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我们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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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走上高高的兴安岭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啊,

我了望南方,

山下是茫茫的草原,

它是我亲爱的家乡……”

学会唱这首歌时,叶磊还是一个中学生。他本来是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后来因国家经济困难,他们被调整到了普通中学读书了。他学的专业是二胡,他也喜欢唱歌,一个很漂亮的男中音。这不,他刚刚学会这首新歌,这时他佛仿就站在高高的兴安岭上,俯瞰滔滔林海,他引喉高唱,他听到了大山里悠长的回声。

没想到,命运的安排,几年后,他真的走上了高高的兴安岭,而且在大兴安岭北坡、黑龙江畔的那个小城呼玛呆了整整25年!

1969年,正在上海新庄中学读高二的叶磊报名到黑龙江插队,同时跟着他走的还有他的妹妹叶凤兰,本来她们69届的初中生还没分配,她咬破自己的手指,用鲜血写下“屯垦戍边保边疆,广阔天地炼红心”几个字,学校只好也同意她到边疆插队。11月28日,凤兰和哥哥一起登上了北去的列车。那飞驰的列车一直向北,过山海关,越沈阳、长春、哈尔滨,像车上的知青一样意气风发地爬上了风雪苍茫的兴安岭。望着一片片青翠的松林,还有那潇洒的白桦林,叶磊又和妹妹一起唱起了《走上高高的兴安岭》。

然而,实现生活并不像唱歌这样浪漫,他们被分配到黑龙江边陲的一个几乎被大雪吞没的小山村,临时住进了一所小学校的教室。到了夜晚,风声呼啸,寒气袭人,睡不着觉的叶磊坐在大铁炉子前取暖并赋诗一首:

“夜深人静皆似醉,

悲风瑟瑟耳边催,

今日飞雪泪自泣,

何年何月得回归。”

第二天一早,在食堂吃饭时,叶磊把自己的新作送给妹妹看。她毫不客气的把哥哥教训了一通:“我看你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太浓厚了,真要很好地改造!”

和妹妹的期望一样,叶磊真的接受了很好的改造,他到了跃进林场当了采伐工,主要工作是跪在雪地里用弯把子锯,把参天的大红松放倒,“顺山倒啰!”是他最豪迈的歌声。更严峻的考验是抬大木头,近千斤重、长十多米的大木头,要四个人抬出林子。叶磊抬很吃力地抬第三扛,他和大家一起喊着号子:

“哈腰挂,那个嘿哟!

挺起腰,那个嘿哟!

朝前走那个嘿哟!”

豆大的汗珠顺着他的脸淌下来。没人知道,因为小儿麻痹病的后遗症,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要细,根本吃不住劲。但是,他挺着,不肯落下一步。只是晚上,在宿舍的昏暗灯光下,他拿起二胡,拉《病中吟》和《二泉映月》,那曲调很悲凉。半年以后,当健壮的林业工人叶磊经常对着林海唱《走上高高的兴安岭》时,他被调到了林场子弟学校,那里正缺一个音乐老师。在偏远的林区,上哪儿找这样又能拉又能唱的人!这回叶先生真有用武之地了,作为上海的老高中生,子弟校没有他不能教的课。

命运又有了转机。1971年学校放署假,叶老师到离他们最近的呼玛县买教材,因为没有当天返回林场的汽车,他住在县招待所里,这时正好有几个住宿的知青,晚上无事,拉起了胡琴。闻声而去,叶磊小试牛刀,给他们拉了一曲《山村变了样》。他端坐扶琴,沉思片刻,俯身拉弦,月板有眼,弦动音飞,欢快明丽,一派人欢马叫之场景展现在大家面前了。“太好了!太好了!”招待所有的客人都凑来当听众。

外行看热闹,内行听门道。孰不知,这位姓叶的年轻人,可有一身拉二胡的“童子功”,他的启蒙老师是中国二胡大师级人物王乙先生,他是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当年小叶的同学闽惠芬已是世界着名的中国二胡演奏家了。若不是社会动荡,这位叶先生绝不会沦落到边塞之地的。

天下谁人不识君,虽是边塞遇知音。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县城,什么声音也瞒不过耳朵很长的县文化局长,听说招待所里有佳音,他也跑来了。他一听便知,真是天赐人才呀!他立刻对叶磊说:“你不要回林场了,明天就到县文化馆报到。其他事你不用管了,我来办!”正是时不我待,地区要搞知青汇演,县里正为没什么节目犯愁,没想到人才和节目送到眼前了。

就这样,不经意间叶磊成了县文化馆的干部,当年冬天,他就正式调到了县文化,当上了以工代干的文艺辅导干部,后来县里为他转了干,再后来他当了业务副馆长、馆长。当然叶磊没有让发现他的文化局长失望,也没让给他许多特殊关照的县委和政府失望,他不仅自己在地区和省里得过表演、作曲、论文的大奖,而且通过他的突出作用,使曾十分消沉的呼玛群众文化活动非常发达,一个不到万人的小城竟组织过千人大合唱,那大合唱和每年的“呼玛之夏音乐会”的指挥都是叶磊。当然总指挥是县和文化的领导,能给他们当助手,叶磊已十分知足了。

在这个远离现代文明的小县城里,他经常西服革履,谈吐儒雅,一走上舞台,他更是风度潇洒,他戴着一付黑边眼镜,脑门锃亮,长发飘逸,很像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陈燮阳。叶磊很快成了呼玛和整个大兴安岭的名副其实文化名人,他还代表文化界当上了县政协的常委。县里的大事小情总有叶老师的活儿。

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我在上海宝山区行知路一个花木葱荣的小区里,见到了告老还乡的叶磊,他坐在自家客厅的钢琴旁,显得很斯文也很安祥。他说他早认识我,还拿出我的名片,那大概是1992年夏天,我陪余秋雨先生游历黑龙江,曾在呼玛上岸过夜,余先生还给当地干部作了一次文化讲演,那个跑前跑后的文化干部,就是这位叶先生,没想到他现在和我一样“聪明绝顶”了。

在老叶的家里,我们见到了那位风韵犹存的叶太太,她更像一位我们过去在苏联电影里常看到丰腴的“玛达姆”。被我猜对了,她真有俄罗斯血缘,大名叫田秀芬,孺名叫娜佳。老叶笑着说:“这是组织给我派来的‘糖衣炮弹’!”老田说:“你可是自愿的!”说着,她也笑了,很爽朗。

故事是这样的。为了能留住叶磊,从县里领导到文化馆的领导都想快点给他找个对象,让女人缠住他的脚。那时,刚调到县里的他在文教食堂吃饭。正好食堂的服务员是个姓田的漂亮的姑娘,她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俄罗斯人,呼玛与对岸只有一江之隔,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通婚很普遍。这位姑娘也算“根红苗正”,父亲母亲都是四十年代呼玛县建党时入党的老党员,他们都是土改的骨干,母亲还当过村的妇女会主任。当时娜佳正年轻,身材高挑,浓眉深目,皮肤白嫩,漂亮得让叶磊打饭时不好意思抬头看她。当时食堂办得不太好,叶磊常和另一个上海知青做小灶,也在林场当过三年知青的小田,很同情他们,有时食堂有了豆付,也给他们送两块,当时这就最有营养的了。也许就因为这几块豆付,小叶就和小田多了点情份。

我想,还是老叶先有想法的,这时他的胆也大了,有机会他就多看她几眼,有事没事的,也找几句话和她唠。眉目传情中,双方也读懂了对方的心思,可谁也没有点明。叶磊的顶头上司佟馆长一直关心他的终身大事,已经是过来人的他,已经看出了他们的心思,由他出面和田家老人一说,人家很高兴。田老爷子说了:“我早就看好那个小上海了,人老实,有追求,有正事!”老伴有点迟疑,怕以后他把姑娘撇下自己回城。再问娜佳,她说听我爹的。这样一来,叶磊和田秀芬就把大事定了,1976年4月30日,他们双双回上海旅行结婚,叶家父母看到儿子娶回个漂亮媳妇,特别满意。邻居们都说:“看老叶家儿子真有本事,下乡到边疆,却娶回个一个外国媳妇!”

叶磊和亲爱的娜佳在呼玛安了家,很快县里给了房子。那是一个充满田园诗般的小院,满院鲜花,满架瓜果。在这个小院里,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来的都是当地的文化名人,还有叶磊的学生,歌声琴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但是,叶磊并没有“乐不思蜀”,回不回城他并不在意,他就想通过上大学再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当时哈尔滨师范学艺术系已经相中了他。县长对他说:“学什么,你是全县最有学问的,足够用的。”他又说:“你就在职学习吧,又不耽误县里的工作,只要你学习要用钱,找我批!”他没有失言,以后无论叶磊上电大,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到外地观摩,参加笔会、学术讨论会,他都给批钱。在一个财政十分困难的边疆穷县,这是很破例的。他知道,给老叶的银子不白花,他是一个地方文化的“孵化器”。

也许就因为有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叶磊,一个边远的小县的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带出了一支队伍,他培养了一批人才,还创作了一批歌颂家乡的作品;他让一个缺少文化的地方,养成了文化习惯,形成了文化风尚。

我以为老叶的最大贡献是他挽救了一个极少数民族的文化。鄂伦春族是一个生活在大小兴安岭密林中能歌善舞的游猎民族,但自身的文化正在一点点消解。被称为“黑龙江的王洛宾”的叶磊,他走遍了大兴安岭中所有鄂伦春居住的部落,记录他们的歌声,每遇到一个老歌手他都兴奋得忘记吃饭和睡觉,通宵达旦地听和记。那时没有携带式录音机,他就找到当地驻军,请他们出车拉着发电机,再带动电动录音机,完成自己的任务。就是在那位叫戈淑贤家里,他收集到了《心心相印的人》、《嘱咐歌》、《你快说愿意》这几首鄂伦春标志性民歌,经他整理,都收集到省和国家的民族音乐集成里。

后来那些年,叶磊背着录音机走遍了大兴安岭的山山水水,有的村落连公路都不通,他就走羊肠小道。就是在三月,大兴安岭也是冰雪世界,那时他就急着下乡,每次都是大汗淋漓,连棉衣都湿透了。

鄂伦春是个善酒的民族,只有酒喝到高兴时,才高歌狂舞。为此曾滴酒不沾的叶磊也学会了喝酒,他成了许多猎手的酒友,他也变得粗犷和豪爽了。记得有一次叶磊到鄂族聚居的乌鲁布铁村,猎民们为了欢迎他,把新打回的犴悬在半空的铁钩子上,下面架起桦木烤,噼噼啪啪,咝咝啦啦,犴油淌到火里,火苗燎黑了犴肉,这时鄂伦春兄弟用刀子割下一块半生不熟的犴肉送到叶磊的嘴边,这是他们招待朋友的最好方式。叶磊接过肉闭着眼睛把肉吞服下去,然后他端进一大碗酒一饮而尽。大家情绪高涨,又唱了起来,这正中叶磊的下怀,他边听边记,收获特丰。

叶磊成了鄂伦春自己人,他把歌手们唱的歌录下来后,一句句整理,把曲调和旋律用五钱谱记下,再把唱词一字字用国际音标再标上音。他再一句句教给已经不会说鄂伦春话的年青歌手,让他们参加各种比赛,让这个古老民族的歌声传得更远。现在他的鄂伦春语比鄂伦春年青人说得还好,他唱鄂伦春的民歌比他们还深情。

在和鄂族兄弟血乳交融的生活中,叶磊也吸收了艺术的营养,他创作的一百多首歌曲中,许多溶入了这个游猎民族的音乐元素。1980年为举办首届“呼玛之夏音乐会”,他创作了一首歌曲《呼玛河的夏天多秀美》,初稿他是用女声独唱写的,虽然曲子旋律悠扬流畅,却缺少力度。叶磊又几次来到呼玛河观察,那林涛的呼啸,那大河的奔流,那鄂伦春马队的嘶鸣,给他新的灵感。他利用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时学到的曲式、复调和声理论,把这首歌改成了四部合唱,突出了大山的粗犷、激昂、雄浑的特色。他又亲自指挥,使这部大合唱成了这次音乐会的扛鼎之作,受到国内许多专家的好评,也奠定他作为一个优秀作曲家的地位。

但是,叶磊还是在他不想离开黑龙江的时候,走下了高高的兴安岭。根据政策,老叶把儿子安排到了上海读书,孩子小很顽皮,父母年迈想管也管不了,他们来电告急:“你们再不管,孩子就学坏了!”他只好请假,1993年回沪执行家长职责。为了生计,他还在光新中学代讲音乐课,业余时间他重操旧业,为学生排练大合唱,结果这所学校破天荒地在全市中学生合唱比赛中得了一等奖。这时学校下决心,要把叶磊当作奇缺的专门人才调进学校。正在老叶为难的时候,呼玛县的领导表了态:“叶老师为我们呼玛的文化事业奋斗了25年,真够意思呀!我们再不放他就太不尽情理了,他也该叶落归根了!”

1994年老叶领着老伴挥泪告别呼玛的父老乡亲,把住房退给县里,带着两套行李和几大箱音乐资料回到了上海。那个比他更坚定要扎根边疆的妹妹,因为没在当地找对象,早在1979年就返城了。

老叶两口子回到上海连自己的住处都没有,和家里的八口人一起挤在弄堂的36平米的小屋里。后来自己贷款在宝山区买了这套86平米的房子,为了还贷款,他兼了三个学校的音乐课,每周34节,其他时间,还要教二胡、教声乐,还好,吃过大苦的老叶没有被累倒。一直到2001年,老叶才成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自由人。当然老叶在教学和创作上,都有了新的进步,有时他还风度翩翩地出现在这个大都市的舞台上,他成了上海有名气的音乐人。

看到从家乡赶来的老朋友,老叶和娜佳非要请我出去吃饭,我说:“咱们还是来个精神会餐吧!”老叶自弹自唱,先是唱鄂伦春族的经典歌曲《心心相印的人》,是用鄂族语言唱的,边唱边深情地望着跟他风雨兼程的田秀芬。接着又唱那首《呼玛河的夏天多么美》,仍然气势磅礴。

我说再唱一遍《走上高高的兴安岭》吧,于是,老叶夫妇和我随着钢琴声,一起唱起来:

“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啊,我听见黄河在歌唱,隔着那层层白云,我闻见了江南的花香。从我的家乡到祖国的边疆,都是我心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