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有这样一个家底，父母都是老干部，当年他们的六个儿女，有五个奔赴内蒙古和黑龙江下乡。小小的年纪背井离乡，天各一方，父母牵挂，兄妹情长，几十年风风雨雨，又演译出多少感天动地的故事？也许再天才的作家也编不出来，我有幸对这一家进行了采访，在此展示这些故事的片断。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也借鉴剧作家的经验，先为读者列一个人物表：
王河： 父亲 1940年参加新四军 曾任原子能研究所副书记、副所长 健在 87岁
高严放：母亲 1943年参加四新军 曾任二机部驻沪办事处处级干部 2002年8月去世
王晓河：长子 1949年4月出生 1968年下乡到内蒙古丰镇县插队 1973年到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读书 毕业后曾在中央党校和人民日报供职
王晓放：长女 1950年9月出生 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38团 1975年到南京工学院学习 后任院团委副书记、系主任等职 现任上海第二工大纪检委副书记
王幼放：二女 1951年9月出生 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38团 1976年病退返城 曾在上海向阳化工厂当工人后任厂总支书记 现任上海远程教育集团纪委副书记
王幼河：二子 1952年7月出生 1968年下乡到黑龙江建设兵团38团 1980年因病返城 先在苏州电厂当工人 后调上海胶鞋厂当工人、厂组织科长、副厂长、党委书记 现任华艺集团房地产公司总经理
王再放：三女 1953年出生 1969年下乡到黑龙江省爱辉县西岗子公社盘长沟大队 1972年因病返城 曾在军工厂医院当医生 后在上海医大进修两年 在房地局医院和华山医院当过医生
王也放：四女 1969年也要下乡被拒绝 后当工人 又上学现任上海市教委机关党委书记、副厅局级调研员
现在，我们的故事可以开始了。
1969年春天，混乱的上海。
王洪文之流卷起的“一月风暴”，又让这个千万人的大都市，几家欢乐几家愁。也许王河就属于愁苦交加的一位，原子能研究所本属军工保密单位，造反派也在活动，他们新四军这些老干部也在被怀疑被炮轰之列，回到家只见妻子老高在哭，晓河、晓放、幼放、幼河这四个孩子都走了，老大晓河跟着同学去了内蒙的丰镇县，那可是个最穷的地方，其他四个孩子都一起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的38团，听说那里靠近珍宝岛，边境已经打进来了，他的心整天都悬着。
现在老五再放、这个15岁和女孩子也要走，而且报名要去靠近黑龙江边的爱辉县插队，那又远又冷又穷，小五的身体又不好，她能挺得住吗！可小五自己已经把户口偷着迁走了。小五多才多艺，是学校的文艺队长又是广播站长，她要下乡的事人人皆知，不让她走也不行了。
望着一贫如洗的家，老王和老高一阵犯愁，走一个孩子带走一套行李和生活用品，虽然作为高干家庭，他们的日子也可以，可也架不住一次次的“洗劫”呀！为了给孩子们带点生活费，他们已经向老战友借钱了。这次小五走只能从俭了，妈妈带着她到寄卖商店，想给她挑了几件旧衣服，她说我可不能穿别人穿过的旧衣服，她还要求“一视同仁”，和哥哥姐姐一样，也要带一个小箱子。没有办法他们又去借钱了。
在小五走的那一天，老两口都难过得没到车站送行，列车开动的时候，她微笑着向同学们挥手，可这两位经过战火考验的老战士还在家里流了眼泪，老高说；“孩子太小了，又走这么远！”她有些后悔，当时要是同意她跟着大姐二姐和小哥上38团好了，孩子们在一起也有个照应。
没想到，家里又闹了“地震”，在学校当红卫兵小头头的小六也放也要追随哥哥姐姐们上山下乡。当年母亲参加革命时为了表示走出封建家庭的决心，在自己的名子上加了个“放”字，她生了四个女儿的名字也都带个“放”字――“晓放”、“幼放”、“再放”、“也放”，这回她们都要“放”了，这位老革命也受不了了。
最后还是学校下了死令，不许她下乡，安排手表厂当了工人。同时也放成了下乡的五个哥姐的联结员，给父母念他们的来信，帮办他们的事务。全家只有她最了解哥姐们下乡后的情况，这次我对他家的采访，只有她谈的最多最细。
后来上海革委会领导马天水还在大会上表扬老干部王河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去下乡。上面还安排他到处作报告，其实老王心里很苦，他怎么希望自己五个学品兼优的孩子都下乡呢？要不是因为文革，他们都会很有出息。
1969年春天。
让我们的目光再转到黑龙江南岸小兴安岭大山里的小山沟，这个四面环山的小屯子叫盘长沟，只有几十户人家。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在这个严寒春天突然有了生机，因为来了一帮上海青年，那个高挑个白净脸的小姑娘见人先笑后说话，十分可爱。队里把她送到黑河的医院学了几个月，后来就当了赤脚医生。她就是小五王再放，成了屯子里最忙的人，总是东家走西家串，送医送药上门，白天黑夜都不耽误。小屯子稀稀拉拉，户与户之间要走很远的路，到了晚上野狼的嚎叫让人毛骨悚然。可只要老乡招呼，小五还是硬着头皮去给老乡打针或接产。最可怕的是到三十多里远的西岗子公社取药，要是队里不去车，只好她自己走，回要走六个小时。傍晚时分，黑黝黝的大山像魔影一样向她压来，树上的鸟对着她怪叫，为了壮胆，她有时大喊，有时唱歌，那声音都是颤抖的。
有一次，她走到一片树林边上，突然一片乌鸦忽拉一下飞起，遮天蔽日的，她眼前一黑，一下子跌倒在地，昏了过去。也这不知躺了多少时间，突然听到有人叫她，起身一看是队里的会计。他问：“小王大夫，你怎么了？”她说：“不小心摔了一跤，有点头昏。”回来以后，小五就病了，发高烧，连拉带吐，可她对谁也没说，还照样挨家巡诊。
王再放是把这些往事当笑话给我讲的。她还记得一个叫武英的女知青在脱谷时，突然手被绞进机器里了，她马上赶来，紧急包扎，然后坐着马车把她送到公社医院，又转到了爱辉县医院，由于小五处理及时和得当，她的手保住了，返城在一家托儿所当保育员，日子过得很幸福。小五还向我讲起和接生员第一次到老乡家去接生时的紧张和惊喜。
她说，当时很忙也累，生活条件也很关，可一点也不觉得苦，只是太想哥哥姐姐们了，读他们的信，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每一次我的眼泪总是止不住……
1970年早春。
让我们的目光再转向从密山到虎林中间那个叫兴凯的小站。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姑娘孤独地站在冷风嗖嗖的站台上。脚下还有残雪，远处的完达山还灰土土的，没有一点绿意。她就是我们的小五，她是从爱辉出发，来到38团看自己的哥哥和姐姐，她的小书包里装着饼干和糖块，还有她自己为他们炒的香喷喷的炒面。
三天前，她从盘长沟坐着马车到了公社，又换汽车到了嫩江，再换火车到哈尔滨，再转车到牡丹江，对于一个16岁的独身的小女孩子，这路途太遥远又太艰难了。可能在火车上吃了不洁的东西了，在车上小五拉肚了，一会跑一趟厕所，脸色惨白，走路一点劲都没有。到了哈尔滨，她躺在的坐席上起不来了，还是一个热心的小伙子，把她扶起来，帮她背着书包，把她送到候车室。她孤零零地躺在长椅上好几个小时，一直到等来到虎林方向的火车。
又是十多个小时的不吃不喝，小五好容易到熬到了兴凯，同时下车的人都走了，只有她站在寒风里发抖，已经给大姐晓放发了电报，为什么不来接我！她又紧张又委曲，不知道这时大姐正在会议室给团党委会作记录，她是团政治处的秘书兼打字员。
当晓放委托的那个女知青跑到站台时，小五已是满脸的泪人，她破涕为笑地跟着人家走了。姐妹相见，好一番亲热，大姐给她洗脸，喂她吃药，又是给她买好吃的。她们一起跑到基建连看二姐幼放，她已当上了连队的小排长，齐耳短发，很干练的样子。正好连里开联欢会，小五还上去给大家跳了新疆舞，在掌声中小五很陶醉的样子。在团里当警通排长的二哥幼河，也从珍宝岛前线回来看他，小哥的脸晒黑了，也长高长壮了。她说：“你这回可真成男子汉，要是回家，妈妈肯定不认识你了！”
大姐说，我们照一张像吧，于是他们在团部照相馆，留下他们最珍贵的青春纪念。
听说王家的四姐弟兄妹团聚了，团长也来看他们，看着他们亲蜜的样子，他对小五说：“干脆你也调来吧！”她笑着，没有答话。她多么愿意和姐姐哥团聚呀，再说这里开工资，她在屯里挣工分，已经辛苦了一年了，一分钱也没分到。可她真舍不得那些盘长沟的老乡和战友，是他们选她当赤脚医生的，还等着她看病呢！
真要到走的那一天，小五一早起来就哭，直到上车时还哭，大姐姐生气了：“哭什么哭！影响多不好！”后来她还给爸爸写信告了她一状：“小五走的时候表现不怎么样，哭哭涕涕的，影响很不好！”大姐是家里的革命派，她虽然是老二，却是第一个下乡的，在家里她是弟弟妹妹的“首长”，连大哥也让她几分。小六很不以为然：“哭有什么不好，小姐才16岁，自己在小山沟里，多可怜呀！”妈妈在旁边暗自神伤。
其实一上车小五就不哭了，她打开大姐给她装的书包，里面都是奶粉，她知道妹妹身体不好，这是给她准备的营养品。回到屯里，小五立刻跑去巡诊了，她觉得老乡们一天也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他们。姐姐的奶粉她一袋也没吃，都给了重病人和产妇了。
可后来小五还是被上海的巡回医疗队赶回了家，当时本来就有心脏病的小五，又得了风湿病，关节都肿了，连走路都困难了。医疗队的医生说：“你这样下去很危险了，快回上海住院吧！”她只好走了，想尽快治好病，好回来为乡亲们服务。
回家后，她和母亲住进了同一家医院，她的心脏病也犯了。正好二机部的部长刘伟来上海检查工作，听说老干部王河所长的老伴和女儿都住院了，前来看望。刘部长知道了老王的五个孩子都下乡到边疆了，很感动；而小五病的这么重，他心里也很难过。在医院，他就给老王下达了命令：“小五病这么重，不能回去了！”他当即给上海的一家部属军工厂打电话，安排小五病好后，到这个工厂的医院工作。当场小五痛哭，只是因为，她要离开她心爱的盘长沟了。
小五是1972年春节前离开那个生活了三年的小屯的，那天大雪纷飞，全村人都出来为她送行，大家都流了泪。马车已经过了屯前的那个小山坡，大伙还站在风雪中，目送她消失在远山中。一路上，小五的泪水也没干，她觉得欠了乡亲们一笔债呀！
1973年7月。
让我们的目光再转到遥远的内蒙古大草原深处的丰镇县。这回我们要说到王家的大哥王晓河，因为我没有直接采访到他，不能为读者提供更多的细节。大概是这样，这个英俊的小伙子是上海交大附中的高才生，又带头到了最艰苦的内蒙插队，到了队里，因为特别能吃苦，又有工作能力，很快当了生产队长，还被借调到县团委工作，那年实行推荐优秀工农兵上大学，王晓河理所当然地被贫下中农推荐了，而且分到他们县的招生指标是上海复旦大学。可王晓河拒绝了对自己的推荐，他极力推荐自己的另一个同学，他的理由是他的表现不比我差，而且他的父亲是交大的老党委书记，文革中受尽磨难，他们家的困难很多，他回上海读书还可以照顾家。
当时，来招生的老师很为难，他只好如实向学校报告，校方非常感动：“这两个知青，我们都要了！”为此他们又给丰镇增加了一个指标。就这样晓河到复旦大学哲学系读书，毕业后，被中央党校选中，很快成了这个学校最年青的局级干部之一。
这之后，大姐也被推荐上了南京大学工学院；二姐、小哥都因为有病分别于1976年1980年返城了。
随着文革的寿终正寝和上山下乡运动的终解，王家又恢复了平静的生活，经过十年的风霜雨雪的锻炼，王家孩子个个都有出息，老爷子很安然，可老太太却在磨难中病情加重，过早去世了。
1998年3月。
我们的故事没有完，请读者再把目光转到那个叫盘长沟小屯子，这一天，全老乡们都跑到村口迎接一位贵客。35年前，他们就是在这里把她送走的。“小王大夫回来了！”大家奔走相告。是的，当年的赤脚医生王再放真的回来了，还带来她的丈夫胡晓辉，他当年是吉林省榆树县四排子乡插队的上海知青，后来当了兵，转业后在一家研究所当党委书记。
这次他们夫妇回家省亲，先到了吉林又到了黑龙江。当年相识的老乡一个个地和小五拥抱，每一个人都是泪水盈盈。更让再放难过的是，三十多年了村里变化不大，老乡还是住在那那些陈旧的土房里，学校、卫生所也都是老样子，经济不发达，老乡的日子还很穷。她和先生商量，想尽自己所能为要家乡做点实事。
那一年的7月，再放又来到了盘长沟，还带来了上中学的女儿，她说要给她补上最重要的一课。她把自己的积攒的五万元交给了县里，请他们再支持一下，给盘长沟修条路。“要想富先修路。”可只靠村里自己的力量，办不到。
第二年，这条从盘长沟通向公路的7公里的乡路修成了，王再放没来参加通车典礼，也谢绝用她的名字来命名这条路。当时在黑河市（原爱辉县）当局长的9个上海老知青代表她为公路剪彩。
已经退休回家的气象局副长高福标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盛况。他说，再放和丈夫都不是大款，他们能捐资修路，把当地人都感动了。那钱是他们从生活费中挤出来的。
高福标说，在这条路的边上立一个碑，那上面刻着王再放写的三个字“涌泉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就是我们所有老知青对关爱过我们的乡情的情义，当然也包括王家的五个战友。
纸短情长，文章已经不短了，但王家的知青故事只是说了些片断，只能以后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