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齐哈尔回哈尔滨，路过杜尔勃特蒙古族自治县。正好一个同事张春娇在这个县当副书记，我请她帮助找几个老知青采访。颇费周折地在劳动局当年的知青档案中，找到了一对叫乐兰英和乐红英的姐妹，她们是上海的老知青，可能还在县里。
又是好一阵巅簸，终于在泰康镇的文苑社区找到了乐兰英。没想到作为杜蒙县的首府的泰康镇内的道路，远不如县乡公路那么广阔平坦。春娇说，杜蒙是国家级贫困县，尽管这几年经济的增长在全省各县是最快的，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欠帐太多了。听说你要来采访，街道办事处专门用拖拉机清理了道路，还帮乐兰英家打扫了卫生。
这是小巷中一个残破的院落，房舍也很陈旧了。院子里站满了人，好奇地看着这位被人遗忘的老知青家里来了这么多坐小车的客人。这条小巷好像从来没有进来过骄车。经过打扫的家里还很简陋，没有像样的家俱和电器，墙上的几张照片显示着主人和大城市还有些许的联系。乐兰英身材不高，很瘦弱，她的丈夫老王头发都白了，背也驼了，显得很苍老。乐兰英看着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有些不知所措，她可能怕我们怀疑她知青的身份，马上拿出几份已经发黄的纸片给我看，一张是当年她来黑龙江插队的乘车证，上面印着：1970年２月17日，6２２次火车，3车厢，75座。还有一张是上海革委会给知青的“慰问信”，开头的话是：“革命小将们：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看了这几张纸，大家都笑了，我说：“乐兰英，谢谢你了！你有功了，为博物馆收藏了几件文物！”她也跟着我们笑起来，看得出，她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按着采访知青的惯例，我又从头问了一遍，她如实说来：
我是上海黄埔区15中初三的学生，我和低我两届的妹妹红英一起，于1970年春天下乡到林甸县东风公社战斗大队的，我们家里的弟弟妹妹很多，我和妹妹走了，他们就可以不下乡了。贫困的战斗大队为我们一起来的２0个知青盖了房子，我们能参加的“战斗”就是种地锄地收割打粮，还要种菜养猪。尽管纺织工人家庭出身的我们姐俩从小吃过苦，但劳动的艰辛，还是让我们难以忍受。特别是我在地里干活，太阳一晒就头疼，有时痛不欲生。当时躲避农业劳动的惟一办法就是嫁人，回到家里养儿育女伺侯公婆。经村里好心人的介绍，我下乡一年后就嫁给了村里特别能干的木匠王志远。他手艺不错，队里修理农具离不开他，一年能挣3500到4000个工分，他不让我再下地了，当时我也很安然，“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嘛！我和妹妹红英一起搬出了青年点住进了老王家，两年后妹妹也嫁给了村里老实巴交的农民赵景平。当时我们姐俩与普通农民相结合的行动受到高度赞扬，然而我们个人的人生悲剧也从此酿成。197２年，我和王木匠的第一个女儿降生了，可能是南北杂交的优势，那孩子特别漂亮，我和老王给她起名王花。隔了一年多，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降生了，还是个漂亮女儿，叫王芳。公婆不太满意，他们更希望儿媳生个孙子。当地农村重男轻女很普遍。遗憾的是我没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又生下了老三王红，还是个女儿；又生下了老四王杰，也是个女儿！虽然是一水水的漂亮姑娘，可老人还是不答应。我们迫于家庭压力，又生了老五，终于是个男孩子，起名王军！公婆高兴了，总算有了接老王家户口薄的。可是，我的身体垮了，因为超生，我们家多次被罚款，家里一贫如洗。
真的很不幸，兰英作为一个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没能走出落后农村的怪圈，她给自己造成了的苦难，也会遗害给自己的孩子！还好，红英只生了一个儿子，不像她的姐姐遭那么多的罪！也许是命好，如果第一个生的不是儿子，那就很难说了。
政府并没有忘记知青，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1981年县里又把没有返城的知青集中到条件比较好的泰康镇一心公社一心大队，兰英和红英的丈夫和孩子们都搬到了新盖的房子里，日子也有所改善。当时如果她们两人回上海，也可按政策安置。可农民的丈夫安排不了工作，一家人在上海是难以生存的。她们只好随遇而安了，在这个贫穷的农村年复一年地艰难地生活着。五年后县里把没有返城的所有知青，都招工进城安排了工作。上海知青办还花钱给兰英家盖了一套30多平米的房子，虽然地处城郊，他们一家已经很满足了。兰英和红英都被安排到了毛线厂当工人，可惜兰英的心脏病很重，让二女儿王芳接了她的班和二姨红英一起一班了。不到两年这个厂子就黄了，全体工人都下了岗，工厂连发退休金的能力都没有。
没办法，红英和丈夫回了上海，她在街道上找到一份工作，丈夫在小区扫楼道，儿子上了学。妹妹一走，兰英感到很孤独，经常暗自神伤，偷偷落泪，她不想让丈夫和孩子们看到。
我们的到来，使乐兰英像见了亲人般地高兴，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但脸上的愁云还重重地挂着。我问起她的五个孩子：老大王花按政策回上海了，先安排到一家纺织厂，后来也下岗了，和爱人一起打零工，还能自食其力。老二王芳，从毛线厂下岗后，在一家宾馆当服务员，现在也下岗了。兰英叫她和我见面，她正站在屋里，听我们和她妈谈话，穿着打扮和大城市的姑娘一样。我又问起老三王红，兰英说，到上海找她大姐了，她在一家商店收银，丈夫开公交车，日子还可以。那老四王杰呢！兰英指着屋里抱着孩子的她说，现在也没工作，靠她丈夫打工养着呢！
我想，五个子女的乐兰英如果在人口锐减的俄罗斯可能是英雄的母亲了，可是在人口超员的中国农村她的境遇肯定是很困难的！我又问起他们家族最看重的宝贝儿子王军。屋里都沉默了，谁也不说话。后来还是兰英说了：“王军在监狱服刑呢！”说这话时，她脸色阴沉，低着头，很难受的样子。我的心也是一沉，不禁问起原因。兰英和老王你一句，我一句，我也听出了原委。那是去年1２月的事，初中没毕业的王军缀学回家跟父亲学木匠。可不是知为什么平时老实内向的他，在小巷里抢了人家的手机，可能是出于好奇。他抢到手机后马上给别人打电话，当天就被抓住了。当时正赶上“严打”，家里又没钱请律师，又交不起罚款，结果王军被判了六年！在场的兰英所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也说，王军这孩子平时确实很老实，很听话，也不知怎么鬼迷心窍，犯这么大的事儿。听了王军的事，我不知怎么安慰他伤心的父母，只是说有空多去看看他，让他好好接受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家！兰英说，监狱很远，一去要花路费，还要给孩子买点吃的，去不起呀！我一时还搞不清王军犯罪的原因，但家庭贫穷、教育不足肯定是不可回避的因素。
我又问起兰英一家的经济来源，她说只靠每月130元的社保金。是每人130元吧？我问。她和老王都说，全家130元！那买粮买菜的钱都不够吧？我又问。她说和老姑娘一起过，靠老姑娘的丈夫打工挣钱买粮，其它没有什么花消。陪同我的张春娇说，县里许多家都靠养貂和狐狸发了家，你们为啥不养？老王说，我们没有本钱。一对貂崽儿就得一千多元。现在我家养了一口母猪，虽然挣不了钱，但可以零钱变整钱！
兰英说，现在我们家最值钱是老母猪，还有一台缝钮机，那是我结婚时，我妈给我买的。她指着墙上的照片告诉我，老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好多年没回上海看她了，说到这儿，兰英很难过的样子。
离走前，我把自己兜里的500元钱都给兰英留下，她不肯要，我说都是老知青，我早就返城了，你还在扎根。让我表示一下心意吧！张春娇说，没有工作的那两女儿，我帮助你们想办法。
从小巷走出的路也很艰难。下雨时淘出的大沟，我们的车费了很大的劲才冲出来！在路上我和哲学博士张春娇说起知青运动。她说，知青到农村说是接受再教育，其实是和农民互相教育，知青留下最大的是文化影响，推动了农村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有的知青，被农民的落后文化同化了，现在他们没了“知”，也不“青”了，和农民没有区别了。对这些人，我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说，你说的对。但我面对身处苦难的他们，已说不出责怪他们的话了。我们还是多帮助他们吧！她说，那是当然。
第二天早上，我在下榻的天湖宾馆门前散步回来，看到坐在大堂里的乐兰英和她的二女儿王芳，她们走了十多里的路，为我送来两盒当地的特产牛肉干。我心里很不安！兰英看着富丽堂皇的宾馆说，这么大，这么漂亮！王芳说，我妈有十年没进城了！
她们走出宾馆很远还向我招手、微笑，可我怎么也乐不起来。张副书记说，我用车把你们送回去！
也许，我应该做个交待，在我写了以上这篇文章几个月后，也就是在２008年的春节，我接到乐兰英的二女儿王芳的电话，她刚和我说了一句拜年的话，就在电话里哭起来：“我妈去世了！”她说，妈妈听说上海有政策，返城的老知青每月补助几十元钱，她也想把自己的户口办回去，也能享受这个待遇。临走前，她让女儿给她找一身绿军装，还背上一个军用书包和军用水壶。她说，当年我是什么样来的，现在我要什么样回去！回到上海后，住在大姐家，可能一路上太累了，也可能事办得不顺利，不几天心脏病犯了，结果抢救无效，死了！王芳说，爸爸也赶去上海了，处理妈妈的后事……
乐兰英就这样死了，一个上海女知青的不幸命运，让所有善良的人感伤。我对王芳说：“孩子不要难过了，你妈妈还算幸运，无论怎么说，她还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