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商道核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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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治理大国如烹小鲜(8)

1966年,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引发了香港商界人士的不安。许多老板、老板纷纷低价出售自己的产业,携款迁居国外,或在国外重新经营。而李嘉诚“反其道而行之”,筹集一笔笔巨额资金,别人大拍卖,长江公司就大收买。他为何有此举动?他认为,一个集团企业决策者如同集团里的统帅指挥官,首要的是审时度势,不被暂时现象所迷惑。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暂时现象,乱后必有大治,而且依据中国的一贯外交政策,决不会对香港采用武力方式夺回。于是李嘉诚的长江公司廉价购进了7块地皮,以及大量建筑材料和高楼大厦,同时又营建了一幢幢现代化标准的大楼,购进了半山风景区“赛西湖”宝地。到了1976年,李嘉诚拥有地皮面积上千万平方米,他拥有的楼房面积上千万。这么多房地产,卖不出去怎么办?1976年后,中国先后进行拨乱反正和实行对外开放,许多外商也纷至沓来,在香港开办各种机构、公司、商行、酒楼、宾馆、娱乐场所等。这时的房地产价格与10多年前相比,自是今非昔比了,暴涨了20倍!李嘉诚卖出了一大批楼房和地皮,他获得一笔笔巨额暴利,变成了香港首富。

由此不难看出,李嘉诚紧紧跟随市场,而且往往敢于大胆的预测市场的趋向,同时高瞻远瞩,目光远大,顺时而动是其获得巨大成功的决诀窍所在。

台湾总源色拉油公司在台湾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1972年时,总源色拉油的销量达到每月2000吨,成为台湾最大的生产色拉油企业之一,其市场份额占全台湾20%。而在1986年5月,总源色拉油公司宣布停工,并将员工裁减到只剩30多人。出现这一巨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公司引进先进管理方式和人才时没有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出发,盲目照搬。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采用经营权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管理方法,总源公司也认识到,要使总源企业管理现代化并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采用先进的管理方式,于是公司决定聘请日本人中川全权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然而新的管理方法则实行不久,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中川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他不具备一个领袖人才的才略;同时,中川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国的企业管理不熟悉,而生搬硬套日本的那套管理方法。结果是使企业的管理乱了分寸,公司连续3年亏损,最终导致公司的停工、破产。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权变”必须得根据自己的客观实际情况,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盲目跟风无异于邯郸学步,别人的东西没学会,自己的东西却改变了,什么都不像,连变回去都没办法了,这才是真正的麻烦。日本的企业发展近几十年来让美国企业感到紧张,就因为日本企业植根于自身的“家族企业”文化传统,又吸收了欧美的企业管理制度,使得其既具科学化又有人情味,企业内部和谐,都干劲十足,当然就容易把企业搞好了。

市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只要老板能够“得其宣”、“合其通”,准确地把握市场变化规律,科学地预测市场发展的新趋势,同时根据自身实际,适时推陈出新,就能求得竞争中的主动权,决不能因循守旧或盲目照搬;否则企业就会被市场淘汰。

所谓“时势造英雄”,正是那些瞅准了时势,并敢于顺势而动,百折不挠的人,才最终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和主人。

可方可圆

人生就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船头之所以造成尖形或圆形,是为了劈波斩浪,更快地驶向彼岸。那我们是与所有的阻力较量,拼个你死我活呢?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生活告诫我们:处处摩擦、事事计较者,哪怕壮志凌云,即使聪明绝顶,也往往落得壮志未酬泪满襟的后果。为了绚丽的人生,需要许多痛苦的妥协。

在复杂多变的旧中国,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人格的独立,他们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性格。蔡尚思1935年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欧阳予倩就告诫这位青年文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评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前辈感叹地说:“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就是这样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好的原则立场上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在方式方法和局部问题上委婉圆润,有所妥协。

然而,只圆不方,是一个八面玲拢、滚来滚去的“○”,那就失方圆滑了。方,是人格的自立,自我价值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的孜孜以求,是对美好理想的坚定追求。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黄炎培为自己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而当蒋以“教育部长”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淖时,黄却不为所动,回绝道:“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政治气节。

可方可圆,能够把圆和方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回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左右逢源,就是古人说的“中和”、“中庸”。

中庸二字,用今天的话说,并不难理解。一个圆的中是它的圆心;一个四边形的中是对角线的交叉点。一百里的路途,走到五十里时,就是到了中点。但现实生活中,中庸要比这复杂多了。

宋代程颐这样解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里的中,就是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庸,就是平常、平庸。最和谐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来往往很平常,很普通,就像围棋手不紧不慢地下着子儿。平常与普通又常常是持中的结果,就像数学中的正态分布曲线似的,越是中间区域概率就越大,事件就更平常。

孔子是一个处世大师,他不如颜回仁德,但可以教他通权达变;他不及子贡有辩才,但可以教他收敛锋芒;他不如子路勇敢,但可以教他畏惧;他不及子张矜庄,但可以教他随和。孔子具备了他们各人的长处又避免了他们的短处,他之胜于人,就在中庸之道。

荀子也深知方圆之道,他说,对血气方刚的人,就使他平心静气;对勇敢凶暴的人,就使他循规蹈矩;对心胸狭隘的人,就扩大他的胸襟;对思想卑下的人,就激发他高昂的意志。他左之,则右之,他上之,则下之。总之,一切以中和为尺度。

这样,你就能不急个躁,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可进可退,可方可圆。这样,你的人生就达到了化境,不论在何时、何地,你都拥有一个和谐的人生。

管理不可太清高

《后汉书·班超传》语:“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指水太清了,鱼就无法存身。形容人太清高了,就不会合群。这是饱经沧桑的前辈留给后人的一个办事准则。在处理人事关系的问题上,一定要铭记这一点。

明成祖时,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朝见皇上,顺便带了一些岭南的藤席准备馈赠给朝廷中的官员。不料,京城的巡逻官把这些藤席截获,并将徐奇馈赠礼品的人员名单呈给了明成祖。

明成祖反复看了几遍名单,见其中惟独没有太傅杨士奇的名字,觉得有必要问个究竟,于是立即召见了杨土奇。

杨士奇解释说:“当初徐奇受命赴广东任布政使,离行前众官员都作诗为他送别,所以徐奇这次回京特用藤席回赠。那一次臣正好有病在身,没有赠诗给徐奇,不然的话,我这次也在馈赠之列。今天众官员的名字虽然都在礼单上,但他们不一定会接受徐奇的礼物,再说藤席乃岭南特产,徐奇馈赠藤席只是为了表达谢意,不会有别的目的。”

杨士奇这番话讲得自然得体,明成祖对他的疑惑打消了,也原谅了徐奇,命人把名单烧了,从此再也没有过问此事。

在封建时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君疑臣必死”。如果杨士奇借此机会炫耀自己的清廉,不仅不会得到赞赏,而且会加重明成祖对他的疑心。杨士奇故意将自己牵扯进来,说明自己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从而赢得了明成祖的信任。更妙的是,杨士奇此举不但挽救了自己,也免除了徐奇的祸事。

刘睦是东汉明帝的堂侄,自幼好学上进,喜好结交有学问的名儒,长大后被封为北海敬王,忠孝仁慈,礼贤下士,深受百姓的爱戴。

有一年岁末,刘睦派一名官员去都城洛阳朝贺。临行前,他问这位官员:“如果皇上问起我现在的情况,你想怎样回答呢?”

官员不加思索地说:“您德高望重,忠心耿耿,是百姓的再生父母。下员虽然愚鲁,但此区区小事定能向皇上禀报清楚。”

刘睦听后,连连摇头:“你若这样说,就把我给害了!”见官员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刘睦又接着说:“你见到皇上之后,就说我自承袭王爵以来,意志衰退,行动懒散,每日只知吃喝玩乐,对正业毫不用心。”

刘睦善于守拙,不想让皇上知道他是一个精明的人。因为在当时,凡有志向的皇室员工,容易受朝廷的猜忌、弄不好就会招宋杀身之祸。刘睦故作糊涂人,实在是明哲保身的妙计。

不要患得患失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这是一个绝对真理,科学固然提高了生活的质量和效率,但同时也使杀人机器效率更高,环境污染危害更大。最难以令人置信的是,科学发展到20世纪的一个结果,竟然是使全人类日夜置身于核战争和地球毁灭的魔影之下。尽管如此,还是有那么多人一味地迷信科学的魅力,以为仅靠科学便可解决一切人生问题。曾经倾注半生心血写了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说:“还有另一种麻醉剂,我们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麻醉剂’。看不到人生的悲剧性的一面,不认识神圣观念在世界上的作用,不知道人类为保持正义而进行的斗争,那就是我所说的受了科学麻醉剂的毒害,在今夭,其危害性就要比前原子时代更加严重得多了。”

不仅科学是双刃剑,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双刃剑,正面固然锋利,反面同时能够伤人。看惯了人世间上演的一幕幕福祸纠缠、庆吊相随的悲喜剧,一个成熟的人认识了其中道理,便得亦不喜,失亦不忧,此所谓“得失两便”。

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间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自身的修养,而非一时一事的得与失。柳下惠,姓展名禽,他是鲁国的大夫,曾任士师,三次被国君免官。可他却不走。故此《鲁论》上记载说:“柳下惠,担任士师,三次被罢免。”有人对他说:“你怎么不离开鲁国呢?”他回答说:“正直清白地管理,到哪里去不会被多次罢黜?没有正义感地管理,那又何必离开自己的国家?”孟子说:“柳下惠被免了官也没有怨言,穷困了也不显出可怜的样子。”确实是柳下惠在当时不被任用,没有怨怒,处于落魄境地,也没有可怜的样子。他明白要做一个清白正直的人,势必会遭到邪恶势力的嫉恨,而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但即便是个人利益遭受损失;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所以能够坦然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

对于得失问题,古人还认识到:自然界中万物的变化,有盛便有衰;人世间的事情也同样如此,总是有得便有失。《论语》中记载孔子的言论:“愚钝的人可以让他管理吗?如果让这样的人管理的话,还没有得到官位的时候,害怕得不到;做了官以后又怕失去。既然怕失去官位,那就什么都做得出来。”同样庸人在没有得到富贵与权力的时候,就是害怕得不到;得到富贵与权力的时候,则又惟恐失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患得患失。

患得患失的人总把个人的得失看得过重。人生百年,贪欲再多,钱财再多,也一样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处心积虑,挖空心思地巧取豪夺,难道就是人生的目的?这样的人生难道就完善,就幸福吗?过于注重个人的得失,使一个人变得心胸狭隘,斤斤计较,目光短浅。而一旦将个人利益的得失置于脑后,便能够轻松对待身边发生的事,遇事从大局着眼,从长远利益考虑问题。

祸往往与福同在,福中往往就潜伏着祸。得到了不一定就是好事,失去了也不见得是件坏事。正确地看待个人的得失,不患得患失,才能真正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