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爱好书写的人，字词对他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字词具有独立的生命。书写者往往是被字词拖曳着的一条长长斜斜的余影。
譬如，分行文字不一定是诗，但分行文字的语势，却可以诱发诗意，让书写者不由自主地去选择意象、去营造境界。一个写作者一旦进入语境，就再也不能为所欲为。所以，对于写作者来说，文字气象，既是他主观所为，又是超越于主观的客观存在。虽然是书写者创造了作品，但作品一经完成，就像婴儿出了娘胎一样，它便有了属于自己的生命。作品有它自己神秘而广泛“生发”的命运。所以，对那些有太强的字词归属感，因而一味地标榜自己文字风格的人，我们更多的时候不是给予同情，而是感到他好笑。
但这并不是说，字词对写作者只存在一种“背叛”关系——卓越的字词，是对书写者先天才智和后天修养的双重回报：字词之于先天才智，是率性醉人的叹息；之于后天修养，是意味深长的沉吟。二者有本质上的区别——叹息，是本能，是抒情；而沉吟，则是理性，是思想。也就是说，书写者的光荣与梦想，是建立在二者关系的融合与消长上的。
同时，也应该承认，字词也是有胎迹的。
一个出生在平原的人，见到巍峨的群山，会有一种阴森森、毛骨悚然的感觉。在这方面，歌德曾说过：“从根本上说，人只能适应他出生的环境。于是，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伟大的报复而漂泊异乡，那么他果在自己的家里才是一件幸福的事。”写作者的书写也是这样，文字也有着自己的来路——生活的环境决定着、至少是影响着书写者的文字风格——我是嚼着青杏长大的，所以，即便是状写幸福的字词，也带有酸涩味道。钱钟书是书斋中人，即便是写放达的小说，也多是“字话”，有不容分说的闲逸与从容。至于歌德，由于他长期担任魏玛歌剧院的院长，缱绻温柔的诗句之中，也常常有装腔作势的文字。
但是，字词独立于书写者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字词就具有了绝对主宰的地位。
奇怪地，一部字词平凡的著作，反而有非凡的思想品质，比如巴金的《随想录》，比如埃林·彼林的乡土小说。
对此，博尔赫斯在他的《读者对论理的迷信》一文中，有经典的论述：
具有不朽禀赋的作品，经得起印刷错误的考验，经得起拙劣译本的考验，也经得起漫不短心的阅读的考验，它不会因此而失去其实质精神。
所谓“实质精神”，可以诠释为事物生成的内在规律、时代的发展趋势（时代精神）、人性存在的本质特征，即反映对象的内在品质，也就是“客体”自身的情感含量、文化含量和思想含量。
客观事物内在品质的挖掘与揭示，当然需要借助于字词，但它决不依附于字词，它“已经”存在于字词之外。拙劣的字词，并不构成对“意义”的最终伤害。
顾城的《山溪》在字词层面上不过是一首小诗——
碧色的山溪，
投入大江，
绿盈盈的泉丝，
在浊流中飘荡，
是应该叹息它丧失了纯洁的本色？
还是应该祝贺它，
逃脱了徘徊和枯亡？
稍作吟读，你便会感到，它其实是一个大作品，因为在清浅的字词背后，有一个宏大的题旨：纯洁的山溪只有融入浑莽的江河，才能获得奔腾不息的无限生机——“纯洁”的丧失，正是一种悲壮的新生。
于是，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字词的制胜点，在于情感的深度和思想的标高。
所以，属于书写者的自由是有限的——字词的独立存在，迫使其不得不拼命地去捕捉字词的“余影”；而事物本质超然于字词之上的独立存在，又使他不得不牺牲字词的所谓“纯洁”，而进行“意义”上的苦苦追索。前者是为了汲取“生发”的张力，后者则是为了获取生存的理由。所以，合格的书写者，不仅是自觉的文体家，更是伟大的思想者。
平凡人生，已是满目苍凉；书写者的特别追索，更敷厚了他苍凉的成色。时间深处，书写者往往是一些面色忧郁的人。正是这层忧郁，加重了他的生命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