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等香烟的呛人气味，充满了兆麟街道办事处那间不大的办公室。迷蒙的烟雾中，挤着十多个人，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有人蹲着，也许就为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北大荒曾经有过的身分：连长、指导员、医生、教师、会计、司机、电工、拖拉机手、农工……
“去四个打扫卫生，去五个跟车拉残土，去六个卸货……”呼拉拉上了一大帮人，抢着活的人急匆匆地上工了，这点活也许只够他们干半天的；没抢上的，还要等明天、后天。在人群中，我们看清了那个蹲在街角的瘦小精干的身影。他叫孙刚元，带着北大荒十一年战斗的疲惫和伤痕，1979年冬天回到了家乡，也挤进了待业青年的队伍。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下了自己成了这个他日夜思念的城市里多余的人。他感到委屈、悲凉，甚至屈辱，可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当年15岁的他也是在锣鼓喧天中登上北去的列车的。他在名山农场（12团）的采石场，当上了打石工。他用颤抖的手挥起十多斤重的大锤，三十多斤重的撬杠在他的手上磨起一串串的血泡，可他健壮起来，成了一条汉子。后来他成了打钎能手，能把在烈焰中烧红的钢筋，打成穿透磐石的锐利钢钎，他也锤炼得比钢还坚强。再后来，他又成了排炮的高手，那是最危险的活，他能把随时爆炸的哑炮的引信一个个挖除，每次排炮时，他都在自己身下铺一块木板，他笑着说，为了保自己的全尸。在一次次的生死考验中，他感悟了生命的意义，变得更加勇敢和机智。他又被调到团部当了电工，他点灯熬油啃下了几本《电工学》，又不断在实践中摸索，结果成了手到病除的“电工大拿”，当他屁股后背着电工“三大件”晃在团部的大街时，不知吸引了多少女知青的目光。那时，孙刚元绝不是“多余的人”。
但孙刚元的兴趣在音乐上。也许是受到在文化馆当干部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在文化馆长大的他，对什么乐器都喜欢、都玩过。在下乡之前，他的二胡已拉得不错，可下乡到了采石场，手指变粗了，又是满手老茧，二胡已拉不上了调。到了团部当电工，他又把二胡拣了起来，一拉起来就是如痴如醉，有时休息日，他竟一拉十几个小时，忘了吃饭，忘了睡觉。更让他高兴的是，他拢起了团部一帮爱好音乐的知青。他有一部破电唱机，还有几张老唱片，聚到了电工房一起听唱片，就像严寒的冬夜围着火炉般地温暖和快乐。当时，从北京探家回来的战友带回一张“梁祝”的唱片，那是俞丽拿拉的小提琴曲，他们听得心醉神迷。
他们在广播里一听到新歌，就去信向编辑部要歌片，后来写信太多，连邮费都付不起了。有人出主意，只要把信封的右上角剪掉就不用贴邮票。这样他们的信写得就更多了。孙刚元还通过北京知青梁建一，认识了他作曲家的父亲梁克祥（解放军乐团团长、《北京颂词》的曲作者），曾给他寄过自己谱的曲子，还得到过他的指点。梁建一返城后，还给他寄来一纸箱音乐资料，其中有中国一批大作曲家的通信和手稿，可惜后来在辗转中都遗失了。音乐像女神安慰着一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冰冷的心，但也给带来麻烦，孙刚元因组织这个“裴多菲俱乐部”而影响了入党和政治进步。但他从不后悔，并永远珍惜那美好的时光。
北大荒的泥泞、风雨、大烟炮，并没有动摇他“扎根边疆”的决心，但一个个战友的离去，也让他不时感到孤独和苍凉。他们或当兵，或上学、或招工，走得很堂皇。可是这些机会，都与他失之交臂。本来有当兵的可能，而他想在兵团多干几年；团部后勤有一个上海科技大学的指标，都认为他最适合，可群众推荐，他差了三票。后来他报考哈师院的艺术系的二胡专业，这是他的强项。经过层层选拔，最后合江地区就剩下他们几个人。这时招生的老师问他：“谁是你的老师？”他摇了摇头，那人说，这几个人有的是我的学生，可合江地区只能收一个人。你还到佳木斯录音吗？不想再陪榜的孙刚元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位先生的坦率，也让他很坦率。到了1979年底，团里的知青已所剩无几了，领导来找他：“刚元，你也走吧！你很聪明，又有满身的本事，回家干点啥不行！”在背着简单的行里登上末班回家的火车时，15岁下乡时没流过泪的孙刚元，26岁的他却热泪长流了。
十一年的酸甜苦辣都在其中
车站没有欢迎他的队伍，孙刚元默默地回到了道里民主大院那间挤了全家六口人的9平米的小屋。听着母亲的长吁短叹，看着父亲焦虑的目光，孙刚元坐立不安，他想起了刚到连队时指导员说过的话：你们现在不爱干活，几年以后，不让你们干活，你们心里难受！他终于走进了兆麟街道办事处那间待业的小屋。他那在北大荒风雪中锤炼过的瘦小身体里充满着无穷的力量。那时，他想起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谁能给我一点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这时，有人给孙刚元送来“支点”，他和几个人被安排到基建工地挖地糟，工长命令必须两天完成，他们一上午就完活儿了。因为这比起北大荒修水利每人每天几十方土，简直是小菜一碟，工长怀疑地拿起铁锹瞪大眼睛看了半天。工长又让他们去挑砖，必须供得上瓦工用料，他们跳起“五码”的担子，行如风，稳如钟。这比起北大荒抬木头、扛着180斤的麻袋上三级跳，更是一碟小菜。断钢筋是个技术活，当时没有断切设备，只能把钢筋夹在有刃的工具上，用大锤来砸断。这是孙刚元的拿手好戏，他抡起大锤，“当当”，一锤一个准。在里外三层一片的叫好声中，他俨然成了江湖卖艺的了。
街道办事处不断接到用工单位对这些返城老知青的好评，感叹他们真的“好使”。然而好使的人得不到最能发挥他们作用的位置。当年因为大学里没有平静的课桌、工厂没有他们工作的位置，他们远走他乡，现在他们回来了，却难寻立脚之地。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命运吗？
孙刚元到了一家街道妇女办的纸盒厂当裁纸工，尽管他和另一位知青创造了个人记件的最高记录，每月得到50元的最高工资。可是因为感觉太憋屈，他又去寻找心灵的自由。他跑到苇河林业局的那片大山里，去给工人和家属照相。他背着一台珠江120的老相机爬山涉水，走进遥远的林场，走进林场职工家的小院，看着那一张张朴实真诚的笑脸，他很开心。他白天照晚上冲洗，二寸片一元钱三张，大受山里人欢迎。一年后，他又请在工商局当司机的同学帮忙，办了一个营业执照，成了松花江畔第一批个体摄影员。其实那是个一点也不浪漫的艰苦劳动，每天刚一亮天，他就跑到了江边，为游客拍照，见人就问，能追则追，每天奔波江南江北，一年下来跑的路，早就超过了两万五千里。他天黑才能回家，先冲洗底片，再吃饭；吃完饭爬到9米小屋的吊铺上去印照片，夏天时闷热得汗如雨下，洗印完再烘干上光，装袋写信封，等第二天邮寄，一干就是大半夜。刚眯上一觉，天又亮了，又背着相机到江边干活了。那时最大的奢望是能多睡一会儿觉。
当个体户照相不是孙刚元的理想工作，但不再让父母供养，已让他有些安然。和所有返城老知青一样，他又碰到娶妻生子的问题。在北大荒时，孙刚元也是个“德艺双馨”的好小伙儿，颇受女知青的青睐。可是少不更事的他错了许多花好月圆的时机。在哈尔滨这个浮华的城市，这个被阳光装饰得十分刚阳的老知青，却很难得到美女的关注，更主要是他手里没有多少钱，又没有像样的住房。而艺术情怀深厚的刚元的心境又很高，高不成而低不就，让他心烦意乱。