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琪先生是位有感情的人，说起当年一起在呼玛县插队的战友，他都显示出一种亲情，再说起牺牲在那片大山里的战友，他又流露出悲戚之容。他说，我们早就回来了，他们还长眠在大山里，坟头已被荒草掩没了。他们太孤独了，灵魂总在寂寞中。
我想，死亡本不属于青春，可他们在如花的季节死去了，或为崇高的理想献身，或夭折在意外的事故中，或被命运逼下了悬崖……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的悲剧。现在重提那些让人伤心的往事，是为了某种纪念，这种纪念的意义是不再发生。在以人为本的时代，我们才明白，人是第一宝贵的，保护青春就是保护最重要的国家财产，就是保护神圣的社会财富。因此我还是记录下了刘琪告诉我的关于死亡的故事，尽管在前面的故事中，我已讲过几个。
刘琪说，在我八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朋友在死神面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的印象。
他回忆：“1971年底，在金山大队插队的许元的死让知青们开始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宝贵。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的小石匠，十五岁时和二哥一齐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赶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于是他们便扔下手里的工具，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子弹，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后来还和院里的女护士结了婚。这位老革命还是华东野战军第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了上海后，他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
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妈想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和苏联人打仗牺牲，咱们还有四个儿子呢！”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他们哥俩常有诗词往来，抒发雄心报国的豪情。但是中苏边境尽管紧张，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己垢”的实际行动。
在生产劳动中他从不甘人后。有次当地的老乡提出要和知青比赛割黄豆。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干得最好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一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大家都说：“真是将门出虎子，小五子是好样的！”
悲剧发生在12月26日，那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大家一起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着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大家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捂着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着。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着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
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一个知青在小五子身边，帮着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小五子张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同伴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
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作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十一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着他们。十二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从赶来了。这时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着的李金锁戴上手拷。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大家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小五的哥哥和姐姐从上海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县委书记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哥哥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份，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这样，李金锁就被放了出来，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哥哥姐姐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痛哭得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
开始几年，村里还经常有人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走了，也就没人去了。1978年夏天，有个朋友从上海回呼玛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他，伤心地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
听刘琪讲到这儿，我的眼泪也止不住了。一个白发母亲对埋在大山的儿子的思念，让每个人都心痛。
刘琪接着说，谁能想到，在我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从上海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件悲剧――
我们六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的六八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阿安不仅学习好，人也正。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他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带着一伙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从林子里向道边倒运大木头，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拉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下的关系，好多计运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