他的思路跟你一样是正面的,那你就应该可以信任他;你交给他的每一项重要工作,他都会做,这个人就可以做你的亲信。”

香港作家何文翔曾这样评论李嘉诚说:“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既严格要求,又宽厚待人。”“李嘉诚成功的关键,是他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华,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式。”

在人才使用和管理上,李嘉诚确有高人一筹的眼光和胸襟。

家族式管理会将许许多多的优秀人才拒之门外。这样的管理,也许凭创业者的杰出才华可以显赫一世,但很难维持第二代的辉煌,更难像一些具有先进管理制度的家族企业百年兴盛。

当然,西方管理方式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不像华人经商那样富有人情味;研究和计划十分周密,但决策周期相对较长,不像华商握一握手,便达成决议。

李嘉诚中西合壁,各采其长,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比如一个项目,李嘉诚会周密调查,仔细研究——这是西方的方式。一旦确定,打一个电话或握一握手,就完成并实施了决策——这是李嘉诚的风格。

经过多年思考的探索,在李嘉诚的现行管理体制中,既有老、中、青相结合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的色彩,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长实是一家股权结构复杂、业务范围广泛的庞大集团公司,李嘉诚可以说是这一商业帝国的绝对君主,但在集团内部,却丝毫看不到家长制的影迹,它完全按照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运行。

不管长实系的未来发展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也不管李氏父子未来将有何作为,李氏王朝的兴起与发展已经告诉了人们许许多多。

当然,不只是李嘉诚,任何大老板都有自己独特的管理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一方面靠学习别人的长处,一方面靠自己在实践中摸索,根据企业自身特点进行整合,因此既不能轻视管理,也不能图省事,照搬别人的经验,非得花费心血自己研究不可。

审时度势先虚后实

“虚虚实实”一计出自《三国演义》第49回:“孔明笑道: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以瞒过他也。”这里所说的虚虚实实,就是用各种方法迷惑对方的方法,这也就是孙子所说“兵者,诡道也”的全部含意。

办事如此,管理亦是如此,尤其在面临命运的转折关头时,我们更应虚虚实实,让对方陷入迷茫之中,为自己赢得胜利奠定基础。

老板关怀员工,第一句话就触及他最需要的地方,施以适当的关切,员工便会自动以工作来回报。这表面上是虚,实际上是实。自动化管理的第一步,即是用看得起他来提醒他自动遵守制度去有所作为。老板与员工之间,或者同仁彼此之间,都要真诚地关怀,以适当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关心,促动对方自动自发。

关心别人,别人自然也关心我们,这种热忱,是具有传染性的。相反地,不关心别人,别人也就不来关心我们,因为消极的作为同样也具有传染性。其实这就是“感应”,是彼此交互作用的。

三思而后行

《论语·公冶长》中说:“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季文子是鲁国的大夫,遇事必三思而后行。孔子知道后说,思考两次就行了。孔子的意思是,季文子善于思考,非常严谨,对于像他这样深谋远虑、智慧超群者,不必思考过多,他也不能一下就拍板决策。对于一般人,孔子当然是赞成三思而行的,其实古人言“三”,是言其“多”。换句话说,在儒家先哲看来,凡事都应深思熟虑,切忌盲动,事后还应认真总结得失,以为下一次的工作考虑好原则或方案。所以孔子的大弟子曾子就强调“吾日三省吾身”,就是这个道理。

在现代企业中,行事必须科学决策在先,事先的策划安排、宣传筹备都是必要的,每一步骤均应科学安排,注意每一进程的合理性,优化程序分配,这些都会对产品的结果产生关键的影响。因此,如圣人所言,在做到每步安排妥当以后,更要回头做整体分析,做到管理的科学化和合理化,只有运筹帷幄,才能“决胜千里之外”。大千世界,心同理同,今古如一,历史上无数次胜败实例都印证了这个道理。

前通用电气公司的两位赫赫有名的工程师韦尔·费根鲍姆和唐·费根鲍姆俩兄弟,一直努力使大公司的管理科学化,因此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创立了通用系统公司,专门对任意公司的业务过程的每一步做分解分析,因此他们被称为理性的“秘密领袖”。在他们承揽的业务中拥有一系列令人羡慕的顾客:花旗银行、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坦尼科公司、皮雷利公司、3M公司和强生控股公司。

费根鲍姆兄弟取得成功的绝招就是要从经营中去除“失败成本”——不能正确行事的成本,同时消除某种低效率,克服以往工作流程中的缺点或不必要的繁复。在他们的指导下,坦尼科公司改进了经营,每年获得2.5亿美元的额外收人;花旗银行通过改进该行的信用卡业务,大大增加了顾客自留额;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自1988年以来,增加了铁路的客运时间、改善了维修和旅客服务,每年除去了7亿多美元的“失败成本”;DEERE公司现在设计、生产和销售的拖拉机和其他工业设备都采用费根鲍姆创造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