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那个并不温暖春天，当我们轰轰烈烈地从哈尔滨开进大小兴安岭交界的那片莽林时，心中涌起像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式的豪情。其实命运的放逐开始了，我在逃避“政治运动”的伤害。父亲因“走资派错误”被关进牛棚，自己的“出国留学预备生”的资格随着高考的废除而被取消，已无学可上的我们兄妹五人前途渺茫，母亲总是唉声叹气。
也许是命运的抗争，我在哈尔滨一中第一个报名，发起了文革中的这个城市的第一批“上山下乡”运动，当时还官方还没有公开号召和全民动员。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是几个月后发表的。我们在地图上选择了一个离哈尔滨最远的农场――地处爱辉县的“哈青农场”。下乡不到一个月，这里划规为黑龙江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一营，我们换上了没有领章的黄棉袄。六月十八日那一天，我们举行了篝火晚会，狂欢到深夜。
我拿起了“南泥湾式”的镢头，在本不该种地的林地里开荒，只为了“屯垦戍边”的光荣使命。开始在农工排当副排长，领着大家刀耕火种，望着一片片柔弱的麦苗生长在美丽的白桦林倒下的土地上，心中竟有一种神圣感。可是“政治”没有离我们而远去，地处边塞的兵团也毫不例外也开始进行“清查”运动，我因为是党员（1966年1月入党，成为这个城市建国后的第一批中学生党员）被调着营部搞专案。有着红卫兵斗争经验的知青们，也把冷清的山林搞得如火如荼，我们把原来农场的老走资派揪了回来，把一位副营长打成新走资派，还把农场惟一的一位老职工打成苏修特务（因为他的老伴是个“二毛子”），又把几个老知青打成“八哥们反革命小集团”。我们的一些作品中总是把知青写成可怜兮兮的受害者，其实我们也害过别人，这也是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
正当我斗志昂扬地批斗走资派的时候，我的父亲从“牛棚”里给我写来信，第一句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第二句是说自己被定为“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第三句是希望我们“站在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后来听说，父亲写这封信时曾泪流满面。我心情沉重地马上向营教导员做了汇报，组织经过慎重研究，把我从专案组的要害岗位清出，考虑我还有一定文字能力，留在营报道组工作，并希望我成为一个让组织放心的“可以教育好子女”。
真是“因祸得福”！正是因为我离开了专案组，才躲过了逼得“二毛子老太太陪腹自杀”和“八哥们的老二上吊身亡”的悲剧。解放军派来了工作组，本来是想“纠左”，结果“以左反左”，又把一些知青关起来，险些把我的同学、后来当过哈尔滨副市长的朱盛文逼得跳井。但他悲剧的命运从此铸说。这是后话。
当报道员，写稿子是我的常项。下乡以后，我写过许多诗，记在桦树皮封面的小本子上，登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印在营里油印小报上，自己曾沾沾自喜。如果能在报纸上发稿，那对我将是无尚荣光。我在《兵团战士报》发的第一篇稿的题目是《心中唯有红太阳大风雪里不迷航》，大概是在1969年的5月份，记述的是17岁的哈尔滨小知青孙殿云，赶着马车到山里拉草，突遇大风雪，马脱疆而逃，他找马失踪；全营战士和当地群众进山寻找，最终小孙走出森林，与大家重逢。我们驻地离兵团总部最远，离爱辉县还有２80里的路程，营部只能每周派一次嘎斯车，到县里去取信件和报纸，我们写好的稿子，只能在公路边拦截运材车，请司机捎到县城，扔进邮筒。半个月后当我看到印成铅字的稿子，竟热泪盈眶。作者的署名为“红青兵”，那是我们营报道组的笔名，其实报道组只有我和吕永岩两人。小吕也是哈尔滨知青，聪慧好文，字写得漂亮。开始我写他抄，后来他写，我改，他再抄。几个月后，我们的稿子在《黑河日报》、《黑龙江青年报》、《哈尔滨日报》、《黑龙江日报》纷纷亮相。我们在师里和兵团也小有名气。
也是在1969年那个难忘的春天，一个突发事件，使我们报道组名震兵团，我和小吕的命运也发生了历史的转变。5月２8日，那一天下着细雨，把营房建在了林地里的六连，因和林场的土地纠纷，被迫搬迁，组织知青往汽车上装从旧房子上拆下来的元木。被雨浇过的桦木很滑，在就要关上车箱板的时刻，元木向下滚落，就要砸在站在车下的六个知青的头上。当时也站在车下的东北农学院的毕业生金学和，大喊一声，然后冲上前去，试图用肩膀阻挡下滑的木头，滚落下来的元木，重重地砸在他的胸口上。那一刻青年们闪开了，他倒在了血泊里。金学和在营里当农业技术员时，是和我住在一起的好朋友，他是自己要求下连队的，干过许多好事，显示了那一代青年大学生完美的人格。我含泪写了长篇报道，引起师部的重视，政治部又专门组成报道组，到他的家乡和母校采访，以重大典型在兵团和全省媒体上推出。我执笔的那篇题为《为革命甘洒热血献青春》通讯，我还保存着，那文中虚狂的热情，流行一时的套话，让我自己都脸红。《兵团战士报》为这篇报道配发了“社论”，兵团政治部还做出学习金学和的决定。
按着部队的传统，推出典型的报道组是可以立功的，可能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我连表扬都没得到，师报道组要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搁浅了。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0年5月，突然接到师里的通知，要我到《兵团战士报》参加通讯员学习班。记得我走的那一天，山上的树都放绿了，紫色的达子香开得正茂盛。小吕和我的女朋友都来送我，他们竟掉了泪。我说，一个月我就回来！
一个多月后，我回来了，但又走了，我被正式调到报社当记者，开始了我的职业新闻生涯。这次走的时候送行的人更多了。许多人在哭，小吕和她却在笑。后来我才知道，是当时的报社的编辑李惠东推荐的我。这位黑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满面严肃，说话严谨，对人冷漠。他在黑河办通讯员学习班时，吕永岩听课认真，稿子写得不错，他很欣赏。别人说，他的老师是老高三的，还是党员，就是写金学和的那姓贾的。于是他向报社的领导介绍了我，让我参加学习班。我正式调到报社后，又推荐了小吕，不久他也调到了兵团报社当文书。当我们在佳木斯火车站前的那栋灰色的大楼会师时，我看到李惠东那张经常阴沉着的脸上挂着一丝笑容。我们知道他是爱喝酒的，可是竟忘了给他带两瓶“北大荒”，以感谢知遇之恩！可是那时还不时兴送礼。但是后来，我和小吕常到他家喝酒，那是他以酒代酬，我们年年为他家挖菜窖，那是很累的活。后来为他家的菜窖，我们还犯了错误，他家没有合适的材料，我们拿来兵团车队的一扇车箱板堂在了菜窖上了。这个“历史问题”现在可以坦白了。
在哈青当报道员的时间不长，那些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总也忘不了。当报道员要常到连队采访，营部离连队又特别远，有时搭乘连里到营部的马车和拖拉机，有时就是用脚走，十里二十里的路程不在话下。后来营里从红色草原农场买了一匹叫“草上飞”枣红马，成了我的座骑。那马性子很烈，常把我摔个鼻青脸肿，但最终被我训服了。每当我骑着马，风驰电策般地飞奔在通往连队的山路上，那一派英武和浪漫会让每一个女知青动心。我最愿意跑营部到一连的那条路，因为路上有可能和她邂逅。这其中的故事，我会在下一篇文章中写到。
我们的稿子最早发表在《黑河日报》，那个四开的小报是我文学和新闻的发祥地。我总记得我第一次给他们送稿的情景。天刚亮，我就从大山深处的营部出发，坐在敞蓬的嘎斯车上，一路饱览兴安岭山川的优美和壮丽。我们的车先到黑龙江边，然后顺着江边公路东进，对岸树丛中闪动着军人的身景和隐壁的炮车，珍宝岛打响后，江两面都在准备打仗。傍晚时分，我们的汽车开进了炊烟袅袅的小城爱辉。闻着淡淡的硫磺味的煤烟，看着一片片低矮的房舍，我竟像第一次进北京那样激动。第二天，我怯生生地走进江畔《黑河日报》那座不大的院落。院里有座灰楼，楼梯是木制的，悬在楼外，扶着颤动的楼梯，我走进那座灰楼，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我见到了一位中年人，把一摞写得歪歪扭扭的稿子放在他的面前，那是我趴在连队的土炕上在煤油灯下写成的。他大概地把稿子翻了翻，又问了我们报道组的一些事。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句：“这些稿子能发吗？”他说：“再研究一下，争取发一篇两篇。”记得我走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基础不错，以后多写。”后来我知道，他叫杜广洲。（再后来他当了《黑河日报》总编辑，那时我已当上了《哈尔滨日报》副总编辑，我们曾在一起开过会。很多年后，我当上了《黑龙江日报》的社长，去黑河看望过已退休又在黑龙江边过的山林里过着隐居生活的杜广洲先生。）
当晚，我十分奢侈十分激动地走进一家小酒馆，也许是为了某种纪念，也许为了庆祝。庆祝什么呢？庆祝“争取发两篇”，庆祝“基础还不错”？我也说不清。在昏暗的灯光下，我贪婪地吃着面前的两盘菜，还喝了一杯小酒，当温暖和困倦一起袭来时，我幻想着我的稿子发表了，营领导如何对我另眼相看，战友们如何欢呼跳跃，女朋友如何对我崇爱有加……总之，我想了很多，就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也成了一个报人，也会拍着业余作者的肩膀，说些鼓励的话。也没想到，我会成为被人称为作家的人，还写了一部关于这个城市的书（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大江向洋去》）。
我不敢在这个城市久留，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大山里。十多天后，我看到了1969年7月２4日《黑河日报》第三版“工农兵论坛”上署名“兵团战士贾宏图”的文章《狠抓革命大批判不放松》。当年经常在这张小报上发文章的还有后来成了作家的梁晓声、蒋巍、朱伟等，经常读这张小报的还有后来当了国家环保局长的解振华、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山东省委副书记姜大明、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刘东辉。他们当时都在黑河地区当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